名家導讀

    《無須立案》（No Case for the Police）繫英國作家V·C·克林頓-巴德利（V. C. Clinton-Baddeley）出版的第四部迷案小說。小說中，任職劍橋大學的戴維博士回到故鄉參加了發小羅伯特的葬禮，而後承擔了處理羅伯特遺稿的工作。無意之中，他發現了羅伯特的一個筆記本，上面記載了故鄉發生的一樁意外事故，警方也是如此認定。但羅伯特顯然看出了其中的蹊蹺之處，可惜未及詳加細述，便已撒手西去。於是，戴維博士出於好奇，依據老友僅留的一些敘述，悉心探究，幾經曲折，終發現這竟然是一起謀殺案！ 
    小說作者V·C·克林頓-巴德利（V. C. Clinton-Baddeley）（1900-1970）出生於英國德文郡的巴德利索爾特頓（Budleigh Salterton, Devon）。他在劍橋大學耶穌學院獲得了歷史學碩士學位。畢業後，他先後當過倫敦知名的劇作家，也當過演員，又是作家。
V·C·克林頓-巴德利於1968年出版了一部名為《我的敵人橫臥於樹下》（My Foe Outstrech’d Beneath the Tree）的迷案小說。小說出版後大受讀者歡迎，在大西洋兩岸反響熱烈，好評如潮。例如，在美國，《圖書世界》認為克林頓-巴德利的小說是“彬彬有禮的驚險小說，別具無與倫比的魅力、寫作風格和機智幽默”，並將其列入當年出版的100部小說。多蘿西·B·休斯（Dorothy B. Hughes）在《洛杉磯時報》上盛贊“克林頓-巴德利具有傑出英國人所展示的纔智，以及文化和學術的成就，而這一切使其成為作家中的佼佼者之一”。而在英國，《書刊與讀者》則贊譽克林頓-巴德利的小說“……時時閃現出風趣睿智和散文風格，帶來了閱讀的愉悅感”。安東尼·勒瓊（Anthony LeJeune）在《簡牘周刊》上更是認為“就文明的娛樂性作品而言……克林頓-巴德利確實是無與倫比的……他現在卻寫出了比英納斯先生更棒的邁克爾·英納斯式的偵探小說”。所有這些紛至沓來的贊譽奠定了V·C·克林頓-巴德利在迷案偵探小說領域裡的地位。
第二部迷案小說《利箭追兇》（Death’s Bright Dart）同樣引人入勝，吸引無數讀者的關注。緊接著他又出版了《時間問題而已》（Only a Matter of Time），由此開啟了克林頓-巴德利的一個迷案繫列小說，並成功地塑造了一位業餘探案專家戴維博士的形像。
    第四部迷案小說《無須立案》的出版則進一步豐滿了戴維博士作為業餘探案專家的形像，使之更加具備令人信服的魅力。難怪該小說被稱之為“富有吸引力的迷案故事”。弗朗西斯·埃爾斯（Francis Iles）在《衛報》上評論說“讀者從巴德利先生那裡所獲得的益處遠超這個美妙故事本身，而尤其讓我感到高興的是，作者對充斥當時社會的種種愚蠢言行所做的強烈反應”。埃德蒙·克裡斯賓（Edmund Crispin）在《星期日泰晤士報》稱贊小說“有著出人意料的巧妙結尾……描寫得令人著迷……”
    一如V·C·克林頓-巴德利的敘事風格，整個故事的敘述口吻從容不迫，娓娓道來，毫無急促之感，但迷案的線索遍布全書。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本書與先前幾部迷案小說的特點有所不同。在《無須立案》中，戴維博士探究案情的過程更顯得輕松悠閑，似乎是旅遊觀光，卻能同時以其敏銳的觀察力，從常人忽視的種種細微之處一點一點地獲得對其原先判斷的證實。比如，注意到某家的門柱上的頂石頭松動這類事便是一例。但他如何仿佛是在不經意之間，不露痕跡地做到這一點的呢？
    此外，他憑借對家鄉地形地貌的熟悉，數次實地勘查案發地點和與案情相關的地點。這既是故地重遊，緬懷少年歲月，又是搜集物證，可謂一舉兩得。功夫不負有心人，居然讓他找到了在常人眼中平淡無奇的一件關鍵物證。但究竟是什麼樣的平凡物件會入他的法眼呢？原因何在？
    當然，戴維博士畢竟擅長邏輯推理，所以，在故事中，他自然就體現出其一貫的推理分析能力，讓讀者隨著他探究案情的步步深入而體驗其條分縷析的思維方式，從而領略到邏輯推理的獨特功用和無窮魅力。
    後有個問題，既然終證實為一樁謀殺案，推翻了警方的認定，卻又為何無須立案呢？
    各位讀者，讓我們一起開啟閱讀之旅，在閱讀之中，明白個中緣由，體驗一番閱讀的樂趣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