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烏拉圭駐華大使，我非常榮幸地向大家介紹著名的烏拉圭作家和詩人馬裡奧·貝內德蒂撰寫的《休戰》。馬裡奧·貝內德蒂曾獲十一項，其中包括索菲亞王後拉丁美洲詩歌獎。
今年是馬裡奧·貝內德蒂一百周年誕辰，也是對烏拉圭民族文化極其重要的一年。貝內德蒂為烏拉圭文學和世界文學做出了巨大貢獻，他的作品是烏拉圭的真實寫照。
在此，特別感謝作家出版社一直致力於在中國宣傳烏拉圭文化和拉美文化，使我們的文學作品被更多中國人所了解。同時還要感謝譯者韓燁女士，為我們呈現如此優秀的
作品。
下面讓我們一起欣賞貝內德蒂的作品。
費爾南多·盧格裡斯
烏拉圭駐華大使
序言
馬裡奧·貝內德蒂：
“我們活著，仿佛不死之身……”
奧滕西婭·坎帕內拉*
生平
馬裡奧·貝內德蒂於1920年9月14日出生於帕索德羅斯托羅斯（Paso de los Toros），一座距離烏拉圭首都蒙得維的亞三百公裡的小城市。
舉家遷往蒙得維的亞後，在祖父（為改良一間烏拉圭酒窖而從意大利移民而來的釀酒師）和曾研讀化學的父親的影響下，貝內德蒂進入深受科學家推崇的德文學校就讀。然而，當他還是個孩子時，就對文學情有獨鐘。
貝內德蒂很小就學會了閱讀，在德文學校便開始了寫作，學習刻苦。盡管納粹主義的到來導致他隻在那裡念完了六年小學，但這段經歷不僅令他掌握了一門語言，還對他性格的形成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家中拮據的經濟狀況讓貝內德蒂在中學讀到一半時就不得不立即參加工作，多年來從事過的行業不勝枚舉。隻有當他的名字廣為人知、作品在烏拉圭成為暢銷書後，他纔能夠專職寫作——盡管記者的工作也是他謀生的手段之一。從年輕時起，活力、智識層面上的好奇心和拓展眼界的欲望，都使他熱烈地生活著。
他做訪談，撰寫旅行筆記和評論文章，同時也擔任過著名的《前進》（Marcha）周刊的文學主編。隨著時間的流逝，他將更多精力投入到文學中，創辦了哈瓦那美洲之家文學研究中心，並曾任教於烏拉圭共和國大學人文繫。
在與終生伴侶露絲·洛佩茲·阿萊格雷結婚後，貝內德蒂頻繁地旅行，但政治立場和烏拉圭獨裁統治的到來卻成為了他背井離鄉的原因，輾轉於多個被他稱作“替補祖國”的地方生活：先是後來因收到死亡威脅而逃離的阿根廷，之後是秘魯、古巴，後到了西班牙，在那裡一直生活到烏拉圭獨裁統治結束，並將西班牙的臨時住宅幾乎保留到了生命的後。
貝內德蒂嚴肅且公正對待的文學評論工作、和藹可親的性格，使他與拉丁美洲和歐洲的許多作家建立了友誼。而政治鬥爭和對左翼思想的表達，也為他招致了無法將文學與政治區別對待的人們的憎恨以及對其作品的不公正評價。
貝內德蒂的文學產出十分驚人，一生共創作了超過九十部作品，並以不同的強度涉及了幾乎所有體裁。如果說作為小說家和詩人的貝內德蒂廣受贊譽，那麼他作為文學評論家的身份則並未得到應有的認可。即便如此，在西班牙語世界的各個角落和超越語言邊界之處，貝內德蒂的作品所激起的欣賞、愛意甚至崇敬，仍然令他成為了一位非凡的人物。他的詩歌不僅影響了年輕的詩人，更改變了眾多讀者的生活，這是許多作家所渴望達到的境界。從很早開始，貝內德蒂就渴望與讀者建立一種深刻的交流，在成功實現了這一點後，他獲得的不僅是贊譽，更在普通人心中留下了永久的印記。
從2003年開始折磨妻子的重病，令貝內德蒂無法離開心愛的城市蒙得維的亞，露絲離世後，他依然在那裡生活，直到2009年5月17日去世。
作品
詩人、小說家、散文家，馬裡奧·貝內德蒂一直以來都將自己視為烏拉圭人和拉丁美洲人。從童年起，在他對文學的熱愛萌芽之時，烏拉圭首都蒙得維的亞便成為了他天然的創作背景，他作品中的舞臺，以及他筆下人物存在的理由。貝內德蒂經歷了二十世紀上半葉烏拉圭的和平時代，通過描述蒙得維的亞小資產階級的平庸和苦悶，成為了枯燥日常的記錄者。他的《辦公室的詩》（Poemas de la oficina，1956）將日常生活、中產階級和城市語境引入詩歌，徹底改變了拉普拉塔河兩岸的文學氛圍。短篇小說集《蒙得維的亞人》（Montevideanos，1959）和長篇小說《休戰》（La tregua，1960）更是讓這一革命性的改變發揚光大，後者是他在國際上知名的作品之一。
他對文學懷有強烈的熱愛，從孩提時代就開始寫作，盡管健康狀況很不穩定，直到生命的後都一直飽受哮喘的折磨。成為像自己崇拜的作家——先是阿根廷詩人巴多梅羅·費南德茲·莫雷諾（Baldomero Fernández Moreno），然後是西班牙詩人安東尼奧·馬查多（Antonio Machado）——那樣的詩人，於別人而言這或許隻是願望，但對他來說卻是鋼鐵一般的決心和“頓悟”。
正因為此，他獲得了一種代價昂貴但卻充滿活力的信念，正如《日常集》（Cotidianas）中某首詩所言：需要“像捍衛戰壕一樣”、“像捍衛原則一樣”、“像捍衛旗幟一樣”、“像捍衛命運一樣”、“像捍衛信念一樣”、“像捍衛權利一樣”捍衛快樂。這種在他的生活和作品中建立的信念，是作品與創作者之間所存在的非凡一致性的又一佐證。
我們知道，貝內德蒂把青春奉獻給了寫作，但也奉獻給了閱讀和研究外國文學。為了用原文閱讀，他運用所學的德語，並學習了其他外語。由於工作時間過長，他無法常常參加文學聚談，但逐漸結識了一些後來將成為雜志社——初是大學雜志《轉向》（Clinamen），接著是由他本人創辦的《邊緣之地》（Marginalia），後加入了在烏拉圭文學界影響深遠的《數字》（Número）——同事的人。
貝內德蒂對知識有著廣泛的好奇心。在結識了與自己相守一生的露絲·洛佩茲·阿萊格雷和她的父親（一位受人尊敬的畫家）之後，馬裡奧開始對造型藝術產生興趣。這種興趣——尤其是對繪畫的喜愛——將持續終生。他與雷內·波托卡雷羅（René Portocarrero）、何塞·加馬拉（José Gamarra）、安東尼奧·弗拉斯科尼（Antonio Frasconi）、馬裡亞諾·羅德裡格斯（Mariano Rodríguez）和比森特·馬丁（Vicente Martín）等各國藝術家成為了朋友，一生收藏了數量不多卻很美的作品。
二十世紀中葉向我們呈現的是一個生活拮據、新婚燕爾、全身心投入於文學之中的貝內德蒂。他撰寫評論文章，創作短篇小說，但寫得更多的是詩歌——一直以來，他都認為自己首先是個詩人。在貝內德蒂看來，詩句是實現他想要與讀者交流這一偉大的生命和文學目標的工具之一。他曾說過：“我寫作不
是為了吸引更多的讀者，而是為了讓身邊的讀者讀懂我的生活。”
終其一生，貝內德蒂都是這樣做的，因而走近了一代又一代剛剛接觸文學的年輕人。但值得一提的是，貝內德蒂不僅留在了他們的靈魂之中，也留在了他們不再年輕時的閱讀中。正因為此，貝內德蒂的國際影響讓他的作品被譯成了非常多的語言——據我們所知，有近三十種。
貝內德蒂逐漸開始以評論家的身份獲得了一些獎項，其中一部在一項散文比賽中獲獎的作品，有著一個對不遠的未來非常重要的題目：《當代西班牙語美洲文學中的扎根與逃避》。從那時起，我們可以指出一種根本性的特征，即對待生活的態度與創作方向之間的一致性。這種一致性並非意味著因循守舊，而是人類同其所在語境之間展開的和諧對話，以及與一段豐富、有爭議性、激蕩的人生的相通之處。正因如此，我們可以在不讓事先選取的表達工具決定自己會找到什麼的前提之下，來研究他作品中出現的宏大主題。正是生活、思想和情感的變化，激發了某些主題的創作靈感。
基於這種一部分出於主動選擇、一部分是發生在他身上的生活，有一種力量貫穿了貝內德蒂所有的作品：承諾，不僅僅是政治承諾，更是社會和情感的承諾。
馬裡奧·貝內德蒂曾在一首詩中提到“良知的暫時安寧”，這是他做人和作為作家的前提。在此基礎之上，他對作品的構思基於人和創作者與其所處環境的持續對話，同時也經過了自身反思與原則的篩選。在欣賞貝內德蒂作品的過程中，人們會認出自己。從年輕時開始，貝內德蒂便感到重要的承諾是作為公民的承諾：人類應該感到社會政治的變化是與自身相關的，而如果公民是一位作家，那麼他的政治關懷便可能在作品中得以反映，尤其是在生命中某些特定的階段。
這種關懷，無疑是貝內德蒂政治立場和美學決策的基礎。這一點在他1965年出版《近旁的他人》（Próximo prójimo）一書時便展現無遺：在同名的詩中，他引用了安東尼奧·馬查多的詩句：“在生死關頭，永遠/應當與近處的他人站在一起”。這種博愛的情懷，對與自己平等之人的關注，對身邊人的關心，幾乎存在於貝內德蒂所有的作品之中，在詩歌中則表現得尤為明顯。而這也將成為其作品傳播的關鍵：作者面對他人/讀者進行交流，正如在訪談錄《交流的詩人》（Los poetas comunicantes，1972）的序言中所提到的那樣，貝內德蒂對那些關注“抵達讀者，既將讀者納入他的探索和長途跋涉，也讓他們參與他的艱苦生活”的作家的仰慕並非徒勞。作家的這一發現有其具體的時代背景——那段暴力和鬥爭的歲月，然而那段歲月卻毫無疑問是貝內德蒂那一代人的標志。正如他所說的，拉丁美洲作家“不能朝現實關上門，如果天真地試圖把它關在門外，也不過是白費力氣，因為現實會從窗戶跳進來”。
貝內德蒂評論工作的載體之一是久負盛名的《數字》雜志——後來也發展成了一家出版社，撰稿人中不乏如埃米爾·羅德裡格斯·莫內加爾（Emir Rodríguez Monegal）、曼努埃爾·克拉普斯（Manuel Claps）、伊德雅·比拉裡尼奧（Idea Vilario）等當時已舉足輕重的名字。貝內德蒂與這些在上世紀中葉熠熠生輝的作家一起，共同組成了“四五一代”——由於智識方面的訴求，他們也被稱為“批判的一代”。
貝內德蒂曾經從以下角度來分析“四五一代”：“我認為這與揭示烏拉圭和拉丁美洲主題的工作有關。如果獨立看待其中的每一個人，那麼的確有許多不同的風格，以及截然不同的藝術呈現方式，但在我看來，存在著一個的共同特征，即批判精神。我認為這一點對烏拉圭文化是有益的。”盡管表明了這一態度，但後來被收錄在《觀點練習》（El ejercicio del criterio，1995終版）中的大量評論文章——用他所崇敬的何塞·馬蒂的話來說——卻展現出了具有建設性的調性，以及根據他的喜好所作出的選擇。
作為記者、現實的分析者和幽默作家，貝內德蒂的工作則非常不同——素來尖銳、犀利，但有時也因對諷刺的睿智使用而堪稱殘忍。他見於報端的辯論頗為著名，尤其是流亡西班牙時期發表在《國家報》（El País）上的文章。
馬裡奧·貝內德蒂終其一生都保持著開放的態度、對待出生於不同年代的人們的慷慨、敏銳的批判性鋻賞能力，這讓他想要結識——有時候也會幫助——文學界的年輕人和不那麼年輕的人。他的這種興趣不僅限於文學界，也包括民間音樂、電影和戲劇等領域。
短篇小說
《短篇小說全集》（Cuentos completos）中收錄的作品，彙集了作者在1947年至1994年間出版的六部作品中的超過一百 二十個文本。無論是從主題、篇幅還是結構上而言，這本全集都可能化的，並且始終考慮到一種存在於寫作首要決定之中的秘密的統一。
通過貝內德蒂的閱讀，我們可以發現他對著名短篇小說家的偏愛：契訶夫的氛圍，莫泊桑或烏拉圭作家基羅加的結尾，而在他對對話的純熟駕馭背後則是對海明威的欽佩。
貝內德蒂曾數次解釋過他創作長篇小說的間隔為何如此之長，尤其是在《胡安·安赫爾的生日》（El cumpleaos de Juan ngel，1971）之後，身處流亡的動蕩之中，他既沒有充裕的時間，也難以將精力集中在長篇小說所需要的“創造一個世界”之上。因此，詩歌和短篇小說是更符合他當時生活狀況的表達方式。
重要的不是篇幅的長短，而是每種體裁的出發點和終點。正如他在早期的雜文《三種敘事類型》（“Tres géneros narrativos”，1953）中所提到的，“短篇小說一直以來都是現實的橫截面”。即使故事再簡短，貝內德蒂也總是能夠在情景或對話中制造張力，用精簡恰當的細節傳達出氛圍和衝突。因為歸根到底，短篇小說留下的深刻印記呈現出了這個世界既溫暖又悲觀的一面，特別是居於其間的人們——心懷疑慮，不無卑鄙，但同時也有著充滿愛與團結、不乏幽默感的相遇。
《休戰》（La tregua）
出版於1960年的《休戰》無疑是貝內德蒂受讀者歡迎、被翻譯次數多的小說，它曾被改編成電影、戲劇和電視劇，雖然樸實無華，卻令人難以忘懷。在這個短小的文本中，出現了令所有當代人關心、動容的主題和情感：孤獨與疏離，愛與性，幸福與死亡，代際衝突，倫理觀，政治問題等。正如作者本人所言，“《休戰》在正當情感與做作的邊緣遊走”。它的謙恭和先驗性，證明了一部看似地方性的作品同樣可以觸踫到遙遠的情感共鳴。
《休戰》是在一份令人精疲力竭的行政工作中利用午休時間寫成的。作者為敘述者選擇的私人日記這一獨特視角，有利於直接分析主人公的感受，反映他的孤獨；而對家庭、辦公室等微觀宇宙的人稱描述，也有助於制造個體與烏拉圭社會之間的雙重距離感。
愛情毫無疑問是貝內德蒂作品的中堅力量。在《休戰》中，愛情以個體冒險的形式出現，帶來了希望，卻因為外在原因而失敗，再次中斷了與生活的和解。意識到自己生活平庸無奇的中年男人桑多梅，在年齡幾乎比自己小一半的阿貝雅內達身上找到了愛情，並在與她寧靜的交流中找到了不向灰暗命運妥協的可能性。因為小說的主角同樣也認為自己是“一個悲傷的人，卻曾經有、現在有、將來也會有快樂的意願”。
盡管小說篇幅不長，但主人公的觀察和感受以碎片化卻充分的方式逐漸創造了一個世界，其中有他的庸常、衝突和野心，也有周圍人們——這些之前曾在同名短篇小說集裡出現過的蒙得維的亞人——的偏見。依靠這種合唱式的表現手法，故事的中心依然是生活的平衡，清晰表達的厭倦-希望-失敗的主線，以個體的絕望而告終。
貝內德蒂在1990年的雜文《現實與言語》（“La realidad y la palabra”）中寫道：“小說家首先是現實的創造者，其次纔是言語的創造者。”而《休戰》樸素的故事、穿越時間和地域在讀者中造成的深遠影響，則證實了作者有效地與人類的感性建立了聯繫，正如他所希望的那樣，實現了與讀者的交流。
《感謝火》（Gracias por el fuego）
很多人將本書視為馬裡奧·貝內德蒂部反叛的小說，或者像阿萊霍·卡彭鐵爾（Alejo Carpentier）所言，是從孤獨走向團結的過渡。在六十年代初期，烏拉圭經歷了社會和政治動蕩，像貝內德蒂這樣的人警視著即將到來的危機。這部小說中的人物揭露了統治階層的虛偽價值觀：專制父親的腐敗，以及與其對峙的兒子的脆弱。
從意識形態的角度來看，《感謝火》比《休戰》更前進了一步，盡管這一步略顯冗餘，並且僅僅是解釋性的。作者在很短的時間內就向著清晰的道路邁出了步伐，但小說中的衝突依然無法得以解決：清醒的人並不強大，強大的人並不理智。在思想和行動方面，就個人和集體而言，我們可以說這是一部關於挫折的小說。從歷史角度而言，小說則展現了一個睜著眼睛向深淵探身並心懷疑慮的社會。
1963年完成書稿後，貝內德蒂將其拿給文學評論界的朋友們閱讀，在得到他們的負面反饋後，他決定攜此書參加一項西班牙的文學競賽。享有盛譽的“簡明叢書獎”（Premio Biblioteca Breve）旨在獎勵“展現了真正的創新天賦”並致力於探討“隻屬於我們時代的文學和人類困境”的作品。《感謝火》進入了終選階段，但當時統治西班牙的獨裁政府對該書進行了審查，並禁止了它的出版。這本小說於1965年在烏拉圭面世，但在西班牙一直到1974年纔得以出版。
《破角的春天》（Primavera con una esquina rota）
八十年代的馬裡奧·貝內德蒂身處流亡之中，心懷希望，卻一點也不確定幾乎占烏拉圭人口四分之一的流亡者何時纔能回到祖國。旅行所到之處，無論是在拉丁美洲還是整個歐洲，貝內德蒂都會遇見幸存的同胞，向他講述流亡的幸與不幸。
此時，距他出版上一部小說《胡安·安赫爾的生日》（El cumpleaos de Juan ngel）已經過去了十一年時間。貝內德蒂明
白，一部小說是對一個世界的建構，需要嚴格的結構和計劃，正如他在《三種敘事類型》中所定義的，“從起源之時到當下，小說一直都想要與生活相像，想要從各個方面都成為生活”。當然，這是作者對生活與世界，對有序的、結構化現實的看法。以情節的突變、具有表現力的可信人物抵達讀者，這些人物始終是經過深思熟慮的，與激發他們的社會環境和諧一致。
在拉丁美洲文學中，這不算是一個出奇的概念，連在並不表明社會立場的作者之中也不罕見。烏拉圭作家胡安·卡洛斯·奧內蒂曾說過，作家是沉浸在社會中的人，即使並非有意為之，但作品仍會呈現出他的境況，以及他所處環境的變遷。很顯然，這句“即使並非有意為之”很重要：奧內蒂是在一些評論家將他的小說《造船廠》（El astillero，1961）視為對其衰敗祖國的隱喻時提到這一點的，而他否認自己曾有過這樣的意圖。與之相反，貝內德蒂持有另一種立場，並用理論加以表達；在1967年出版的《混血大陸的文字》（Letras del continente mestizo）中，他在《拉丁美洲作家的狀況》一文中寫道：“拉美作家不能朝現實關上門，如果天真地試圖把它關在門外，也不過是白費力氣，因為現實會從窗戶跳進來。”
《破角的春天》所表現的現實，將流亡的問題與國家內部問題熔於一爐。這是一對夫妻的故事，作為政治犯的丈夫在獄中書寫、構思或想像給妻子的信件，而妻子正帶著兩人的女兒，與他的父親一道流亡國外。故事是這樣的：丈夫通過字裡行間傳遞的獄中生活，他的回憶，以及對可能存在的未來的計劃。而故事的另一個部分，則會出現妻子的流亡生活。
本書通過多視角敘事來展現監禁和流亡的經歷，並由此形成了小說的架構。在這些故事的間隙，作者加入了一種全新的結構：一繫列叫作“流亡”的章節——它們都是真實事件的記錄，其中一些完全是自傳式的，出現了作者和其他人的真實姓名。這些現實之間的間隔，與獄中人和他的三個處於流亡中的親人所遭遇的情感波折形成了對照。
從對衝突的清醒認識和人類關繫的脆弱之中，依舊可以看到春天的希望；我們總是會失去一些什麼。
《破角的春天》曾榮獲1987年大赦國際金火焰獎。
*奧滕西婭·坎帕內拉是馬裡奧·貝內德蒂基金會主席，傳記《馬裡奧·貝內德蒂：一個謹慎的傳奇》（Mario Benedetti: un mito discretísimo）的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