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戰結束的時候，那些比我聰明的人，個個心懷竊喜，迫不及待地做出了斷言，認為從此以後，我將不再有任何寫作素材了。他們說：勒卡雷的飯碗徹底砸了。
事實是，迄今為止，在我的十四部作品中，有五部與冷戰無關。作為一個作家，相比同道中人,我感覺更加幸福，因為，柏林牆終於倒下了，而我也可以將目光聚焦到我們時代其他的方方面面。那些研究蘇聯政體的學者，那些紙上談兵的文人，還有那些防務記者，此刻，他們都在絞盡腦汁，尋找新的疆土。我跟他們不一樣，我在很久之前就已經劃定了我的地盤。創作於1981年到1982年間的《女鼓手》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那時，冷戰還處於如火如荼的時期。這個故事裡面沒有喬治·史邁利①，這個故事裡面的角色全部都是新面孔。冷戰，充其量說，也就是一個遙遠而抽像的概念，但是，這個故事卻發生在一個真實的舞臺上。借用我書中的主角約瑟夫的話，這個故事講述的是兩個民族——猶太人和阿拉伯人——之間長期的戰爭。停!停!抱歉，我已經表現出了自己的偏見。在那些年月裡，在以色列，不斷有人向我灌輸以下的觀點：巴勒斯坦不是一個民族；巴勒斯坦人是一群由農民和無業遊民組成的烏合之眾，兩千年來，他們的主要任務就是看護猶太人的家園，直到真正的主人歸來!
這部書的寫作過程十分艱難。開始動筆的時候，我腦子裡還沒有形成完整的布局——我一貫的風格——也預測不出究竟哪一方會贏，確定的是，作為一個戰後活動在奧地利的年輕情報官來說，我曾經審問過無數猶太難民，他們的苦難境遇在我腦海裡留下了永遠不可磨滅的印記。在英國，中產階層中的反猶太思想，我有所了解，可是，上帝作證，相比較我在歐洲大陸以及東歐其他國家所經歷到的，那可就大為遜色了。
巴勒斯坦人也好，阿拉伯人也罷，可以說，我一無所知。我在外交部工作過幾年，那個時候，研究阿拉伯文化的學者們，在我看來，總有股高高在上的傲氣。哪怕他們研究的是其他領域的問題，他們依舊自成一體，拒他人於千裡之外。當然，在他們眼裡，那些親以色列分子，雖然規模要小很多，舉手投足，也是如此。也許，虛擬的外交舞臺和約瑟夫真實的戲院一樣，孰是孰非，又有誰能說得清呢!
不管怎樣，有一天早上，我開始行動了。我的個目標是位於倫敦西區格林大街上的阿拉伯國家聯盟辦公室。那個時候，毗鄰的屋頂上架著攝像頭，幾個百無聊賴、身材魁偉的人在街上溜達。我不知道那裡現在的情況如何，因為我後來再也沒有去過。再也沒有去過中東，也沒有去過格林大街。作品一旦完成，那些地方，就不再去了。
那些日子，住在格林大街的巴勒斯坦解放組織代表是拉姆拉維先生，我約好中午跟他見面。在這之前，我給他送了一本《時代周刊》，封面上有我迷人的頭像。電話裡，我提到了我們共同認識的幾個人。“是的，是的，他是一個很不錯的人。”褐色皮膚的人的嗓音。我心想，如果我們談得來，我就邀請他共進午餐。我想從他那裡得到他能夠提供給我的一切：引薦他人、建議、提醒、鼓動，甚至謊言。無論什麼內容，我都不介意。兩邊的故事，我都想聽。因為巴勒斯坦解放組織對我而言很陌生，因此，我決定把優先權給他們。喬治·史邁利，情報官員，供職於英國秘密情報局MI6，是勒卡雷多部小說中的中心人物。
我按響了門鈴，街上那幾個百無聊賴、身材魁偉的人面無表情地看著我。同樣，屋頂的攝像機也對準了我。門開了，我走進一個玻璃亭子，形狀像豎立的水晶棺，外面有警衛。身後，門咔地一聲關上了。我西裝筆挺地站在那裡，目光穿過玻璃，打量著前方的門廳：漂亮的十八世紀建築。兩個阿拉伯大漢，面露慍色，狠狠地盯著我。玻璃門開了，我邁步進入門廳。那兩個人來到我身邊，對我進行了搜身檢查：長時間、不緊不慢、有條不紊的職業手法。在特拉維夫的盧德機場，在通往亞西爾·阿拉法特臨時司令部的接待室裡，也經歷過如此的遭遇。現在，在格林大街，這套程序依然存在，或者，曾經存在過。無論是阿拉伯保鏢，還是猶太保鏢，他們不隻是對你進行搜身，他們用手和眼睛盤問你，他們在捕捉你的身體對他們的雙手作出的可疑反應。關鍵是時間。他們愛折騰多久，就多久。他們就是想讓嫌疑人意識到他自己的私密部位，自己的口臭，自己的不良企圖。創作《女鼓手》期間，我究竟被搜過多少次身，連我自己都不記得了。可是，對於任何人來說，次的遭遇，往往永遠不會忘記。我的次就發生在那天中午，在格林大街，在我拜訪拉姆拉維先生之際。
自然，拉姆拉維先生始終沒有現身。我一個人獃立在門廳裡。在他的記事簿上，根本沒有約會這碼事兒。他的秘書也從來沒有聽說過我。他在國外。他出去了。他很忙。改天再來吧。改天，那將會是另一個次。打那以後，不知道有多少個阿拉伯人接待過我，他們總是打發我等在一邊。單就發生在接待室裡的事情，恐怕，我都可以寫一本書了。然而，缺席的拉姆拉維先生帶給我的是炮火的洗禮，這個玩笑有些不厚道，因為，他在倫敦的前任被槍殺了，而且，拉姆拉維本人不久也在西班牙被打死了，也可能是被炸彈炸死的，具體我記不清了。盡管如此，巴勒斯坦解放組織是不會消亡的。
格林大街之行之後，我完成了自己應該做的事情。首先，我聯絡到帕特裡克·西爾，他是著名的阿拉伯文化專家、作家。我邀請他共進午餐，原本，這頓飯是應該和拉姆拉維一起喫的。從西爾開始，我的交際圈漸漸擴大。事情往往就是這個樣子，你同時經歷著向內和向外的兩種發展：從朋友到朋友的朋友，我被推銷了出去，接收到形形色色的意見。我的電話鈴聲不斷，每個人都想給你建議，都想告誡你如何纔能避免犯下某種致命的錯誤：為了了解巴勒斯坦人，我的生活終變得異常熱鬧起來。
結果，意義的是我邂逅了約旦王妃迪娜，侯賽因國王的任妻子。此時，她已經嫁給了薩拉·塔馬利，亞西爾·阿拉法特駐扎在南黎巴嫩的青年近衛軍首領。在倫敦，迪娜來無聲，去無影。薩拉則更是神龍見首不見尾，無論何種活動，向來不守時，應該說，這是刻意而為之。盡管如此，終，我們三人聚到了一起，在西區的一家豪華餐廳。在這頓延時開始的午餐上，我首次領略到薩拉對太平洋油鰈和巴黎礦泉水所發表的激烈演說。他滿懷激情，口音純正，措辭高雅，表達生動，旁邊桌上的客人個個聽得目瞪口獃。午餐非常成功。迪娜和薩拉邀請我去他們西頓的家裡小住。薩拉還答應介紹貝魯特的朋友給我認識。為了報答他們的盛情，我盡可能地做到透明、坦白，我打的是明牌：我也會去以色列——雖然我很快就學會了稱呼它為巴勒斯坦——我的目的不是刺探任何秘密，我隻希望能夠旁聽他們的辯論，親眼見一見雙方的辯手。然而，人們還是會把我當作英國外交部的喉舌。沒錯，我的確在那兒工作過幾年，所以，這種善意的猜測就像影子一樣跟著我，甩都甩不掉。也許，這對我有利，因為，直到今天，我也不知道，有些終答應見我的人，如果他們相信了事實——我隻是一個尋找素材的小說家——他們還會那麼慷慨大方嗎?還有外交部，如果它還記得我，肯定恨死我了。
從那以後，像查莉那樣，我騎在情感的鐘擺上，這一刻，搖向這邊，下一刻，擺向那邊。我一般都取道塞浦路斯，在猶太人和散居在四處的巴勒斯坦人之間奔波。這個星期，我去黎巴嫩，或者約旦，或者突尼斯，跟巴勒斯坦人在一起；下一個星期，我則去耶路撒冷，或者特拉維夫，或者內格夫，或者，（一次不幸的遭遇，染上了痢疾）從約旦這邊，跨越亞倫比橋。跟我在一起的，是我的朋友，大衛·格林威，當時正供職於《華盛頓郵報》。我永遠記得，我痛苦地躺在後排座位上，看著大衛信心滿滿地大踏步走過一排等候檢查的卡車，徑直來到檢查站，隨口報出他認識的每一個東方顯貴的名號，說服警衛讓我們率先通過。還有一次，格林威和我包車來到黎巴嫩南部邊境上的一座古老的十字軍城堡。那時，巴勒斯坦人仍舊在占領區——恰恰在那個時候。我永遠也說不清楚，更讓我害怕的是什麼：山谷裡狙擊手的子彈?還是我們德魯士司機的駕駛技術?每逢急轉彎，我們免不了被折騰得在車上東倒西歪，那家伙則會哼哼兩聲，禱告一下。在那些時候，格林威剛好外派在耶路撒冷。他和我一樣，雙方的動向都是他感興趣的內容。早些時候，我在創作《榮譽學生》時，他剛好在東南亞，先後受聘於《時代周刊》和《華盛頓郵報》，報道越南和柬埔寨的戰事。
我真是太幸運了!在創作這兩本書的過程中，我可以跟在他的身後。他具有記者的勇氣，記者的睿智，而這些，恰好是我望塵莫及的。
在見到亞西爾·阿拉法特之前，我度過了漫長的等待時光。在貝魯特，在那間通往巴勒斯坦解放組織辦公室的該死的小接待室裡，讓我憤怒的是，我浪費了無數個小時，但沒有辦法，必須等。在當天的發言人——一個名叫拉帕蒂的先生——出來見我之前，我仔細觀看陳列在室內的以色列集束炸彈和凝固汽油彈，全都布滿了灰塵。我差一點兒窒息，因為，阿拉法特手下眾多的英雄們，全都坐在辦公桌前，嗆人的煙霧充斥著各個辦公室。
在那些日子裡，有一張巴勒斯坦人的臉。所有的戰士似乎都擁有這張臉，甚至包括胖子：一張繃得緊緊的，囚犯一般灰色的臉，四處漂泊、居無定所的愁容，整日與垃圾食品、香煙、緊張的神經為伴。哇哦，革命是富足的。看看他們嶄新的軍裝和靴子，嶄新的車輛，嶄新的電話機，嶄新的武器。被剝奪的感覺來自錢財以外，那是愛情、希望、朋友和家庭的缺失。對於這些無家可歸的孩子來說，再多的金表，也無法彌補他們所受的傷害。甚至連薩拉·塔馬利也不例外。無論他出現在哪一個房間，他身上散發出的那種傳奇式的瀟灑——再加上他的雄辯和人道主義精神——即刻就能吸引住眾人的眼球。盡管如此，他同樣無法逃避那張巴勒斯坦人的臉，而且，他也不想逃避。在以色列入侵黎巴嫩的時候，他們終抓住了他——他們俘獲的別的巴勒斯坦人。薩拉正是因為意識到了自己悲慘的命運，因此，經過了數月單獨的囚禁和審訊之後，他戰勝了自己，作為中庸之道和共同立場的代言人，出現在以色列的電視屏幕上。
會到你住的飯店跟你聯絡的，有人告訴我說，在飯店等著，記住，等待。
寫作就是等待。我蹲守在貝魯特的海軍準將酒店，在裡面的酒吧裡消費了不少錢，那裡的鸚鵡已經可以模仿進出的炮彈的聲響。晚上，我聽見外面連續的槍聲，從黑暗的臥室窗戶向外看，火光在山後閃爍。我在空空蕩蕩的中餐廳喫了炸春卷，旅館的工作人員非常了得，不知用的什麼功夫，竟然可以在如此惡劣的條件下照常營業。喫飯的同時，我始終豎著耳朵，密切注意前臺的動靜。
終於，那個走起路來一瘸一拐的服務員給我送來了通知。我感覺，他大概大半條腿都沒有了，但是，因為他年輕，精力充沛，因此，外人很難看出他的腿究竟傷成啥樣。我剛準備把硬邦邦的春卷塞進嘴裡，他一搖一晃地走過一張張空桌子，朝我這邊過來，眼睛閃爍出激動的神情。
“我們主席現在就要見你，”他壓低嗓門，嚴肅認真地對我說，那模樣，仿佛我們在搞什麼陰謀似的，“就現在，快!”
可是，我真的是蠢到家了。看得出來，他想讓我站起來，所以，出於禮貌，我站了起來，以為他想帶我去見他們酒店的董事會主席。我很納悶，是不是因為我待的時間太久了，還沒有付賬單?或者，主席想讓我在簽名簿上留個名?或者，真實發生的，抑或是想像中的，我破壞了旅館的財產，他想趕我出去?在貝魯特，所有人的行為，包括我自己的，都是難以預料的。
我跟著那個男服務生穿過酒店的大堂，來到前門。我看見一小隊軍人，身穿鬥篷似的外套，雙手藏在衣服的皺褶裡，門外還有兩輛土黃色的沃爾沃轎車，我這纔恍然大悟，他們要帶我去見巴勒斯坦解放組織的主席。
在《女鼓手》這本書的某個地方，有類似的描述：夜晚，貝魯特，穿城而過，不斷換車，隱蔽，時速九十英裡，撞開雙向車道中央的隔離欄，大燈閃爍，逆向行駛。這就是那天晚上我們的真實寫照。我們終的目的地是一棟經歷過炮火和修繕的高層建築，大概有十一二層高。終於，士兵們走過來，對我進行了搜身。此種待遇，我已經經歷了無數次了。我失去了耐心，態度蠻橫地說，我已經受夠了。他們微笑著，向我致歉，然後，退向一邊，恭送我走向阿拉法特的身邊。他身上佩帶著一把銀色的手槍，穿著一套熨燙得十分平整的軍裝，身上散發出一種嬰兒爽身粉的味道。我們禮節性地擁抱了一下，我發現，他臉上的胡茬是銀白色的，不算太扎人。
“大衛先生，你為何來這裡?”他問道。沒想到，他用我的名字稱呼我，並且把雙手放在我的肩膀上，像一個神情憂慮的醫生，仔細打量著我的眼睛。
“主席先生，我來這兒是想把我的手放在巴勒斯坦人的心髒上。”
他抓住我的手，將它貼在自己的胸口上。他的手很柔軟，像女孩子的手。
“大衛先生，在這兒，就在這兒!”
無例外的是，阿拉法特，也有那張巴勒斯坦人的臉。他的臉可以像燈塔，大放異彩，也可以像小丑，表情誇張，更可以像政治家，凝重嚴肅。他的眼睛炯炯有神，你禁不住會對它們作出反應，除非你是一個吝嗇鬼。他說話的時候，時不時地會情緒高昂，以突發的靈感打破常規的表現，滿足聽眾的需求。他可以像老師一樣對你循循善誘，而當他聆聽你智慧的陳述時，他表現得像一個痴迷的學生。然而，在各種角色的轉換間隙，你看見另一張臉，一張過度敏感的小戰士的臉。他失去了自己的戰馬，你有一種無法抑制的衝動，你要幫他去找回那匹馬。我被阿拉法特征服了，這原本就是我希望的。我希望像我塑造的查莉那樣，被人征服。我希望她成為一個擁有雙重許諾的女人，並且為雙方效力，因此，也注定要背叛他們。就這樣，用眼下時髦的話說，我順應潮流：順應兩股潮流，兩股截然相反的潮流。當我在西頓的時候，我住在薩拉和迪娜家，一棟被戰火摧殘得傷痕累累的漂亮屋子，院子裡有山羊，有檸檬樹，還有貓和狗。我聆聽薩拉熱情卻又不失同情心的雄辯，還聽到了擔任我警衛的那幾個小戰士的故事，經歷了——此刻，寫作過程中，再一次經歷了——悲憫夾雜著勇士的鬥志，查莉的控制人，約瑟夫，擅長的就是開發、利用這種復雜的情感。
***
那麼，怎麼解釋恐怖活動呢?你憤憤地問。暴力活動呢?還有，猶太校車上的炸彈?難不成我真的是過分樂觀、愚蠢低能，竟然對發生在眼皮底下的事情視而不見嗎?
哇哦，我什麼都明白。
哪怕你在貝魯特隻停留很短的時間，你也能嗅到門外的恐怖氣息。哪怕你是個門外漢，沒有任何專業知識，你也能分辨出，跟你說笑的那些人，一半以上都應該平躺在心理治療師的治療床上。此外，你還能意識到，自從嬰孩時起，他們的生活就完全錯位了，他們的生活充斥著暴力，他們已經學會將“正常”的社會視為敵對的靶子。那些被視為賤民的人變成了賤民——引用奧登的話來說，對他們施以邪惡，他們就將邪惡報以他人。
我跟一個組織的代言人交談過，這伙人公開脫離了巴勒斯坦解放組織，成立了自己的恐怖團伙。他手下的士兵，有男有女，全副武裝，懶洋洋地靠在牆根下。東道主身後的牆上，掛著一幅帶相框的高清圖片，上面有一架瑞士航空的噴氣式飛機，地點是一個報廢的機場。炸彈爆響的時候，機身的中央完全爆裂開來。那一次，他們在炸毀飛機之前，先行撤離了乘客和機組成員。年輕人個個情緒高漲，一個漂亮的女孩兒給大伙兒端來了阿拉伯咖啡。帥氣的勇士們皺著眉，自顧自地喝起來。有個家伙迫不及待地對大家說，在夜深人靜的夜晚，劃著橡皮艇，跨越加勒比海，那是多麼美妙的一件事啊!那麼，殺戮呢?我問。東道主被我問懵了。他吸了一口氣，用官方的口吻說：一枚以色列炸彈，落在南黎巴嫩的一個聚集點，造成了無數巴勒斯坦人的傷亡，僅僅一個下午的時間，死難的人數超過了一年中被巴勒斯坦人消滅的猶太人數的總和……這不是殺戮，這是戰爭……這是自衛……我走出房間，來到戶外。如果不是戰爭，此地的空氣應該和貝魯特大街上的一樣清新。
說說以色列吧!為什麼很少提及在以色列的經歷呢?嗯，因為，從某種角度說，以色列人是有章法的，是有組織結構的，而且，以色列人易於接近，他們有門鈴，有正常的工作電話，還有漂亮的房屋、學校和護照。在以色列，如果你想找人交談，無須猶豫，十有八九，你的心願可以達成。官方的說辭，聽上去很熟悉，更容易被西方人接受。沒有人故意刁難我。將軍們通常隻穿著襯衣，看見我來了，他們站起身，拍著我的肩膀，並給我足夠的時間提問。政治家、情報官，以及報社編輯，他們在一起交談、辯論，氣氛和諧，而這一切，從哲學的角度說，在巴勒斯坦人的生活中是見不到的。
勝利並沒有讓以色列名聲大振，但這不是以色列人的錯，因為，我們當中那些多愁善感的人，從本能講，同情弱者。巴勒斯坦人喜歡把自己打扮成被流放的民眾，眾所周知，他們自發地四處移居，這個民族已經成了世界大遊戲中的一個走卒。然而，以色列再也不能遮掩自己的身份了，它擁有一支龐大的，有著美式裝備的武裝力量，並號稱是世界上強大的。在公共關繫的較量中，巴勒斯坦人變成了大衛，而以色列人則成為了哥利亞。不難理解，為何歐洲的恐怖組織把巴勒斯坦大旗釘在他們的桅杆上。同樣不難理解的是，查莉的情感依次在兩邊搖擺。
三年後，這本書被采用了。跟我的寫作經歷一樣，這讓人感覺有些不可思議。在那之前，我根本不奢望有什麼改變。以色列人比較隨和，給與了好評。在美國，之前的任何暢銷書都不曾暗示，巴勒斯坦的問題是一個合法的問題，因此說，我的書，在一段時間內，掀起了一場軒然大波。他們卑劣地指責我，說，批評以色列，理論上說，就是反猶太人。對此，我忍，我默默地忍。我收到了很多信件，有些來自美國的猶太組織，對我進行謾罵和詆毀；也有一些來自個人，那些猶太人的信件，內容非常感人。一些影響力的美國評論家，有猶太人，也有非猶太人，他們耐心地看完了我的書。一位著名的阿拉伯裔美國人認為這本書是“又一部把阿拉伯人寫成恐怖分子的平庸之作”。阿拉伯媒體對此書反應平淡，褒貶不一。一位重磅級的阿拉伯批評家認為此書是反巴勒斯坦的，理由是，小說和現實一樣，巴勒斯坦都是輸家。
至於我本人，十年之後，回過頭來再看這本書時，我一反常態，感覺非常坦然。我發現，我主要的遺憾在於，開始部分，對德國人的描述有些過長了；我的難過在於，無須做任何改動，這個故事在今天、明天，或者後天，都不會過時，而且，這個故事，還會繼續造就——就像我書中描述的那樣——女主人公查莉似的人物。她被戰爭撕成了碎片，而交戰的兩個民族，卻都標榜自己是正義的化身。
約翰·勒卡雷1993年4月作家感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