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戰結束的時候,那些比我聰明的人,個個心懷竊喜,迫不及待地做出了斷言,認為從此以後,我將不再有任何寫作素材了。他們說:勒卡雷的飯碗徹底砸了。
事實是,迄今為止,在我的十四部作品中,有五部與冷戰無關。作為一個作家,相比同道中人,我感覺更加幸福,因為,柏林牆終於倒下了,而我也可以將目光聚焦到我們時代其他的方方面面。那些研究蘇聯政體的學者,那些紙上談兵的文人,還有那些防務記者,此刻,他們都在絞盡腦汁,尋找新的疆土。我跟他們不一樣,我在很久之前就已經劃定了我的地盤。創作於1981年到1982年間的《女鼓手》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那時,冷戰還處於如火如荼的時期。這個故事裡面沒有喬治·史邁利①,這個故事裡面的角色全部都是新面孔。冷戰,充其量說,也就是一個遙遠而抽像的概念,但是,這個故事卻發生在一個真實的舞臺上。借用我書中的主角約瑟夫的話,這個故事講述的是兩個民族——猶太人和阿拉伯人——之間長期的戰爭。停!停!抱歉,我已經表現出了自己的偏見。在那些年月裡,在以色列,不斷有人向我灌輸以下的觀點:巴勒斯坦不是一個民族;巴勒斯坦人是一群由農民和無業遊民組成的烏合之眾,兩千年來,他們的主要任務就是看護猶太人的家園,直到真正的主人歸來!
這部書的寫作過程十分艱難。開始動筆的時候,我腦子裡還沒有形成完整的布局——我一貫的風格——也預測不出究竟哪一方會贏,確定的是,作為一個戰後活動在奧地利的年輕情報官來說,我曾經審問過無數猶太難民,他們的苦難境遇在我腦海裡留下了永遠不可磨滅的印記。在英國,中產階層中的反猶太思想,我有所了解,可是,上帝作證,相比較我在歐洲大陸以及東歐其他國家所經歷到的,那可就大為遜色了。
巴勒斯坦人也好,阿拉伯人也罷,可以說,我一無所知。我在外交部工作過幾年,那個時候,研究阿拉伯文化的學者們,在我看來,總有股高高在上的傲氣。哪怕他們研究的是其他領域的問題,他們依舊自成一體,拒他人於千裡之外。當然,在他們眼裡,那些親以色列分子,雖然規模要小很多,舉手投足,也是如此。也許,虛擬的外交舞臺和約瑟夫真實的戲院一樣,孰是孰非,又有誰能說得清呢!
不管怎樣,有一天早上,我開始行動了。我的個目標是位於倫敦西區格林大街上的阿拉伯國家聯盟辦公室。那個時候,毗鄰的屋頂上架著攝像頭,幾個百無聊賴、身材魁偉的人在街上溜達。我不知道那裡現在的情況如何,因為我後來再也沒有去過。再也沒有去過中東,也沒有去過格林大街。作品一旦完成,那些地方,就不再去了。
那些日子,住在格林大街的巴勒斯坦解放組織代表是拉姆拉維先生,我約好中午跟他見面。在這之前,我給他送了一本《時代周刊》,封面上有我迷人的頭像。電話裡,我提到了我們共同認識的幾個人。“是的,是的,他是一個很不錯的人。”褐色皮膚的人的嗓音。我心想,如果我們談得來,我就邀請他共進午餐。我想從他那裡得到他能夠提供給我的一切:引薦他人、建議、提醒、鼓動,甚至謊言。無論什麼內容,我都不介意。兩邊的故事,我都想聽。因為巴勒斯坦解放組織對我而言很陌生,因此,我決定把優先權給他們。喬治·史邁利,情報官員,供職於英國秘密情報局MI6,是勒卡雷多部小說中的中心人物。
我按響了門鈴,街上那幾個百無聊賴、身材魁偉的人面無表情地看著我。同樣,屋頂的攝像機也對準了我。門開了,我走進一個玻璃亭子,形狀像豎立的水晶棺,外面有警衛。身後,門咔地一聲關上了。我西裝筆挺地站在那裡,目光穿過玻璃,打量著前方的門廳:漂亮的十八世紀建築。兩個阿拉伯大漢,面露慍色,狠狠地盯著我。玻璃門開了,我邁步進入門廳。那兩個人來到我身邊,對我進行了搜身檢查:長時間、不緊不慢、有條不紊的職業手法。在特拉維夫的盧德機場,在通往亞西爾·阿拉法特臨時司令部的接待室裡,也經歷過如此的遭遇。現在,在格林大街,這套程序依然存在,或者,曾經存在過。無論是阿拉伯保鏢,還是猶太保鏢,他們不隻是對你進行搜身,他們用手和眼睛盤問你,他們在捕捉你的身體對他們的雙手作出的可疑反應。關鍵是時間。他們愛折騰多久,就多久。他們就是想讓嫌疑人意識到他自己的私密部位,自己的口臭,自己的不良企圖。創作《女鼓手》期間,我究竟被搜過多少次身,連我自己都不記得了。可是,對於任何人來說,次的遭遇,往往永遠不會忘記。我的次就發生在那天中午,在格林大街,在我拜訪拉姆拉維先生之際。
自然,拉姆拉維先生始終沒有現身。我一個人獃立在門廳裡。在他的記事簿上,根本沒有約會這碼事兒。他的秘書也從來沒有聽說過我。他在國外。他出去了。他很忙。改天再來吧。改天,那將會是另一個次。打那以後,不知道有多少個阿拉伯人接待過我,他們總是打發我等在一邊。單就發生在接待室裡的事情,恐怕,我都可以寫一本書了。然而,缺席的拉姆拉維先生帶給我的是炮火的洗禮,這個玩笑有些不厚道,因為,他在倫敦的前任被槍殺了,而且,拉姆拉維本人不久也在西班牙被打死了,也可能是被炸彈炸死的,具體我記不清了。盡管如此,巴勒斯坦解放組織是不會消亡的。
格林大街之行之後,我完成了自己應該做的事情。首先,我聯絡到帕特裡克·西爾,他是著名的阿拉伯文化專家、作家。我邀請他共進午餐,原本,這頓飯是應該和拉姆拉維一起喫的。從西爾開始,我的交際圈漸漸擴大。事情往往就是這個樣子,你同時經歷著向內和向外的兩種發展:從朋友到朋友的朋友,我被推銷了出去,接收到形形色色的意見。我的電話鈴聲不斷,每個人都想給你建議,都想告誡你如何纔能避免犯下某種致命的錯誤:為了了解巴勒斯坦人,我的生活終變得異常熱鬧起來。
結果,意義的是我邂逅了約旦王妃迪娜,侯賽因國王的任妻子。此時,她已經嫁給了薩拉·塔馬利,亞西爾·阿拉法特駐扎在南黎巴嫩的青年近衛軍首領。在倫敦,迪娜來無聲,去無影。薩拉則更是神龍見首不見尾,無論何種活動,向來不守時,應該說,這是刻意而為之。盡管如此,終,我們三人聚到了一起,在西區的一家豪華餐廳。在這頓延時開始的午餐上,我首次領略到薩拉對太平洋油鰈和巴黎礦泉水所發表的激烈演說。他滿懷激情,口音純正,措辭高雅,表達生動,旁邊桌上的客人個個聽得目瞪口獃。午餐非常成功。迪娜和薩拉邀請我去他們西頓的家裡小住。薩拉還答應介紹貝魯特的朋友給我認識。為了報答他們的盛情,我盡可能地做到透明、坦白,我打的是明牌:我也會去以色列——雖然我很快就學會了稱呼它為巴勒斯坦——我的目的不是刺探任何秘密,我隻希望能夠旁聽他們的辯論,親眼見一見雙方的辯手。然而,人們還是會把我當作英國外交部的喉舌。沒錯,我的確在那兒工作過幾年,所以,這種善意的猜測就像影子一樣跟著我,甩都甩不掉。也許,這對我有利,因為,直到今天,我也不知道,有些終答應見我的人,如果他們相信了事實——我隻是一個尋找素材的小說家——他們還會那麼慷慨大方嗎?還有外交部,如果它還記得我,肯定恨死我了。
從那以後,像查莉那樣,我騎在情感的鐘擺上,這一刻,搖向這邊,下一刻,擺向那邊。我一般都取道塞浦路斯,在猶太人和散居在四處的巴勒斯坦人之間奔波。這個星期,我去黎巴嫩,或者約旦,或者突尼斯,跟巴勒斯坦人在一起;下一個星期,我則去耶路撒冷,或者特拉維夫,或者內格夫,或者,(一次不幸的遭遇,染上了痢疾)從約旦這邊,跨越亞倫比橋。跟我在一起的,是我的朋友,大衛·格林威,當時正供職於《華盛頓郵報》。我永遠記得,我痛苦地躺在後排座位上,看著大衛信心滿滿地大踏步走過一排等候檢查的卡車,徑直來到檢查站,隨口報出他認識的每一個東方顯貴的名號,說服警衛讓我們率先通過。還有一次,格林威和我包車來到黎巴嫩南部邊境上的一座古老的十字軍城堡。那時,巴勒斯坦人仍舊在占領區——恰恰在那個時候。我永遠也說不清楚,更讓我害怕的是什麼:山谷裡狙擊手的子彈?還是我們德魯士司機的駕駛技術?每逢急轉彎,我們免不了被折騰得在車上東倒西歪,那家伙則會哼哼兩聲,禱告一下。在那些時候,格林威剛好外派在耶路撒冷。他和我一樣,雙方的動向都是他感興趣的內容。早些時候,我在創作《榮譽學生》時,他剛好在東南亞,先後受聘於《時代周刊》和《華盛頓郵報》,報道越南和柬埔寨的戰事。
我真是太幸運了!在創作這兩本書的過程中,我可以跟在他的身後。他具有記者的勇氣,記者的睿智,而這些,恰好是我望塵莫及的。
在見到亞西爾·阿拉法特之前,我度過了漫長的等待時光。在貝魯特,在那間通往巴勒斯坦解放組織辦公室的該死的小接待室裡,讓我憤怒的是,我浪費了無數個小時,但沒有辦法,必須等。在當天的發言人——一個名叫拉帕蒂的先生——出來見我之前,我仔細觀看陳列在室內的以色列集束炸彈和凝固汽油彈,全都布滿了灰塵。我差一點兒窒息,因為,阿拉法特手下眾多的英雄們,全都坐在辦公桌前,嗆人的煙霧充斥著各個辦公室。
在那些日子裡,有一張巴勒斯坦人的臉。所有的戰士似乎都擁有這張臉,甚至包括胖子:一張繃得緊緊的,囚犯一般灰色的臉,四處漂泊、居無定所的愁容,整日與垃圾食品、香煙、緊張的神經為伴。哇哦,革命是富足的。看看他們嶄新的軍裝和靴子,嶄新的車輛,嶄新的電話機,嶄新的武器。被剝奪的感覺來自錢財以外,那是愛情、希望、朋友和家庭的缺失。對於這些無家可歸的孩子來說,再多的金表,也無法彌補他們所受的傷害。甚至連薩拉·塔馬利也不例外。無論他出現在哪一個房間,他身上散發出的那種傳奇式的瀟灑——再加上他的雄辯和人道主義精神——即刻就能吸引住眾人的眼球。盡管如此,他同樣無法逃避那張巴勒斯坦人的臉,而且,他也不想逃避。在以色列入侵黎巴嫩的時候,他們終抓住了他——他們俘獲的別的巴勒斯坦人。薩拉正是因為意識到了自己悲慘的命運,因此,經過了數月單獨的囚禁和審訊之後,他戰勝了自己,作為中庸之道和共同立場的代言人,出現在以色列的電視屏幕上。
會到你住的飯店跟你聯絡的,有人告訴我說,在飯店等著,記住,等待。
寫作就是等待。我蹲守在貝魯特的海軍準將酒店,在裡面的酒吧裡消費了不少錢,那裡的鸚鵡已經可以模仿進出的炮彈的聲響。晚上,我聽見外面連續的槍聲,從黑暗的臥室窗戶向外看,火光在山後閃爍。我在空空蕩蕩的中餐廳喫了炸春卷,旅館的工作人員非常了得,不知用的什麼功夫,竟然可以在如此惡劣的條件下照常營業。喫飯的同時,我始終豎著耳朵,密切注意前臺的動靜。
終於,那個走起路來一瘸一拐的服務員給我送來了通知。我感覺,他大概大半條腿都沒有了,但是,因為他年輕,精力充沛,因此,外人很難看出他的腿究竟傷成啥樣。我剛準備把硬邦邦的春卷塞進嘴裡,他一搖一晃地走過一張張空桌子,朝我這邊過來,眼睛閃爍出激動的神情。
“我們主席現在就要見你,”他壓低嗓門,嚴肅認真地對我說,那模樣,仿佛我們在搞什麼陰謀似的,“就現在,快!”
可是,我真的是蠢到家了。看得出來,他想讓我站起來,所以,出於禮貌,我站了起來,以為他想帶我去見他們酒店的董事會主席。我很納悶,是不是因為我待的時間太久了,還沒有付賬單?或者,主席想讓我在簽名簿上留個名?或者,真實發生的,抑或是想像中的,我破壞了旅館的財產,他想趕我出去?在貝魯特,所有人的行為,包括我自己的,都是難以預料的。
我跟著那個男服務生穿過酒店的大堂,來到前門。我看見一小隊軍人,身穿鬥篷似的外套,雙手藏在衣服的皺褶裡,門外還有兩輛土黃色的沃爾沃轎車,我這纔恍然大悟,他們要帶我去見巴勒斯坦解放組織的主席。
在《女鼓手》這本書的某個地方,有類似的描述:夜晚,貝魯特,穿城而過,不斷換車,隱蔽,時速九十英裡,撞開雙向車道中央的隔離欄,大燈閃爍,逆向行駛。這就是那天晚上我們的真實寫照。我們終的目的地是一棟經歷過炮火和修繕的高層建築,大概有十一二層高。終於,士兵們走過來,對我進行了搜身。此種待遇,我已經經歷了無數次了。我失去了耐心,態度蠻橫地說,我已經受夠了。他們微笑著,向我致歉,然後,退向一邊,恭送我走向阿拉法特的身邊。他身上佩帶著一把銀色的手槍,穿著一套熨燙得十分平整的軍裝,身上散發出一種嬰兒爽身粉的味道。我們禮節性地擁抱了一下,我發現,他臉上的胡茬是銀白色的,不算太扎人。
“大衛先生,你為何來這裡?”他問道。沒想到,他用我的名字稱呼我,並且把雙手放在我的肩膀上,像一個神情憂慮的醫生,仔細打量著我的眼睛。
“主席先生,我來這兒是想把我的手放在巴勒斯坦人的心髒上。”
他抓住我的手,將它貼在自己的胸口上。他的手很柔軟,像女孩子的手。
“大衛先生,在這兒,就在這兒!”
無例外的是,阿拉法特,也有那張巴勒斯坦人的臉。他的臉可以像燈塔,大放異彩,也可以像小丑,表情誇張,更可以像政治家,凝重嚴肅。他的眼睛炯炯有神,你禁不住會對它們作出反應,除非你是一個吝嗇鬼。他說話的時候,時不時地會情緒高昂,以突發的靈感打破常規的表現,滿足聽眾的需求。他可以像老師一樣對你循循善誘,而當他聆聽你智慧的陳述時,他表現得像一個痴迷的學生。然而,在各種角色的轉換間隙,你看見另一張臉,一張過度敏感的小戰士的臉。他失去了自己的戰馬,你有一種無法抑制的衝動,你要幫他去找回那匹馬。我被阿拉法特征服了,這原本就是我希望的。我希望像我塑造的查莉那樣,被人征服。我希望她成為一個擁有雙重許諾的女人,並且為雙方效力,因此,也注定要背叛他們。就這樣,用眼下時髦的話說,我順應潮流:順應兩股潮流,兩股截然相反的潮流。當我在西頓的時候,我住在薩拉和迪娜家,一棟被戰火摧殘得傷痕累累的漂亮屋子,院子裡有山羊,有檸檬樹,還有貓和狗。我聆聽薩拉熱情卻又不失同情心的雄辯,還聽到了擔任我警衛的那幾個小戰士的故事,經歷了——此刻,寫作過程中,再一次經歷了——悲憫夾雜著勇士的鬥志,查莉的控制人,約瑟夫,擅長的就是開發、利用這種復雜的情感。
***
那麼,怎麼解釋恐怖活動呢?你憤憤地問。暴力活動呢?還有,猶太校車上的炸彈?難不成我真的是過分樂觀、愚蠢低能,竟然對發生在眼皮底下的事情視而不見嗎?
哇哦,我什麼都明白。
哪怕你在貝魯特隻停留很短的時間,你也能嗅到門外的恐怖氣息。哪怕你是個門外漢,沒有任何專業知識,你也能分辨出,跟你說笑的那些人,一半以上都應該平躺在心理治療師的治療床上。此外,你還能意識到,自從嬰孩時起,他們的生活就完全錯位了,他們的生活充斥著暴力,他們已經學會將“正常”的社會視為敵對的靶子。那些被視為賤民的人變成了賤民——引用奧登的話來說,對他們施以邪惡,他們就將邪惡報以他人。
我跟一個組織的代言人交談過,這伙人公開脫離了巴勒斯坦解放組織,成立了自己的恐怖團伙。他手下的士兵,有男有女,全副武裝,懶洋洋地靠在牆根下。東道主身後的牆上,掛著一幅帶相框的高清圖片,上面有一架瑞士航空的噴氣式飛機,地點是一個報廢的機場。炸彈爆響的時候,機身的中央完全爆裂開來。那一次,他們在炸毀飛機之前,先行撤離了乘客和機組成員。年輕人個個情緒高漲,一個漂亮的女孩兒給大伙兒端來了阿拉伯咖啡。帥氣的勇士們皺著眉,自顧自地喝起來。有個家伙迫不及待地對大家說,在夜深人靜的夜晚,劃著橡皮艇,跨越加勒比海,那是多麼美妙的一件事啊!那麼,殺戮呢?我問。東道主被我問懵了。他吸了一口氣,用官方的口吻說:一枚以色列炸彈,落在南黎巴嫩的一個聚集點,造成了無數巴勒斯坦人的傷亡,僅僅一個下午的時間,死難的人數超過了一年中被巴勒斯坦人消滅的猶太人數的總和……這不是殺戮,這是戰爭……這是自衛……我走出房間,來到戶外。如果不是戰爭,此地的空氣應該和貝魯特大街上的一樣清新。
說說以色列吧!為什麼很少提及在以色列的經歷呢?嗯,因為,從某種角度說,以色列人是有章法的,是有組織結構的,而且,以色列人易於接近,他們有門鈴,有正常的工作電話,還有漂亮的房屋、學校和護照。在以色列,如果你想找人交談,無須猶豫,十有八九,你的心願可以達成。官方的說辭,聽上去很熟悉,更容易被西方人接受。沒有人故意刁難我。將軍們通常隻穿著襯衣,看見我來了,他們站起身,拍著我的肩膀,並給我足夠的時間提問。政治家、情報官,以及報社編輯,他們在一起交談、辯論,氣氛和諧,而這一切,從哲學的角度說,在巴勒斯坦人的生活中是見不到的。
勝利並沒有讓以色列名聲大振,但這不是以色列人的錯,因為,我們當中那些多愁善感的人,從本能講,同情弱者。巴勒斯坦人喜歡把自己打扮成被流放的民眾,眾所周知,他們自發地四處移居,這個民族已經成了世界大遊戲中的一個走卒。然而,以色列再也不能遮掩自己的身份了,它擁有一支龐大的,有著美式裝備的武裝力量,並號稱是世界上強大的。在公共關繫的較量中,巴勒斯坦人變成了大衛,而以色列人則成為了哥利亞。不難理解,為何歐洲的恐怖組織把巴勒斯坦大旗釘在他們的桅杆上。同樣不難理解的是,查莉的情感依次在兩邊搖擺。
三年後,這本書被采用了。跟我的寫作經歷一樣,這讓人感覺有些不可思議。在那之前,我根本不奢望有什麼改變。以色列人比較隨和,給與了好評。在美國,之前的任何暢銷書都不曾暗示,巴勒斯坦的問題是一個合法的問題,因此說,我的書,在一段時間內,掀起了一場軒然大波。他們卑劣地指責我,說,批評以色列,理論上說,就是反猶太人。對此,我忍,我默默地忍。我收到了很多信件,有些來自美國的猶太組織,對我進行謾罵和詆毀;也有一些來自個人,那些猶太人的信件,內容非常感人。一些影響力的美國評論家,有猶太人,也有非猶太人,他們耐心地看完了我的書。一位著名的阿拉伯裔美國人認為這本書是“又一部把阿拉伯人寫成恐怖分子的平庸之作”。阿拉伯媒體對此書反應平淡,褒貶不一。一位重磅級的阿拉伯批評家認為此書是反巴勒斯坦的,理由是,小說和現實一樣,巴勒斯坦都是輸家。
至於我本人,十年之後,回過頭來再看這本書時,我一反常態,感覺非常坦然。我發現,我主要的遺憾在於,開始部分,對德國人的描述有些過長了;我的難過在於,無須做任何改動,這個故事在今天、明天,或者後天,都不會過時,而且,這個故事,還會繼續造就——就像我書中描述的那樣——女主人公查莉似的人物。她被戰爭撕成了碎片,而交戰的兩個民族,卻都標榜自己是正義的化身。
約翰·勒卡雷1993年4月作家感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