瑪麗、阨休拉和安
程婧波
中國科幻新生代代表作家
首位同時斬獲兩大中文科幻獎項
“華語科幻星雲獎”“中國科幻銀河獎”的女性作家
《她:中國女性科幻作家經典作品集》叢書主編
對中文世界的大部分讀者來說,安·萊基可能是一個有些陌生的名字。
這是一位近年來風頭正勁的女性科幻作家。通過極具先鋒氣質的寫作,安·萊基已經將科幻圈鼎鼎有名的幾項大獎——雨果獎、星雲獎、軌跡獎、阿瑟·克拉克獎、英國科幻協會獎、法國幻想文學大獎、英國奇幻獎、日本星雲獎收入囊中。
就在安·萊基憑借《數字星艦》獲得雨果獎和星雲獎的認可的幾年之後,一位名叫N.K.傑米辛的黑人女作家,以“破碎的星球”三部曲三度摘得雨果獎桂冠,創造了雨果獎史上“帽子戲法”的奇跡。
而傑米辛也在第三次登上雨果獎領獎臺時,貢獻出了可能是雨果獎史上火藥味最濃的獲獎感言。她提到自己曾經因為膚色原因,不得不忍受編輯的退稿和知名作家的白眼。她還無比憤怒地回憶起一些發生在研討會上的不愉快——連“女性作家的創作有何意義”這種顯而易見的事情,也需要與男性作者爭辯。
把“平權主義”“女性主義”寫進科幻小說,成為N.K.傑米辛的一種生理自覺——作為一位黑人女性,她選擇了用科幻小說這種在美國一直被視為典型的白人男性占主導地位的類型文學,來戰鬥和發聲。
巧的是,安·萊基踏上科幻寫作的領路人奧克塔維婭·巴特勒,也是一位黑人女性科幻作家。
奧克塔維婭1947年6月22日出生於加利福尼亞州帕薩迪納,她在美國科幻界開創了女性和非裔美國人的新天地。
美國一直都有科幻寫作工作坊的傳統,奧克塔維婭曾在號角科幻寫作班學習怎麼寫作科幻小說,這對她日後拿下雨果獎、星雲獎、軌跡獎以及美國筆會的文學寫作終身成就獎,並且成為第一位以科幻小說獲得麥克·阿瑟天纔獎的作家,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奧克塔維婭後來回到號角科幻寫作班授課,足下高徒包括中國讀者較為熟悉的特德·姜(《你一生的故事》作者)和中國讀者現在或許還不太熟悉的本書作者——安·萊基。
如果要說安·萊基從她的老師奧克塔維婭·巴特勒那裡繼承了什麼最核心的東西,我猜這也正是她從自己母親那裡繼承來的東西——那種被人們稱為“xx”染色體的東西,那種使女性有別於男性的東西。這使得她提筆寫作時,源自女性身份的思考成為一種無可避免的生理自覺。
這樣的一種自覺,我們從安·萊基身上看到了,從在她之前的奧克塔維婭·巴特勒身上看到了,也從在她之後的N.K.傑米辛的身上看到了……這種自覺使得她們筆下的作品大放異彩,也使得我們從中發現女性科幻作家的寫作是一條傳承有序的紐帶。
如果說母繫氏族是由“女性”主導的基因關繫和社會關繫的一種傳承,那麼女性寫作則是由“女性”主導的一種精神上的傳承。
如果我們要沿著這樣一條女性寫作的脈絡在科幻作品的世界裡繼續溯流而上,還能有一些更有意思的發現:
安·萊基作品中那種女性主義的先鋒性,不僅僅是因為她站在自己的恩師奧克塔維婭·巴特勒的肩膀上——還因為她同樣受到了阨休拉·勒古恩的深刻影響。
說起阨休拉·勒古恩,骨灰級科幻迷想必並不陌生。她是英語世界的“科幻小說女王”,筆下的作品對瑪格麗特·阿特伍德(《使女的故事》作者)、大衛·米切爾(《雲圖》作者)、尼爾·蓋曼(《美國眾神》作者)、J.K.羅琳(《哈利波特》作者)等人都產生了不小的影響。
從《數字星艦》繫列中,細心的讀者不難看出一些向阨休拉·勒古恩致敬的痕跡。
《數字星艦》繫列中,絕大多數的性別代詞就是“她”。無論是擁有人類的身體加人工智能的大腦的主角布瑞克,還是故事中出現的其他角色,作者往往以“她”稱之。
這種挑戰人們習以為常的性別思維和閱讀習慣的做法,無疑是一招險棋——它會帶給讀者全然新鮮的衝擊力,亦會招來不適、批評,甚至憤怒。如同阨休拉·勒古恩在她的《黑暗的左手》中為消除性別差異的構想所帶來的性別思維突破,對20世紀70年代兩性文化的衝擊。
阨休拉·勒古恩在1969年出版的《黑暗的左手》中,構建了一個叫作鼕星的地方。在這裡,性別不對立的,統一的。評論界將其稱為阨休拉的“性別思想實驗”。格森(Gethen),又稱鼕星,是一個氣候寒冷、生存條件嚴苛的行星。這裡的原住民都是“雙性同體”,平時在生理上並無男女之分,僅在每個月一次的卡瑪期(kemmer,意即發情期)中,隨機分化為男性化或女性化狀態。由於卡瑪期中會變化為何種性別全無規則可循,一個格森人可能既是父親也是母親,因而形成格森社會的特有型態:其成員並無性別習性。
《黑暗的左手》一經出版就產生了軒然大波。人們借主角金利·艾(此人的身份是星際聯盟使者,其性別思維與地球人類相近)之眼,走近了一個“性別流動”的社會。阨休拉·勒古恩在書中對所有格森人都以“他”稱之,這一方面具有打破性別思維慣性的先鋒性,另一方面,也給她招來了一些批評的聲音。
嚴苛的女性主義者認為,《黑暗的左手》中的主角是男性,而性別未定的角色們也都是“他”,因此,這本書並不能被視為女性的覺醒之書。
1995年,阨休拉在短篇小說《卡海德的成年》中,故意將所有的人稱代詞寫作了“她”。
2013年,安·萊基在自己的處女作《數字星艦1:正義的覺醒》中,也把幾乎所有的性別代詞寫作了“她”。
這是一種以科幻文本完成性別思想實驗的傳承。
安·萊基在作品中呼應了1995年那個將“他”一律改作“她”的阨休拉,也呼應了1969年那個將所有未定性別的格森人一律稱作“他”的阨休拉——女性寫作並不是一誕生就完美無瑕的,它是由一位又一位作家、一部又一部作品,慢慢蹚出來的一條荊棘之路。
對西方科幻世界的女性寫作來說,尤其如此。
往這條路的源頭走去,或者還能有更有趣的發現。
科幻小說的起始點是一個耐人尋味的問題。尤其是如果這門顯然是由男性掌控的文學類型,是誕生於一位女性之手。
科幻史中有跡可循的一個原坐標,是十九歲的少女瑪麗·雪萊與她那部具有濃郁哥特風格、陰森詭異又極具大眾流行度的科幻小說開山之作《弗蘭肯斯坦》。
困擾過N.K.傑米辛的問題,從一開始就存在。在1818年初版時,《弗蘭肯斯坦》的作者——縱使日後被稱為“科幻小說之母”,在當時卻是匿名的。初版《弗蘭肯斯坦》由瑪麗的丈夫,知名詩人雪萊作序,使許多人誤以為此書是後者的作品。直到五年之後,小說第二版出版,瑪麗·雪萊纔公開了自己的作者身份。
雖然當時很少有人相信,現在仍然需要去努力證明,但這就是一個不爭的事實:女性作家當然可以創作出和男性作家一樣優秀,甚至不朽的作品。
《弗蘭肯斯坦》采用了一種被評論家們探討了兩百年的精巧的“三重敘事”結構。到阨休拉·勒古恩以《黑暗的左手》重新提振女性科幻作家在英語世界中的聲量之時,她采用了“雙重敘事”的結構來呼應瑪麗·雪萊的古典敘事。而到年輕的安·萊基提筆創作出《數字星艦》時,她采用了一種顛覆式的“一重敘事”——以主角布瑞克的第一人稱視角來講述故事,而布瑞克作為一種AI共生體,“她”可以說擁有全知全能的視角,是一個不折不扣的無所不知的敘述者。
阨休拉所欣賞的中國道家思想說,“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安·萊基的“一重敘事”可以看作是與阨休拉·勒古恩的“雙重敘事”和瑪麗·雪萊的“三重敘事”形成了一個完美的敘事閉環:
萬物生三,三生二,二生一,一生道。
讀過或者沒有讀過《弗蘭肯斯坦》的讀者,可能都很難不注意到“弗蘭肯斯坦”這個名字,卻忽略了“瑪格麗特·塞維爾”這個角色。
“瑪格麗特·塞維爾”從來沒有出場,卻成就了這部小說的“三重敘事”結構:
《弗蘭肯斯坦》以書信體的格式,以在北極探險的航海家羅伯特·沃爾頓的口吻,給遠在英國的姐姐瑪格麗特·塞維爾寫信,轉敘弗蘭肯斯坦講述給沃爾頓的故事;而在轉述之中,還嵌入了一層結構:弗蘭肯斯坦講了怪物對他講的故事。就如同夢中之夢一樣,三重敘事環環相扣,構成了一種敘事奇觀。
瑪格麗特(Margaret)其名,與瑪麗(Mary)肖似。而瑪麗這個名字背後,則又藏著許多故事。
婚前的瑪麗全名叫作瑪麗·沃斯通克拉夫特·古德溫(Mary Wollstonecraft Godwin),而這個名字與她的亡母一模一樣。
瑪麗的母親並非泛泛之輩,而是世界女權主義第一人、《女權辯護》(A Vindication of the Rights of Women)一書的作者。不幸的是,她在生下瑪麗後十一天就因產褥熱而逝世。瑪麗的生伴隨著母親的死,這似乎也成為《弗蘭克斯坦》這部作品繞不開的主題:生從何來?死向何去?
這種關於“生”與“死”的思考,也深深地影響著幾乎所有的女性寫作。
在兩百年前,瑪麗·雪萊對於“生育”的恐懼,是與“死亡”緊密相連的。而她筆下的“科學怪人”弗蘭肯斯坦則是從拼接的尸體裡創造出生命。這是一種互文式的生育恐懼。
瑪麗的經歷是給予新生,又眼睜睜看著新生凋零;弗蘭肯斯坦所做的則是從墳墓中找出那些死者的尸體,將這些殘肢拼湊到一起,並賦予其生命。
瑪麗和弗蘭肯斯坦,是一枚硬幣的兩面。
兩百年間,無數的女性作家筆下依然在延續著“生”與“死”的永恆母題。
今天,安·萊基所做的,就是在她的前輩們披荊斬棘走出來的這條道路上,繼續勇敢地前行。
人工智能取代了古老的哥特故事,共生體的概念帶來新的奇觀——安·萊基不僅僅是想要打破人們在性別問題上的慣性思維,更要使人們對“人”的定義、本源和意義進行重新思考。
“生”與“死”的文學母題還在繼續著。剝開《數字星艦》繫列那堅硬的表層——人稱的先鋒性和敘事的顛覆性,觸及其內在的柔軟,那些更加本源的思考纔是女性寫作的最最迷人之處。
從瑪麗·雪萊到阨休拉·勒古恩,從奧克塔維婭·巴特勒到N.K.傑米辛,科幻中的女性寫作從未缺席。
女性對世界的觀察、感受、認知和構建,就如同女性的存在對這個世界一樣,是不可或缺的。
安·萊基和她的作品無疑也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