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公和他兄弟約瑟夫在敖德薩搭上“埃夫拉托斯”號，這艘髒亂的小船擠滿了在地中海和黑海一帶流竄的“壞人”。米爾金兩兄弟，雅科夫和約瑟夫，就像硬幣的兩面，眼裡各看半邊世界。“我兄弟興奮、狂躁地在船頭走來走去，眺望前方。”
約瑟夫夢想著白色的驢子、希伯來人的力量，和基列山中的猶太人家園。外公一心想念沒跟他走的舒拉密，她用欺騙和嫉妒整得外公遍體傷痕。他還想著巴勒斯坦。對他來說，巴勒斯坦不過是平息激情、避免犯罪的去處，那裡沒有回憶，可以慢慢療傷。
他坐在船尾，把心事都交付給船後的泡沫。多年後他在一張紙條上寫道：“君不見熱切的心如線團般松散。”
船上的喫食隻有面包和無花果干，米爾金兩兄弟吐個不停。
“我和約瑟夫到這兒後，一路北上，夏天到了加利利海邊。”外公的手穿梭著往我嘴裡送自制酸奶拌土豆泥和撒鹽的炸洋蔥。“晚，我們找到一份看田的活。清晨我們坐起來，看‘應許之地’的日出。太陽四點半升起，五點一刻就烤得要命。約瑟夫垂頭哭起來。他期盼的救贖日不是這樣。”
外公開始喂沙拉了。“我們朋友三個，曼多林·澤爾金、艾利澤·李伯森和我。我兄弟約瑟夫病了，受不了了，跑美國去了。”
外公煩熱虛弱躁得慌，被瘧疾、憤怒和思念輪番折磨。
約瑟夫在加利福尼亞發了家。“我們隻能裹粗麻布御寒過鼕，在襪子裡塞報紙保暖，他呢，在向美國資產階級兜售西服。”菲吉外婆死前幾個月，村裡用上電了。約瑟夫寄來一張彙款單，讓他們買臺冰箱。外公把信扔到牛棚旁邊的臭水溝裡，對外婆說絕不踫“資產階級叛徒的錢”。約瑟夫便到聖羅莎去找路德·布爾班克，那個可愛的小農場吸引了大批多愁善感的遊客、昆蟲和崇拜者的郵件。後來他寄給外公一張有這位種植高人親筆簽名的照片。我在外公床下的箱子裡見過這張照片，布爾班克戴著草帽和圓點領帶，長著肉乎乎的大耳垂。“就這樣的討好也不能和米爾金和解。”
法尼亞·李伯森是外婆好的朋友。
“菲吉病得很重，體弱氣短，缺疼少愛。她淚汪汪地來找我，”我跟在她身後磨嘰了好幾個小時，她終於對我說了，“可我們也勸不動你外公。他還是讓她去背冰塊做冷櫃。”
還有一次，法尼亞對她丈夫說：“你那位朋友米爾金對她來說是的冰塊。”她至今對菲吉外婆受的苦和她的死耿耿於懷，一想起來就火冒三丈。
我沒聽見艾利澤·李伯森囁嚅著答了句什麼。我蹲在他家窗外，臉貼在百葉窗潮濕的木條上，隻看得見他嘴動，還有她的頭倚在他胸前，銀發飄飄。
外公一輩子沒原諒他兄弟，也沒再見過他。直到外公死後，我纔把約瑟夫的遺骨從加利福尼亞移葬到我們的山谷。約瑟夫的兩個兒子共同擁有洛杉磯米爾金和米爾金紡織公司，他們寄給我一張的支票。
巴斯奇拉用“拓荒者之家”的公函紙給他們寫了回信：“你們的父親是資產階級叛徒，但我們還是給予九折優惠，因為他是家人。”
逝者躺在木棺材或鉛制棺材裡，用草草衝洗的農用卡車、掛鬥拖拉機或者飛機運過來。
有時葬禮盛大隆重，記者、貴賓、政要熙熙攘攘，汗流浃背。巴斯奇拉對這些人曲意逢迎，我隻覺得惡心。他們看著我挖墓穴，一邊向後躲避我揚起的泥土，一邊讓巴斯奇拉催他的工人動作快點。
也有些人孤零零地來，隻有一張提貨單和碑文底稿。有時隻有一位氣呼呼的兒子或淚汪汪的女兒來送葬。還有些人活著就來了，拼著後一口氣爬過田野，要葬在“拓荒者之家”。
“和老同志們在一起，”他們說，“挨著米爾金，”他們懇求，“在山谷的泥土裡。”
下葬之前，我在巴斯奇拉辦公室外面的棚子裡開棺驗尸，防止不符合條件的人魚目混珠。
從美國來的“資產階級叛徒”都已輕度腐爛，褪盡虛華，雙眼黏濕、渾濁，可憐巴巴的。山谷裡的老同志平靜安詳，好像在田間樹下小憩。很多人我從小就見過，他們手裡拿著陳年信件、被害蟲咬了的樹枝或者遭蚜蟲禍害的樹葉，來找外公或者纔澤。另一些人我隻在故事裡讀過，在問答裡聽過，或者在腦子裡想像過。

我兩歲那年，外公用毯子裹著我抱到他的小屋，給我洗去煙灰，清理皮膚上的玻璃碴和碎木屑。他把我養大，教我樹木和果子的秘密。
還給我講故事。在我喫飯、除草、睡覺的時候，在我給石榴樹修枝的時候。
“我兒子以法蓮養了一頭小牛叫冉·阿讓。以法蓮每天早晨起床後，就背著冉·阿讓去溜達，中午纔回家。一天不落。‘以法蓮，’我對他說，‘小牛不能這麼養。背慣了他就再也不想用自己的腿走路了。’可以法蓮不聽。冉·阿讓越長越大，長成了一頭大公牛，以法蓮還是到哪兒都背著它…… 這就是我兒子以法蓮的故事。”
“以法蓮去哪裡了？”
“誰也不知道，我的娃兒。”
他的眼裡從不閃淚光，但嘴角有時會不易覺察地抽搐。每逢果樹開花，或者山谷裡天氣特別好的時候，他就會給我講以法蓮舅舅長得多英俊。
“他小時候，鳥兒成群地飛到窗口，等著他醒來。”
“我給你講講你媽。啊—張嘴，巴魯奇。她可不一般。有一回，她還小，坐在我們家小屋門口，給全家人擦鞋，我的，菲吉外婆的，亞伯拉罕舅舅的，以法蓮舅舅的，那時候以法蓮舅舅還在家呢。就在這時…… 張嘴，我的娃兒…… 就在這時，她看見一條蛇，一條大蝰蛇，在人行道上向她慢慢爬過來，越來越近。”
“後來呢？”
“後來…… 再來一口。後來怎麼了？”
“怎麼了？”
“你媽跑開了嗎？”
這故事我都能背了。
“沒有！”
“她哭喊了嗎？”
“沒有！”
“她暈倒了嗎？”
“沒有！”
“來，巴魯奇，我的娃兒，把嘴裡的東西喫完。咽下去。你媽沒有暈倒。她做啥了？你媽做啥了？”
“她坐著不動。”
“那條蝰蛇慢慢地從人行道上爬過來，呼呼呼，嘶嘶嘶，爬到你媽的赤腳旁。這時……她舉起大鞋刷……”
“乓！”
“正中蛇頭。”
“我媽去哪兒了？”
“你有外公呢。”
“蛇呢？”
“死了。”
“我爸呢？”
外公站起來，拍拍我頭頂。
“你會長得像你媽那麼高，像你爸那麼壯。”
他給我看我媽做皮內斯學生時曬的干花，現在都脆了。他給我講大河，“比我們的小溪寬一百倍”，講“吉卜賽小偷”，講可憐的日耳曼聖殿騎士，在我們之前也曾想在這山谷裡住下，可他們的孩子個個“渾身發黃，像小雞一樣搖搖晃晃”，全都染上瘧疾死了。
他那慣於用酒椰麻繩捆嫁接枝條、鋤草、擺弄水果的手，輕輕解開我脖子上污漬斑斑的圍嘴，彎腰把我抱起來，吹氣逗弄著我，胡茬掃在我的脖頸上。
“我的娃兒。”
“菲吉外婆從哪裡來？”
菲吉外婆也是從很遠的地方來。她比外公小很多。菲吉外婆到這裡的時候，外公已經是莊稼老手，不拿生病當回事，土坡上長的都能喫。可他一直想著舒拉密。舒拉密毀了他的生活，現在又從俄國給他寫信了。一年兩封，裝在藍色信封裡，經土耳其寄過來，乘著北方的風吹過來，由鵜鶘銜在嘴裡帶過來。這些鵜鶘要“飛往非洲熱的地方”，中途在我們這兒停下來歇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