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譯後記
安圖內斯與葡萄牙遠航史觀的重塑

安東尼奧·洛博·安圖內斯是當代葡萄牙負盛名的小說家，也是當代西方文學中秀的作家之一。2007年，安圖內斯獲得葡語文學的榮譽卡蒙斯獎，在頒獎詞中，評委會贊揚這位1942年出生於裡斯本的作家“運用葡萄牙語時有大師風範，善於揭露人性中不可告人的黑暗角落，使他成為對文學現實清醒又具有批判性的模範作者”。評論家總結安圖內斯有三個寫作特點：對葡萄牙當代重要事件的敏感體察；在作者自身經驗基礎上，對殖民主義、醫學實踐與日常主題的連接；以及十分獨特的敘事觀念和優美的語言節奏。
學界常將安圖內斯跟福克納和塞利納相提並論。除卻文字風格相似，葡萄牙人與這兩位前輩同為悲觀主義者，這與他在精神治療工作中與人性黑暗的長久博弈不無關聯。悲觀主義者並不一定沒有積極的人生態度，但勢必更為關注世間的不幸與痛苦。馬克·吐溫曾以其一貫的詼諧指出，每個人都是個月亮，都有從不示人的暗面，但安圖內斯所做的恰恰就是往暗面上不遺餘力地投射聚光燈，再用顯微鏡放大上面的每一條溝壑。因為深諳人性的作家知道，不去深究陰暗與沉重的話題，隻會讓心靈上的陰霾更甚；隻有直面人生的沉重，纔有望達到亞裡士多德意義上的“淨化”。這也是為何安圖內斯這樣形容自己的寫作：“我的工作就是寫到石頭比水還輕。我做出來的不是小說，我不是在講故事，我不為讓人消遣，不是為了愉悅，也不是為了有趣：我隻是想讓石頭變得比水還輕。”
在1988年出版的長篇小說《遠航船》當中，安圖內斯直面的石頭也許是沉重的海格力斯雙柱：承載著葡萄牙歷史中峰與谷的海外擴張史，以及葡萄牙偉大的史詩：路易斯·卡蒙斯（約1524—1580）的《盧濟塔尼亞人之歌》。在1974年康乃馨革命後，葡萄牙經歷了民主化與去殖民地化，亟須打破“新國家”政權對國家歷史和卡蒙斯的挪用，同時在失去非洲殖民地後也迫切需要重構國家身份。安圖內斯的小說一方面體現了葡國知識分子群體用文學“淨化”歷史的嘗試，另一方面也對重塑史觀過程中出現的選擇性遺忘進行了反思。

對卡蒙斯的三重顛覆：雄性、英雄與帝國

學者愛德華多·洛倫索評價說：“無辜地紀念卡蒙斯是不可能的。”路易斯·德·卡蒙斯是十六世紀的史詩《盧濟塔尼亞人之歌》的作者，也是葡萄牙影響為深遠的詩人。在這部九千餘行的皇皇巨著當中，卡蒙斯以達·伽馬去往印度的遠航為中心，以激昂的筆觸再現了葡萄牙的歷史，因此這本書也被公認為葡萄牙的建國史詩。值得注意的是，卡蒙斯的歷史敘事不但有正常的史實敘述，更有濃重素，將葡國的海外擴張與神意結合。詩人寫作的年代距達·伽馬遠航已過去七十餘年，因此文中水手旅途中聽到的預言，在讀者看來已經成為完成的史實，從而更易接受卡蒙斯的立論：英雄的達·伽馬船隊是英雄的葡萄牙人民的代表，而葡萄牙帝國是偉大的天選之子。
在接下來的幾個世紀裡，葡國有關航海發現史的話語並沒有脫離卡蒙斯的框架，傳達的依然是同樣的信息：葡萄牙是一個偉大的國家，因為它先將海外航線的開闢提升到國家事業的高度，並由此在全球範圍內建立起殖民地。這種將遠航、殖民和國家性捆綁的做法在二十世紀達到。在1933年至1974年期間，統治葡萄牙的是“新國家”獨裁政權，其官方話語將葡萄牙引領航海大發現時代的歷史神聖化，將它作為葡國版“光榮孤立”的支柱，以及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民族解放運動席卷全球的背景下，葡萄牙仍然堅持殖民統治的依據。事實上，隻有當視角單單聚焦在葡國自身時，葡萄牙纔能擺脫在歐洲實質性的邊緣地位，纔能成為這個僅由一個國家組成的世界的中心。美國外交官喬治·鮑爾曾經諷刺地指出，統治葡萄牙的並不是一個單一的獨裁者，而是“由瓦斯科·達·伽馬、航海者恩裡克王子和薩拉查組成的三頭政治”。在這樣的背景下，葡萄牙短暫的黃金時代反而成為一項束縛後人的歷史負資產。歷史學家巴拉達斯表示，十六世紀後“葡萄牙再也不是它自己了”。在卡蒙斯逝世五百年後，安圖內斯的《遠航船》希望通過重塑遠航史觀給葡國的未來找準方向，切入點直指問題的核心，那就是卡蒙斯的《盧濟塔尼亞人之歌》。
倘若以茱莉亞·克莉斯蒂娃的“文本間性”理論分析，安圖內斯的書可以與諸多文本產生聯繫，其中不僅包括葡萄牙的文史經典如平托的《遠遊記》、巴羅斯等人的編年史等，還包括了其他國家的藝術乃至科學，如西班牙塞萬提斯、洛爾迦等人的詩文，畢加索的畫作，波蘭哥白尼的日心說等。但如果套用熱奈特的“羊皮稿本”理論，《盧濟塔尼亞人之歌》纔是隱約留在《遠航船》下方墨跡深的底本。安圖內斯的作品無疑是對卡蒙斯史詩的重讀和再寫作，在《遠航船》出版前夕接受采訪時他就表示，自己初稿時曾把卡蒙斯作為小說的敘事者。不僅如此，安圖內斯還視自己所寫的為“卡蒙斯忘了寫或者沒有時間寫的東西”，“如果說《盧濟塔尼亞人之歌》是漸強，那麼這本書就是漸弱”。
從結構上看，《盧濟塔尼亞人之歌》承襲的是羅馬傳統，模仿了維吉爾的史詩《埃涅阿斯紀》，十章八行詩以達·伽馬遠航為中心。而《遠航船》是一本後現代小說，卡布拉爾、卡蒙斯、沙勿略、無名夫婦、塞普爾維達、達·伽馬和迪奧古·康，七位（組）主要敘述者分攤了全文十八個章節。這種多視角的敘事沿襲自安圖內斯的前作《亞歷山大式法多》，而《遠航船》的結構創新在於，各個部分由誰敘述並不像前作一樣遵循固定的順序，而且章節之間並沒有明顯的承繼關繫。即便是在講述自己故事的章節裡，這些人也並沒有完全的控制權，以人稱開始的一句話到一半就可能讓位給第二或第三人稱，第三人稱的敘述者甚至會呼喚讀者偷窺主角的私密行為。除了在熱奈特意義上的各個敘事層面間自由穿梭之外，小說的章節沒有數字或字母編號，再加上繁復的長句和一句三變的敘事視角，這樣松散、無等級的敘事通過拒絕排序強調對線性時間的否定，佐證了各章人物之間沒有等級差異，重要的是以雜語的方式打破了對國家航海史的單一視角。
從主題上比較，卡蒙斯開始的歷史敘事聚焦在葡萄牙引領“地理大發現”的作用，突出強調葡人敢於揚帆起航去往未知的勇氣與使命感。安圖內斯的小說卻另闢蹊徑，將關注點從“出發”轉為“歸來”，探討在一個扭曲變形的時空裡，數百年前的海上英雄被驅趕回國，如何以失敗者的身份在已然陌生的故國生活。在安圖內斯這本反史詩的小說中，每一個掛著歷史英雄名字出場的人物都讓讀者的期待落空。他們的歸來不是希臘傳統的歸鄉，不是英雄經歷磨難成長後完美的返航；他們不但沒有做出和名字相符的豐功偉業，而且在某些方面成為人們心中無意識歷史記憶的對立面。在安圖內斯筆下，歷史上在亞洲遊歷數十載、寫下《遠遊記》的平托成了上門推銷次品的小販，發現印度的達·伽馬靠出老千贏下半個葡國，致力在亞洲傳播基督福音的聖徒沙勿略更是搖身一變，成了強迫女子賣淫的皮條客。
安圖內斯並不滿足於精神層面對傳統英雄的解構，而是加上了更加赤裸裸的、物理意義上的去神聖化，比如在《遠航船》中，見證了葡國遠航輝煌時代的國王堂曼努埃爾的王冠就成了鐵皮制的劣質仿品，而沙勿略干脆用小燈泡組成自己頭上的光冕。這一切的戲仿、戲謔和諷刺強有力地證明，要重新認識國家歷史，前提是深刻意識到過往的榮光無法再現。葡萄牙不是國家版的孩童耶穌，不是十七世紀的神父安東尼奧 · 維埃拉或者二十世紀初的詩人費爾南多·佩索阿所相信的第五帝國，它無法引領全世界實現精神和文化上的大聯合。
值得注意的是，在卡布拉爾、卡蒙斯、沙勿略、無名夫婦、塞普爾維達、達·伽馬和迪奧古·康這七組主視角人物中，遭到戲仿的均為男性。盡管無名老婦人和迪奧古·康的情婦偶爾能獲得發言權，但她們身為小說原創人物，並沒有男性帝國英雄們那種和歷史記載中形像迥異所形成的張力。如果從性別研究的角度看《遠航船》，就會發現除卡蒙斯之外，本書的其他男性敘事者都在不同程度上暴露出男子氣概的缺失。在《盧濟塔尼亞人之歌》中，全詩的高潮出現在第九章，達·伽馬船隊從印度返航時在愛島停靠，在島上寧芙仙女處獲得肉體上的滿足，以個人肉體的征服寓意所“發現”之地皆為臣妾；但在安圖內斯的書中，不但寧芙墮落成為妓女，男性主視角人物也普遍經歷了各式各樣的性挫折。“發現”巴西的卡布拉爾為生活所迫，隻好讓妻子去舞廳工作；沙勿略為了回到葡萄牙，選擇把妻子賣給別人；海難文學中的悲情英雄塞普爾維達需要通過偷窺女中學生滿足自己的欲望；“發現”剛果河的迪奧古·康迷戀的荷蘭妓女將他棄如敝屣；連無數海外殖民者的代表、在幾內亞度過大半生的無名老人都發現，結婚半個世紀的妻子也選擇離開自己，去美國尋找新的生活。
社會學家懷特海德曾指出，作為男性公共領域中英雄主義、力量、神話和神秘的像征，沒有比關於帝國的概念更強大的了。而在安圖內斯的後現代敘事中，將帝國與男性英雄特質捆綁的傳統認知遭到消解。連史詩中對遠航提出反對意見的雷斯塔洛的智慧老人，在小說中達·伽馬的回憶裡都轉變成老婦人先知的形像。性別角色的逆轉與新時代對帝國殖民的反思息息相關，而小說中將堂塞巴斯蒂昂描繪成女子氣的癮君子，則是對雄性霸權的終極挑戰。

現實中的幽靈：以塞巴斯蒂昂為例

在葡萄牙人的歷史認知當中，堂塞巴斯蒂昂有著他獨一無二的位置。卡蒙斯寫作《盧濟塔尼亞人之歌》正值塞巴斯蒂昂在位，年輕的國王被時人視為葡國復興的希望，卡蒙斯也將長詩作為對國王的獻禮。然而塞巴斯蒂昂於三王戰役失敗後在摩洛哥失蹤，沒有留下繼承人，直接導致葡萄牙被西班牙統治六十年之久。
塞巴斯蒂昂作為肉身實體雖然當時未能回到故國，卻也因此在文化想像中擁有了隨時回歸的可能。往往是在國家處於危機時，人們願意相信塞巴斯蒂昂會歸來，會帶領葡國走出困境乃至邁向輝煌。和塞巴斯蒂昂主義密切相關的“薩烏達德”，一種對不存在或者曾經存在事物模糊的懷念和渴望，就此成為葡萄牙精神的重要組成。然而民主化後的葡萄牙想要實現現代化，想要更加積極地參與歐洲一體化和全球化的進程，就必須竭盡全力將歷史的重負——帝國主義與殖民主義——埋葬，然後歷史纔能夠給國家的前進提供真正的養料。《遠航船》將這一過程藝術化為卡蒙斯擺脫父親骸骨的方式，在千裡迢迢將遺骸帶回國後，缺錢的卡蒙斯無法找到理想墓地，後選擇將其賣給瘋狂的植物學家達·奧爾塔，將遺骸化為養分。在某種意義上，塞巴斯蒂昂也是卡蒙斯和葡國大眾陰魂不散的亡父，而安圖內斯所嘗試的正是給塞巴斯蒂昂主義唱響安魂曲。小說沒有給予塞巴斯蒂昂敘事主體地位，後宣布國王在摩洛哥因為偷取毒品被人捅死，再到全文後一句話明確指出，塞巴斯蒂昂的白馬永遠不會嘶鳴。接受塞巴斯蒂昂的死亡，走出卡蒙斯式自我實現的預言，葡萄牙纔能邁出從悲痛中恢復的步。就像葡國詩人曼努埃爾·阿萊格雷的宣言：“需要埋葬國王塞巴斯蒂昂/需要告訴所有人/眾望所歸之子已經不會來了/我們得在思想和歌聲中/打破那把空想病態的吉他/某人把它從阿爾卡塞爾吉比爾帶了回來/我說他已經死了/讓國王塞巴斯蒂昂安息吧/把他留給災難和瘋狂吧/我們不需要離開港口/我們手邊就有/可以冒險的土地。”
然而在另一方面，破除塞巴斯蒂昂主義的迷思從而正確看待國家歷史，並不意味著就要選擇性失憶。在康乃馨革命之後，葡萄牙經歷了長期的思想動蕩，從殖民地被迫回到葡萄牙的歸國者問題未能及時得到正視。對很多長年生活在殖民地甚至在那裡出生的“歸國者”而言，葡萄牙其實是一塊陌生的土地，那裡並沒有什麼迎接他們“回歸”。而對本國居民來說，很多人直到接觸大批湧入的“歸國者”纔次對國家的海外殖民產生感性認識。對雙方而言，重新融合的過程並不總是一帆風順。不少學者指出，“歸國者”這一稱呼本身有時就帶有嘲弄、貶低的色彩。很多從殖民地回來的民眾並不願意被歸為此類，而情願被認為是逃難者或是被驅逐者。在安圖內斯的小說裡，“歸國者”們到葡萄牙後經歷百般遭遇，乃至被隔離關在肺結核病院，這樣的戲劇化證明漠視乃至歧視並不是正確的重新評價歷史的方式。本書出版時葡萄牙剛剛加入歐洲經濟共同體，新時期意味著需要打破之前對國家航海史的政治化、神話化的挪用，但不該忘卻這些歷史事實和其中的普通參與者。盡管阨內斯特·勒南曾指出，在民族性塑造的過程中，遺忘甚至是歷史性的有意誤記是其中的關鍵因素，但安圖內斯恰恰是在用航海英雄轉為“歸國者”所產生的一幕幕荒誕悲喜劇提醒我們，什麼不應該被遺忘，什麼不應當被誤記。小說中卡蒙斯等人同時作為活生生的“歸國者”以及歷史課本和城市雕像上的人物，這樣的並行不悖體現了安圖內斯將歷史與現實結合、將集體和官方歷史個人化的努力。在面對祖先的幽靈時，能夠做到既不神化，也不無視，這大概就是作者想要提倡的歷史觀。

航海史觀的重塑：陸地與海洋的進退

去殖民化後，時間上葡萄牙需要重塑對帝國歷史的認知，空間上也要正視領土範圍的變化。葡萄牙人需要用新的眼光看待從“海外省”變成獨立國家的前殖民地，但也許更重要的是更新對歐洲本土的認知。《遠航船》中有關葡萄牙的地名稱呼，如“王國”“裡斯本”等，采用了古法拼寫，前者用Y代替了I，後者用X取代了S。這種用法一方面強調了空間的虛構與重疊，不是對單一時刻的葡萄牙及其首都的實景描繪，因此可以看作一些抽像概念——離散、去地域性、殖民主義等——的實體化身；另一方面又以拼寫上的似是而非突出這些地點的異化，展現扭曲時空下扭曲的人性。就像“黑人性”運動的創始人之一艾梅·塞澤爾所說，殖民的後果是讓殖民者喪失文明，變得野蠻粗暴。安圖內斯小說中的葡萄牙剛剛擺脫非洲殖民戰爭的泥潭，它恰似刺向自己畫像卻終身亡的道林·格雷，其獨裁統治時期竭力宣傳的帝國榮光越是輝煌，現實下的破敗肮髒與人心惶惶就越是觸目驚心。結合波德萊爾《惡之花》一般的語言，書中的葡萄牙總讓人如墮卡夫卡式的噩夢，灰暗卻鮮明的現實讓人不寒而栗。“哪怕是北極都比這裡要好。”作為廣大普通“歸國者”的人格化身，文中無名老人的感慨並非空穴來風。
這樣灰暗的筆調部分源於文中的“王國”是歷史與現實的扭曲疊加。一邊是十五至十六世紀大航海時代的輝煌，一邊是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去殖民化後的混亂。發現印度、三王之役、康乃馨革命，相隔數百年的歷史事件在作者筆下仿佛發生在同一時代，歷史上的英雄和現實中的“歸國者”也化為了一體。安圖內斯筆下的時間錯亂是對瓦爾特·本雅明所謂“均質化空洞時間”的挑戰：達·伽馬們存在於兩個時間，但也因此無法在任一時間找到完全的歸屬感。卡布拉爾們經歷了殖民地和葡國本土兩個空間，但卻發現自己在哪裡都是局外人。“我們不再屬於這裡了。”文中的無名老婦人這樣感嘆。她終放棄了在非洲五十餘年的記憶，在心智上回歸愛好音樂的少女，因為在風雲驟變的政治大環境中，隻有排除掉殖民地記憶的原初身份沒有遭到抹去。
安圖內斯拒絕了長久以來殖民主義和葡國歷史的共生關繫，由此引發了和殖民主義息息相關的海洋意像在小說中的轉變。安圖內斯巧妙地將航海隱喻嵌入種種場景乃至人物描寫，使得《遠航船》這個題目的包含範圍無限外延。從個體到國家，都是風雨飄搖的大海中的一葉扁舟。葡萄牙作為海洋國家，其文學傳統中自然少不了對航海的描繪，但安圖內斯對海洋意像的化用與眾不同。歷史學家一般將大航海時代視為海洋與人類關繫的關鍵轉折。在此之前，無垠的海洋更多是作為人類活動的界限，而以十五世紀初的葡萄牙人在北非沿海航行為開端，大海開始轉變為各個民族和國家之間的舞臺和競技場。卡蒙斯在《盧濟塔尼亞人之歌》中塑造了一個鎮守好望角的巨怪的經典形像，但他也無法阻擋葡國水手前進的腳步，因為像佩索阿的詩句一樣，“在這裡掌舵的我不是孤身一人/我是想要屬於你的大海的整個民族”。但在安圖內斯筆下，海洋變得遲滯黏稠，失去過往的吸引力，它不再帶給葡萄牙人驕傲和歡樂，隻留下失望與悲傷，也就難怪文中達·奧爾塔的妻子阿爾齊拉將大海歸結為諸多煩惱的來源，而探險家迪奧古·康會在千辛萬苦拿回關於群島和海峽的百科全書之後，卻因其沉重而一點點丟棄。
卡蒙斯曾用“陸止於此，海始於斯”形容葡萄牙，這一名句形容的不單是葡萄位於歐陸西、瀕臨大西洋的地理位置，更是將邁向大海作為葡國歷史的重心。而安圖內斯對卡蒙斯的終顛覆也許可以概括為“海止於此，路始於斯”，他筆下的遠航船從海上垂頭喪氣歸來，陸地上連接歐洲的火車卻在轟鳴作響。結尾處歸國者們徒勞地等待堂塞巴斯蒂昂從北非跨海而來，而文中的卡蒙斯卻能在火車站找到他的繆斯——一位盲人琴手，從而寫下新版的八行詩。對於素來悲觀的安圖內斯來說，這已經是難得的希望微光。在這海洋與陸地、非洲與歐洲的一進一退之間，葡萄牙艱難地重塑著自己的過去、現在與未來。

十八或是二十年前去安哥拉的路上他曾途經裡斯本，而他記得清楚的是下榻的雷東多伯爵寄宿旅館裡吱呀作響的大桶以及女人歇斯底裡的抱怨聲中父母的爭執。他記得公共衛生間的水池，巴洛克風格的龍頭像魚一樣，從切開的喉嚨處吐出棕褐色眼淚般的水珠，那次他還撞見一位老先生，褲子垂在膝蓋處，在廁所裡微笑。到了晚上，每當他打開窗，就會看見燈火通明的中國餐館，看見陰影裡冰川在家用電器商店裡夢遊，看見人行道護欄上金色的長發。這也是為什麼他會因為害怕而尿床，他害怕的是在生鏽的魚狀龍頭後面踫見帶笑的老紳士，或是用小拇指晃動著房間鑰匙的長發女子，正拖著公證員往前面走廊走去。後他入睡的時候會夢見科魯希無窮無盡的道路，修道院長的庭院裡孿生的檸檬樹，還有失明的爺爺，眼睛像雕塑一般光滑，正坐在酒館門前的小凳上，與此同時，一群救護車呼嘯著穿過戈麥斯·弗雷雷路，朝著聖若澤醫院駛去。
上船當天，在穿過一條窄巷之後——裡面滿是喪失理智的女伯爵的宅邸，售賣精神錯亂小鳥的店鋪，還有針對遊客的酒吧，英國人會去那裡進行每天早上的杜松子酒輸液——出租車在特茹河岸一塊沙地邊緣將我們放了下來，按照旁邊火車站站牌的說法，這裡名叫貝倫，左右一邊是一杆秤，另一邊是個小便池，而他遠遠看見數以百計的人和牛群，他們正往一個大工地運石塊，領頭的是穿著緋衣的侍從，正無動於衷地面對著廣場上的汽車，他看見旅遊車，裡面裝著離異的美國人和西班牙神甫，還有什麼都要照下來的近視的日本人，正在用武士般尖銳的聲調交談。接著我們把行李放在地上，底下是百子蓮，機械噴頭正使勁按照環形噴灑，旁邊是在林蔭道下水管間工作的工人，那些管道通往雷斯特洛的足球場和高樓，這樣佛得角人的拖拉機就和畜力車迎面相遇，畜力車上裝載著公主墓碑和成堆蓋在祭壇上的阿拉伯花紋布。我們經過一塊標牌，上面指明那棟未完成的建築名叫哲羅姆，我們看見了遠處河中央的塔樓，被伊拉克石油工人環繞，保衛祖國不受卡斯蒂利亞的入侵，而在近處，在河岸翻卷的波浪裡，在船槳和忙碌的小艇之間，我們發現了一艘做出大發現的遠航船，它正等待著殖民者，鐵錨定在河泥裡，袖口鑲著花邊的海軍上將靠在上甲板的舷壁上，見習水手爬到桅杆上整理風帆，準備迎接帶著噩夢和梔子氣息的無遮無蔽的大海。
當年父親在到達博哈多爾角前就死於壞血病，船頭劃過的水面如同圖書館裡的灰塵一樣靜謐，接下來的一個月人們慢慢腐爛，喫的隻有栗子和咸肉，直到風一吹連頭骨都震動起來，暴亂未遂被弔死在纜索上的水手像枝形弔燈的墜子一般互相踫撞，大西洋的海鷗和鳶鳥已將他們的毛發啄了個干淨。七場血腥的暴動，十一次迷途海豚的襲擊，不可勝數的彌撒，還有一場暴風雨恰似上帝因為結石失眠時的嘆息，這之後桅頂守望的水手終於喊出了一聲“陸地”，船長抓住船尾的望遠鏡，羅安達灣就這麼因為折射顛倒著出現在遠方：處的聖保羅要塞，漁民的小船，一艘海軍護航艦，女士們在棕櫚樹下品著茶，種植園主在拱廊下的糕點店裡一邊讓人擦皮鞋一邊讀著報。
而現在，隨著飛機降落在裡斯本的跑道上，顯聖區的建築、布滿鋼琴碎片和廢舊汽車殘骸的空地，還有那些他不知道名字的墓地和營房，這一切都讓他喫驚，就好像他來到了一座陌生的城市，裡面缺少了十八年前的公證員和救護車，讓他無法辨識出這就是他的城市。他和黑白混血的女人還有孩子一起，之前在羅安達機場的候機廳耽擱了一個星期，躺在地上，裹著毯子，被饑餓還有尿急折磨，身處大箱、小包、小孩、哭泣和臭氣的一片混亂之中，等待有空位逃離安哥拉，逃離每天身著迷彩的黑人在街道上揮舞歡唱的機關槍，那些黑人被須後水和權力迷醉，已經醉得不能自撥。一名秘書翻閱著文件，每過一小時會在躺著的人身上跨過，擠毛巾一般說出一個名字，而在玻璃後面是安盟的民兵，他們戴著毛皮手鐲，拿著插羽毛的長矛，由美國和中國的顧問帶領，在天花板的熒光管下監視著我們。
他們把我驅趕到的地方不是我離開那天早上如迷宮一般的市場，那裡緊挨著狂躁女伯爵的府第，以及滿是面無血色外國人昏暗陰影的酒吧；不是特茹河邊的沙灘，上面有修道院，石匠將石灰岩切割成大塊；不是拉車的牛群還有騾子，也沒有工程師操著類似加利西亞餐廳侍者說的語言，對著助手嚷著簡短的哀歌般的話；不再有人賣蛋，賣雞，賣赤鯛，賣阿爾加維煙囪模型，賣鐵皮玩具；不再有木質案板上洋蔥清楚的眼淚，也沒有吉卜賽女人使出玄奧而又火燒火燎的魔力，用會有副王作為裙下之臣的承諾，讓人老珠黃的處女衝昏頭腦；也沒有帶藍色擋風板的旅遊巴士、橋下的三角快帆船和土耳其貨船；我被帶到的地方是一幢破破爛爛的水泥樓房，在威士忌免稅店的旁邊，國內和國際航班的告示板撥動著彩色的水泡。角落處有一臺售賣巧克力和香煙的機器，因為發燒在顫抖，經過一番復雜的吞咽硬幣之後嘔吐出焦糖，而坐飛機的乘客像是在遭洗劫過後的雜貨店、面包店或是肉鋪排隊，尋找著已經賣空了的大米、面包和肉類，卻發現隻剩下掃帚還沒清理干淨的灰塵、面包皮和油脂，還有一名店員在櫃臺後面一邊搖頭一邊指著空空如也的貨架。然後他回憶起在安哥拉後的那些日子，那些忐忑的黃昏，流浪兒在襲擊市中心的辦公樓和公寓，房屋正面布滿彈孔，馬爾紹區的有功女子沒了主顧，在吉普車前燈和火車尾部信號燈交會的小巷，向隨便什麼人展開塞壬空蕩的大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