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者序

     一九四一年十一月茨威格開始《克拉麗莎》（Clarissa）的寫作，此時他已流亡到巴西。他在一九四一年十月二十七日寫給前妻弗裡德裡克的信裡就提到過此事，他說他想寫一本有關奧地利的長篇小說，但是為此要查詢十年的報紙，這隻能在紐約做得到，而他一時半會兒不會去那裡。一九四一年十一月二十日他在給前妻的信中再次提到“我有其他的計劃，甚至想寫一本長篇小說”。茨威格後一次提到這部小說是在一九四二年一月三十日給貝爾托爾德·菲爾特爾（Berthold Viertel）的信中，“我在從事一些寫作，也開始寫一部長篇小說，但是擱置了。”在小說草稿本的頁上他寫道：“隻是起草了部分，也就是這個悲劇故事的開頭，然後    

    小說的寫作因寫蒙田的文章而中斷，生活中各種事件的干擾也使我身不由己。”

茨威格終未完成《克拉麗莎》，留下的隻是草稿，這些草稿後在其遺稿中被發現，裡面很多內容隻是簡單的筆記，還有很多不完整的句子。茨威格研究專家克努特·貝克（Knut Beck，又譯克魯特·貝克）根據茨威格的寫作風格對這些草稿筆記進行了合理的拼接和補充，並根據女主人公的名字克拉麗莎為這部作品冠名。該書一九九○年由德國S.費歇爾出版社出版。

     《克拉麗莎》裡的女主人公的男友是法國人，戰爭爆發後杳無音訊，克拉麗莎不敢和任何人提及他，甚至在自己的父親那裡也不敢，隻因為他是敵對國的人，也就是敵人，而懷上敵人的孩子又是何其大的罪過！茨威格也曾有過一位法國女友名叫瑪爾賽樂（Marcelle），她曾懷過他的孩子但終流產。早在一九一四年八月十日的日記中茨威格就提到要寫他和瑪爾賽樂的故事，而寫作《克拉麗莎》時茨威格不可能不想起這位昔日的情人。同樣也是戰爭讓相戀的人不能見面，讓至親好友不能交往，這個次世界大戰留給茨威格的痛終又出現在《克拉麗莎》中。而沒有子女的事實也的確是茨威格的一個巨大心病。茨威格在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給妻子綠蒂的哥哥曼弗雷德和嫂子哈娜的信中這樣寫道：“對我來講始終存在的問題還是，戰爭結束後我是否還有足夠的力量和悟性來享受生活。你們有你們的女兒，你們一定可以的，一想到這，我就為你們由衷的高興。”從這段書信內容我們可以看到，茨威格自己處在悲觀絕望的情緒之中，但他堅信曼弗雷德他們會擁有美好的未來，主要因為他們有一個女兒，可見在茨威格眼裡孩子是繼續生命的重要因素。在茨威格一九四一年十月底或十一月初寫給曼弗雷德和哈娜的信中還有這樣一句話：“這個新世界是屬於你們的女兒的，我希望她將會看見並享受更好的時光”。由此可以看出茨威格對年輕一代人的未來是寄予無限期望的。在一九四二年一月三十日寫給貝爾托爾德·菲爾特爾的信裡茨威格無比遺憾地寫道：“到了一定的年齡你得為了沒有孩子而付出代價，我的書是我其他的孩子，但他們現在又在哪裡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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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二○年至一九一二年

克拉麗莎在日後的歲月裡努力回憶她的一生，很難把她的一生連綴起來。就像大片的地面被黃沙覆蓋，輪廓模糊不清，時間從上面掠過，像雲彩一樣飄浮不定，沒有固定的形狀，沒有明確的尺寸。好些年是怎麼度過的，她完全說不清楚，而有幾個星期，甚至於幾天，幾小時卻宛如昨天發生的事情，還觸動她的感情和她內在的目光。有時候她覺得，隻有很小一部分時光，她是頭腦清醒感覺清楚地度過的。另外一部分時光卻是在身體疲憊，或者茫然盡職之時朦朦矓矓地打發過去的。

 和大多數人不同，克拉麗莎對自己的童年時代知道得少。由於特殊情況，她從來沒有一個真正的家，沒有一個熟悉的環境。她出生在加利西亞一座駐扎軍隊的小城。她的父親，當年還隻是參謀總部的一名上尉，被分配到這座小城。由於一繫列客觀情況不幸地交織在一起，使她的母親不治身亡：團裡的軍醫得了流感臥病在床，打電報召請鄰近城市的醫生前來診治，醫生卻因大雪封路，來得太晚，未能治愈此時已轉成肺炎的疾病。克拉麗莎在衛戍地受了洗禮，就和那個比她大兩歲的哥哥一起，立即被帶到她祖母處收養。祖母自己也病病歪歪，要她照顧人，還不如讓別人照顧她更好呢。祖母去世後，克拉麗莎就被托付給了她父親的一個同父異母的姐姐，而她的哥哥則被她父親的一個同父異母的妹妹收養。他們居住的房子在變，那些伺候他們的用人的臉和模樣也隨之改變，時而是德國人，時而是波希米亞人、波蘭人；從來沒有時間讓他們習慣環境，結交朋友，熟悉一切，適應一切；初來乍到，人地生疏，一時的膽怯還沒有克服，可是她父親就在一九○二年，她八歲那年，奉命調到彼得堡去當武官；為了讓這兩個孩子生活更加穩定，家庭會議做出決定，把兒子送進軍官學校，把克拉麗莎送進一座坐落在維也納近郊的修道院學校去寄宿。克拉麗莎很少見到她的父親，父親的印像隻有很少殘存在她的記憶裡，對於那些時日，她回憶起來，與其說是記得父親的臉和他的聲音，不如說是他那光彩奪目的藍色軍裝，上面掛著叮當作響的圓形勛章。她很喜歡把玩這些勛章，可是她父親嚴厲地把她小孩子的小手——她哥哥也受到這樣的待遇——從這些像征榮譽的標記上挪開，為了對她進行教育。關於她的哥哥，她隻記得她哥哥敞領的海員衫和他那平順垂滑下來的金色長發，克拉麗莎為此還有點妒忌她哥哥呢。

 克拉麗莎在修道院學校度過了她後來的十年光陰，從八歲一直待到她快滿十八歲。同樣，這麼長的時間，隻留下這麼少的回憶，這在一定程度上要怪她父親的一種性格特點。萊奧波特·弗朗茨·巴薩維爾·舒邁斯特在這段時間，穩步從上尉擢升為參謀總部中校這樣的高級軍銜，在比較高級的軍人圈子裡算是學識淵博的戰略家和理論家之一。人們對他的勤奮好學、忠實可靠和遠見卓識都表示出真誠的敬意，但是在這敬意之中也稍稍夾雜著一點嘲諷的意味；司令官在和比較親近的軍官談話時，總是微微含笑地稱舒邁斯特為“咱們的統計學家”，因為舒邁斯特干起活來堅忍不撥，喫苦耐勞，外表極為嚴厲，其實相當膽怯，並不靈活。他認為建立一個繫統化的信息中心乃是作戰勝利的先決條件，他是慢慢地得出這個結論的。因為他在軍事方面對全憑靈感、隨機應變的行為一向持懷疑態度。他熱心地收集外國軍隊能夠正式公布的一切想像得到的數據，作為剪報加以整理，不斷補充，分門別類存進卷宗，誰也不得看上一眼。他的這種熱忱使他得到鄰國，德國參謀總部真誠的贊賞。就這樣坐擁大量資料，他就變成了一個權威。這個權威在國外備受重視（事情總是這樣）。不僅受人重視，甚至還為人懼怕，他的這座保存外國紙面上的軍隊和活生生的軍隊情況摘要的實驗室，包括三四個房間；他經常不斷地向奧地利駐各國公使館的武官們發出調查表格，要求他們報告細枝末節的問題，供他充實他的軍事標本夾。武官們為此對他百般詛咒。他起先是出於責任感和信念開始著手收集這些資料，漸漸地收集越來越多的細節並且把書面的和表格的彙總繫統化，他對繫統化的“酷愛”成為一種激情，甚至變成一種癖好。這種癖好填滿了他因為早年喪妻形成的殘缺不全、空洞荒蕪的生活，使之獲得新的內容。這是一種藝術家所熟悉的對於整潔和對稱的小小的快樂，因為遊戲的興致是誘人的。他喜歡紅色和綠色的墨水，削尖的鉛筆。這具有古玩店的魅力。這一切他的兒子全然沒有看見，這是父親秘密的痛苦所在。隻有他自己知道這種技術性的快樂，寫些紙條，進行比較。先前他下班後，待在家裡，穿上家居長袍，脫掉僵硬的領子，動作更加柔和，懷著感激的心情諦聽他已故的妻子彈奏鋼琴，讓他有些僵硬的靈魂在樂聲中松動一下；他們夫妻兩人一起上劇院看戲，或者出去進行社交活動，這都使他散散心，放松一下。妻子去世以後，他不善於社交，夜晚一片空蕩，毫無消遣，他便想方設法找事情做以此塞滿空虛，用鋼筆、剪刀、尺子在家裡也設立一個個卡片，加以提煉，用來寫成他公開發表的《軍事戰略表格》。在這本著作裡自然不包括有關祖國利益的秘密材料。這樣一來，通常在辦公的時候就可以了解情況，無須從隔壁房裡取來。對於別人而言，枯燥無味的東西，什麼號碼啦，數字啦，數量啦，差額啦，他都可以從中取得一種神秘的，對別人而言無法理解的認識，與其說他是軍人，不如說他是個數學家；他越來越自豪地意識到，他在自己的小房間裡用幾萬個這樣個別的觀察，為軍隊和帝國設立了一個武庫，這是奧地利的寶庫啊。事實上，在一九一四年，他對可以動員的師團做出的預計要比康拉德·封·霍岑多爾夫的樂觀估計正確得多。他越來越用書面文字取代口說的話語，越來越把他整理出來的材料替代客觀世界。別人覺得他越來越嚴峻，城府越來越深，盡管他歸根結底隻是越來越孤獨而已。他生活得越孤獨，他就越習慣於用書面的記錄來代替對話。每一種練習，隻要不知疲倦地持續下去，持之以恆，就會出人意表地成為習慣，而習慣又會鍛煉成約束和束縛：不再具有能力，隻會繫統化地從事某一件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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