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本書將這個世界及同樣廣袤的內心世界中成百上千的故事、軼聞和知識編織在一起。這是怎樣一本書啊！永不凋零，無可爭辯。為文字內容提供養料的淵博學識絲毫不令人感到窒息，恰恰相反，它激發著文字的活力，憑借幽默與恰如其分的故事性，令人仿佛在聆聽它描述的音樂和詩歌。《羅盤》是一部關於愛的偉大小說。

——法國《文學雜志》

《羅盤》是一部立意高遠的小說，其恢宏的氣勢令人著迷，引人入勝。淵博的學識不僅沒有令敘事沉悶，反而自然融入小說題材中，令情節閃耀出萬千軼事。對馬蒂亞斯·埃納爾來說，“東方主義”是一種對外面世界的渴望，像面具般遮掩著對自身的厭倦。他這本開啟文學回歸季的小說是一部令人眩暈的傑作。

——法國《圖書周刊》

埃納爾的行文，句子堆疊，繁復至極……卻如此吸引人。但他的寫作有更宏大的計劃，這一點尤其值得注意：在他的小說裡，埃納爾構建起一幅錯綜復雜而飽含歷史事件的東方圖景，那是一直被誤解的世界另一邊。

——美國《紐約客》

走出了咖啡館，我繼續在巴黎的漫步。在塞納河河畔的落葉中拖著緩慢的腳步，我陷入長長的思索，自問我這樣浪費時間出席一個論文答辯和隨後的酒會，背後的真正原因到底是什麼，巴黎四周燈火的光暈將一座座跨河大橋伸展著的博愛梁臂從傍晚的霧氣中扯出，如今在這燈光中，我隱約看見這次的行程隻是一條流浪軌跡中的一個時間點，而這流浪的目的和意義可能在多年以後纔得以顯現，這條軌跡當然經過此地，經過維也納，這裡格魯伯先生剛帶著那條臭烘烘的雜種狗散步回來：樓梯上傳來了沉重的腳步聲，狗叫聲，然後在我頭頂上，在我的天花板上，發出奔跑和扒地聲。格魯伯先生從來不知道何為輕聲，可卻是他先跑來抱怨我放的音樂，舒伯特還湊合，他說道，但那些老歌劇和那些，哼，外國音樂，可不是所有人都愛聽的，您明白我的意思吧。我知道音樂會打擾到您，格魯伯先生，您可以看出我很抱歉。但我還是要向您指出，我在您不在時對您愛犬的聽力進行了所有可以想像的試驗：我發現隻有布魯克納（而且是在達到可接受音量極限的時候）能夠讓它平靜下來，停止撓地板和尖聲狂吠，因為它的這種行為已經令全樓的住戶怨聲載道，我可以寫一篇獸醫音樂治療的科學文章對此進行詳述，“銅管樂器對犬類性情的作用：發展與前景”，並一定會為我贏得同行們的贊許。

格魯伯很幸運，我現在累了，不然我會把音量旋鈕轉到底給他放上一段鼕巴克，讓他和他的狗聽足了外國音樂。整整一天我都躲在回憶中以逃避——為什麼要自欺欺人呢——疾病的慘淡前景，今早從醫院回來我打開了信箱，本以為絨布信封裡裝的是實驗室應發給我的化驗結果：在猶豫良久是否要打開後纔發現上面的郵戳不對。我一直以為莎拉是在大吉嶺和加爾各答之間的某個地方，現在看來她是在婆羅洲北部的綠色叢林中，在這個大肚子島嶼的前大英帝國領地上。文章恐怖的主題，凌厲的文風，一改她慣常的抒情筆法，令人不寒而栗；我們已經幾個星期沒有任何郵件聯繫了，恰恰在我人生艱難的時刻，她以這種特別的方式再次出現——我花了一整天的時間，與她一起，重讀她的文章，使我不再去想，使我忘記自己，就在我說服自己開始修改一個學生的論文時，發現已經是睡覺時間了，恐怕要等到明天早上再將自己投入到這名學生的題為《格魯克的維也納歌劇中的東方》的論述中去了，因為我的雙眼已經疲倦得睜不開了，我不得不放下所有讀物，上床睡覺了。

我後一次見到莎拉是她為了某個我不知道的學術原因來維也納停留三天。（我當然竭力邀請她過來住，但她拒絕了，理由是接待她的主辦方給她提供了一所極具維也納特色的華美酒店，她可不能為了睡在我“塌陷”的沙發上而錯過這個機會，必須承認，這讓我很惱火。）她當時精力充沛，把我約在區的一家咖啡館見面，她喜歡這裡是因為與很多奢華建築一樣，遊客（觀光點的主人）的人潮帶給這裡一絲沒落的味道。她很快就要求跟我，在小雨中，散步，這讓我有些不快，我一點不想在一個濕冷的秋日午後扮演觀光客的角色，但她活力四射並終說服了我。她想要搭乘D線電車坐到總站，到努斯多爾夫那邊，然後沿貝多芬小徑走一會兒；我反駁說我們隻會在泥地裡散步，好還是在這個街區活動——我們在格拉本大街上逛了一會兒，一直走到大教堂，我給她講了兩三段有關莫扎特淫穢歌曲的軼聞，她被逗得直笑。

“弗蘭茲你知道，”當我們沿著停靠在聖斯蒂芬廣場邊的四輪馬車隊伍前行時她對我說道，“那些認為維也納是東方大門的人身上有種很有意思的東西。”這回輪到我被她逗笑了。

“不，我沒開玩笑，我想我會就此寫一篇文章，一篇圍繞維也納被介紹為Porta Orientis（東方之門）的文章。”

馬匹的鼻孔冒出因寒冷凝結的蒸汽，安靜地將糞便排進繫在它們尾巴下面的皮口袋裡，以免弄髒維也納高貴的石板路。

“我想來想去也想不通，”我答道，“霍夫曼斯塔爾的這個提法，‘維也納，東方之門’對我來說是意識形態的產物，源於霍夫曼斯塔爾對奧匈帝國雄踞歐洲的欲望。這句話應該是一九一七年說的……當然，這裡有切巴契契和辣椒粉，但除此以外，說是舒伯特、理查德·施特勞斯、勛伯格的城市纔更合情理，而這一切在我看來都跟東方扯不上關繫。即便是在維也納的藝術表像和形像中，除了新月形的羊角面包，我看不出維也納有一絲一毫能讓人聯想起東方的東西。”

這是陳腔濫調。我蔑視地強迫她承認，這一老生常談的說法今天已經沒有任何意義了：

“不能因為奧斯曼帝國曾兩度兵臨城下，我們就變成東方之門了。”

“問題不在這兒，問題不在於這一理念的真實性，我想要明白的是為什麼眾多旅行家將維也納和布達佩斯看作是早的‘東方’之城，以及他們賦予這個詞的意義能夠讓我們了解的東西。如果維也納是東方之門，那麼它是朝向哪個東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