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蘭?昆德拉的繼承人”巴爾提斯?阿蒂拉代表作，比肩諾獎得主耶利內克《鋼琴教師》
當代歐洲文壇zui先鋒、zui具創造力的作家之一，被譽為“米蘭?昆德拉的繼承人”。
德國評論家安德裡阿斯?布列登斯坦認為，《寧靜海》承繼了米蘭?昆德拉早期小說的傳統，將“冷嘲與憂郁、現實批評與形而上學、情色與俗世生存沉重地交織在一起”。
諾獎得主耶利內克盛贊有加，認為《寧靜海》比《鋼琴教師》更能反映人性的幽暗，更能體現歷史的深度。
《寧靜海》德文版在德國被評為zui佳圖書；英文版曾獲美國zui佳翻譯小說獎。

母與子：共同編織的憎恨與依戀之網
母子關繫：照顧與逃離 & 逃離與回來；監視與反監視 & 控制與被控制；反抗與被反抗 & 糾纏與被糾纏。
兒子痛恨母親的監視，但又疼惜母親的境遇，不但每日幫她購買日常用品，還偽裝成姐姐，用左手給母親寫信。
他隻能借助於寫作進行內心的逃亡，明知母親偷偷用小刀割開他的手稿，甘願讓她成為個讀者。他心裡很清楚，無論怎麼逃，都逃不出母子倆共同編織的憎恨與依戀之網。

斑駁衰朽的歷史、禁色分明的愛欲、沉重墮落的肉身
這是一本關於真實與謊言，欺騙與真相，熱愛與憎恨的傑作。以母與子近乎瘋癲的人生，呈現一個時代的荒謬與瘋狂，以及對人性的巨大傷害。
巴爾提斯將繁多凌亂的生活細節嵌入東歐巨變的時代背景中，將幾代人的個體命運置於顯微鏡下進行剖解，既讓我們看到了大歷史的殘忍，也看到了時代風暴中卑微如蟻的眾生命運。
兩性之間的權力關繫——挫敗 & 征服：男作家和女性的關繫的熔岩之河。女性群像：母親、孿生的姐姐、情人、女演員、女編輯、女審查官等。巴爾提斯將身體、性與身份置於顯微鏡下，將世界描繪成一個讓人類身體相互連接的一個龐大而精密的復雜體繫。
身體是聖殿，也是地獄：身體的相互影響、相互誘惑、相互渴望和相互折磨。雖然巴爾提斯是寫身體，但絕不止於身體，而是身體對歷史、家族、經歷和關繫的記憶。

精致小巧的裝幀，特邀typo_d工作室整體設計，小開本軟精裝，以輕盈呈現“不能沉重的生命之輕”
以抽像意像的提取作為設計的源點，以網狀的線條寓意時代對人性的壓抑和對自由的束縛，烘托作品的主基調與氛圍，隱喻人人都是人性的囚徒，都試圖在極致的愛戀與的情欲中尋找內心的寧靜，猶如月球上的那片寧靜海。
精選森羅萬像傑尼雅和長誼棉玥作為用材；封面銀墨為奔馳專屬的艾卡銀。

【作者簡介】

巴爾提斯?阿蒂拉（Bartis Attila）

當代匈牙利zui先鋒、zui具創造力的作家，亦是知名攝影師。
1968年出生於羅馬尼亞。1984年移居匈牙利。目前來往於爪哇島和布達佩斯之間。
1995年以作家身份出道，處女作《散步》引起了評論界關注。2001年出版《寧靜海》，此書使他躋身於歐洲傑出作家之列，至今已被翻譯成近二十種語言。《寧靜海》德文版在德國被評為zui佳圖書；英文版曾獲美國zui佳翻譯小說獎。巴爾提斯在匈牙利獲獎無數，如馬洛伊?山多爾獎、尤若夫?阿蒂拉獎，以及“匈牙利共和國騎士十字勛章”等。
另著有長篇小說《結束》、散文集《拉扎爾的經外書》、對話錄《談我們能談的》、小說集《小說十二篇》，以及攝影集《如此寂靜》等。


【譯者介紹】

餘澤民

翻譯家、作家，北京第二外國語大學歐洲學院特聘教授。現居匈牙利布達佩斯。
譯有匈牙利重要作家馬洛伊?山多爾《燭燼》《一個市民的自白》，克拉斯諾霍爾卡伊?拉斯洛《撒旦探戈》，凱爾泰斯?伊姆萊《船夫日記》《另一個人》，艾斯特哈茲?彼得《赫拉巴爾之書》《一個女人》，納道什?彼得《平行故事》等二十餘部作品，被譽為“當代匈牙利文學的中國聲音”。
著有《紙魚缸》《狹窄的天光》《匈牙利舞曲》《碎歐洲》等。
曾獲匈牙利政府頒發的“匈牙利文化貢獻獎”，以及“吳承恩長篇小說獎”（翻譯類）、“開卷好書獎”（翻譯類）、“中山文學獎”等。

序言

親愛的讀者！

正好是在二十年前，也就是2001年我寫了這本書。書的主要內容就是講一個人尋找自己內心的寧靜。不過，在這本書裡並沒有太多寧靜的跡像。在我寫它的過程中，我的身體裡沒有。說老實話，即使在我寫完了之後，還是沒能得到太多的寧靜。
在我寫完這本書的十年後，我應上海作家協會邀請，成為少數能夠有幸在中國度過比通常旅遊行程長得多時間的——或者說，能在有生之年造訪中國的——匈牙利作家之一。
我無從知曉別人的感受，不知道其他人如果有生以來次去中國，他會經歷什麼。無論從哪個角度而言，我在那裡體驗到的陌生，是我在國外任何地方都從來未曾經歷過的。我沒有任何的東西可抓。但是對於這個事實，我隻是在回到了匈牙利之後纔意識到，纔真正地面對它。毫無疑問，每個人都向我刨根問底，問我在中國時是什麼樣的感受，但我不知道該如何講述。好像我並不是從另一個國家回來的，而是完成了一次登月旅行。這就像有人問阿姆斯特朗，問他在月球上是什麼樣的感受，他恐怕一個詞都說不出來，因為缺少可以用來比較之物。中東是可以講述的，美國也是可以講述的，但是中國不行。
然而比這一點更加重要的是：從那個無盡的遠方，我突然以過去從未有過的方式看到了自己的文化，這是此前從來沒發生過的。正是由於這種經歷，使我在幾年之後將自己的一部分生活遷到了遠東，我在兩個世界間奔波著度過自己的生命。
就在那年的一個秋日，我搭乘一輛嘎吱作響的長途汽車離開了與上海的摩天大樓競相攀升的喧囂，去到一個叫壽聖寺的佛教寺院。那時候，我已在中國居住了一個多月。的確，我真的覺得我在這一個月裡像度過了十年。
我被安排在一間面向竹林的客房裡，當屋內隻剩下我一個人時，我突然開始抽泣失聲。其實並沒有發生什麼特別的事，隻是在這個陌生之地，四十二個春秋的酸甜苦辣傾囊而出，不過整個體繫還能夠運轉，就像用鋤頭刨開了一座蟻丘。
在寺廟的庭院裡，有一棵一千兩百年的古銀杏樹。它比匈牙利國家還要古老。我在樹下坐了整整一夜，試圖把我那些四散奔逃的螞蟻一隻隻地捉回到一處，想要重建體繫。我找到了自己習慣了的、安全有效的焦慮不安。我想說的是，我生平次這樣遠離自己的一切，在大約一萬公裡之外。遠離我的語言和我的信仰，遠離我的孩子和我的情人，遠離我的寫字臺。準確地說：我到過遠離這一切數千公裡外的地方，但是沒到過這麼遠的。
拂曉，當僧人們去用早餐時，我纔躺到床上。我不是僧侶，沒必要拂曉去喫早餐。我從長椅旁的地上拾起一片樹葉，將它夾在《美麗心靈——古代中國美學》的書頁裡，我背著那本書在中國已經跑了兩個月，但隻翻過兩次。我撿這片落葉沒有任何特別的意圖，就跟我在旅途中撿的任何一塊石子、一把沙土或一隻干果沒什麼兩樣：將一個瞬間變成永恆，戲弄一下無常的多變。
我回到客房裡纔震驚地發現，事實上我是多麼的愚蠢。那棵銀杏樹確實有一千兩百歲，但這片落葉並沒有那麼古老。它跟寺廟院子裡的任何一片樹葉一樣，也是在今年春天發的芽。但如果我真的認為它沒有一千兩百歲，我還是很愚蠢。想來它從中汲取養分的樹干要比匈牙利還古老，甚至超過了壽聖寺。但是如果我認為這兩個事實相互排斥，那我則是愚蠢的人。
我想說的是，我回到客房裡纔震驚地發現，我既沒有把我四散奔逃的螞蟻捉回到一處，也沒有忘記它們，我隻不過意識到：這座蟻丘坍塌了。此刻，在遠離我的寫字臺一萬公裡的地方，我與寧靜同一的程度，就跟十年前我與《寧靜海》同一的程度別無二致。
你現在正在讀的這本書，就像是壽聖寺一千兩百年古銀杏樹的一片樹葉。這跟世界上任何一本翻譯作品一樣。它讓你感到的陌生與不解，就跟一個兩千萬人口的都市或一座佛教寺院讓我感到的如出一轍。你永遠不會知道，我用匈牙利語寫了什麼。我永遠不會知道，你現在用中文在讀什麼。但是即便如此，我們還是會彼此相知。

祝閱讀愉快！

巴爾提斯?阿蒂拉

葬禮是在星期六上午十一點舉行的，盡管我很想再拖幾天，希望艾絲特能來，無奈辦公室的女接待員告訴我，由於現在有新的規定，他們不能繼續為尸體冷藏提供半價優惠，她問我為什麼不火化，那樣不僅便宜一些，而且也很實際，我們可以選一個對全家人都合適的日子舉辦葬禮。我隻應了一句，我不能把我母親燒掉。既然如此，那就定在星期六吧。我預付了三天的尸體保管費，她為我開好發票，並且登記到運尸簿上，704號—裝棺—星期六—凱萊佩什，隨後遞給我幾張公文紙，用圓珠筆指點著，告訴我該在哪裡簽字。
要知道，當辦公室裡的女接待員向我建議火化時，我全身驟然抖了一下，因為我想起母親歇斯底裡的體操表演。“你看，他們都這麼坐起來。”她邊說邊撐著床旁邊的扶手椅向我模仿死人怎麼在焚尸爐裡坐起來，因為幾個月前她在一個科普節目裡看到過這一場景，從那以後幾乎每天清晨她都心有餘悸。事實上我早就跟她說過：“您就放心吧，媽，您不會被火化的。小心！杯子裡的茶要灑出來了。”但是沒過幾天，又舊戲重演，她說火化是對上帝的不敬，我知道她擔心被火化了的人不能復活，按理說，她該喜歡火化，因為她這輩子從來沒有信過上帝。她去世前還要我發誓，決不會把她送進焚尸爐，她不能容忍自己死後被燒掉。我回答說，我不想發任何的誓，好在她還能夠走動，可以去公證處做一份公證，寫明她死後不可以火化。這一招很靈，她不再為這個折騰了，因為她恐懼出門已經十五年了。
就這樣，有片刻的幻覺讓我好像從高空看到了她，隻是她現在不是抓著扶手椅，隨後我想起艾絲特，她要是能回來該有多好，因為我很想讓她看到我母親那副萎縮的軀體、在後一夜咬禿了的指甲和戴在痙攣手指上的七枚紀念戒指，從“朱麗葉戲劇表演獎紀念戒”、“詩歌之友紀念戒”到“莫斯科藝術節紀念戒”，戒指上的鍍金早已磨掉，由於銅制或鋁制的質地不同，把她的手指根染成綠色或黑色。我很想讓艾絲特看到我母親那因噴了太多摩絲而變得黏膩的焦黃枯發，由於染發膏塗得一年比一年更不均勻，隱約露出頭皮的煙灰色，尸體的僵硬使她的胸脯重又變得緊繃起來，想當初她剛剛喂奶一個半月，就開始在自己的乳房上抹鹽，生怕乳頭會被叼長。我想讓艾絲特看的是死人的眼神，居然跟活著的時候沒什麼兩樣，那永不瞑目的碧藍色目光，將從星期六開始照亮已經空等了十五年的墓穴深處。
沒有發布訃告的必要，想來她已經十五年沒有熟人了，更何況除了艾絲特之外，我不想讓任何人來凱萊佩什公墓。事實上我憎恨訃告，在我母親的抽屜裡至少攢了有三十張。由於在某些單位的聯繫人名單上，人們忘了刪掉她的名字，就在前年，郵遞員還送來過一份，那張訃告讓她讀了整整一天。“可憐的溫克勒，他扮演阿巴貢非常出色，唉，生活真是冷酷無情，連這樣傑出的演員也難逃一死，太可怕了。簡直太可怕了。你永遠別忘了，兒子，今天死的是溫克勒，明天就要輪到我了。這個沒有寬恕可言。”
有時，她把所有的訃告從不同的抽屜裡掏出來，像玩撲克牌似的並排擺在桌面上。由於用手捏的次數太多，紙已變得油漬麻花，就像吉卜賽女巫用來算命的紙牌，隻是那些紙上寫的信息更為詳細，可以讀出死亡時間，還有猝死或長期受到病魔折磨的具體死因。她一擺弄那些黑乎乎的紙片就是幾個小時，根據死亡時間，根據死亡年齡，或根據所屬的派別將它們分組擺好，一邊擺弄，一邊喝茶。
“新教徒的壽命比我們平均短六年半。這肯定不是偶然的，兒子，這種事不可能是偶然的。”她說。
“您說得對，媽，可是現在我得工作了。”我說。她回到自己房間，又開始計算誰活得長。
上星期天我去外地參加作品朗讀會。我之所以接受這類邀請，並不全是為了掙錢，主要想出去透透氣。我出去采購，做好飯菜，然後鎖上房門，鑰匙在鎖眼裡轉第二圈時，我聽到她問：“你什麼時候回來？”
“我盡量早點回來，媽，遲明天晚上，湯我放在冰箱裡了，喝之前別忘了熱一下，夜裡想著把電視關上。”我反復叮囑。門上裝的是雙保險的門鎖，她還要掛上兩條防盜門鏈，從某種角度說，她並非無緣無故地在房間裡備有滅火栓、消毒劑和保險櫃，也並非心血來潮地一連幾周都要我替她拆開信件，因為她在電視裡看到過有一位總理或市長拆信後的下場。
“血肉橫飛，兒子，我在電視裡看到，寫字臺的四周血肉橫飛。”話音未落，她著急忙慌地進了廁所，好像她之所以讓我替她拆信，是因為她急著想去小便。後來，有一天深夜，她窸窸窣窣地摸到我房間，站在門口，我在家的時候她從來不進我的房間，她問我是不是想熏死她。我說：“我馬上打開窗戶，換換空氣，媽。”她始終紋絲不動地站在門口。
“您怎麼了，媽？”我問。
“你心裡很清楚。不許你偷看我的信。這是我的生活，我自己的生活，跟你一點關繫也沒有，你聽懂了沒有？”
“好吧，以後我不再拆信了，但您現在必須得去睡覺了，已經凌晨三點了。”另外，在後幾個月裡，我已經不再給她寫信。

我步行去的火車站，路上用了不到半個小時，而且不用緊趕慢趕，我很需要這樣的散步。我不管去哪兒，哪怕是去商店買東西，也要先在博物館花園裡或在擁擠的樓群中間散一會兒步，直到我對不是以“媽”字結尾的語句做好充分的思想準備。這麼講也不是非常準確。我不僅要對另外一種語句，而且要對另外一種動作、另外一種呼吸做好思想準備。在剛開始的幾分鐘裡，我總感覺像是在穿越無人區，要知道，在十五年中的“你什麼時候回來”和“你去哪兒了”之間，四季交替，多瑙河泛濫，一個令人蒙羞的帝國分崩離析。所有的一切都發生在“你什麼時候回來”和“你去哪兒了”之間：經紀人建立起各種宗教，善於做收支平衡表的會計們改寫《約翰福音》，用女歌手的名字命名颶風，用政治家的名字命名地震，十五個人獲得了諾貝爾和平獎，還有同樣多的老婦人劃著小船逃離世界上後一座麻風病島。僅僅在一次“你什麼時候回來”和“你去哪兒了”之間，就誕生了三項社會福利法案，發射了三百顆人造地球衛星，在亞洲有三種語言被宣布為死亡語言，在智利有三千名政治犯在人為的礦難中銷聲匿跡。在“你什麼時候回來”和“你去哪兒了”之間，離我家近的那家二十四小時便利店倒閉關門，假冒的收費員在街區內神出鬼沒，老郵遞員喝走私的伏特加酒喝瞎了眼睛，管道裡的所有污垢灌滿了燒開水的鍋爐。不過，同樣在這兩句問話之間，樓長把胎兒從親生女兒的肚子裡踢了出來，因為十四歲的艾米凱真的很愛那位教體育的叔叔，死活不肯去打胎，當母親問我“你什麼時候回來”時，女孩的父親剛朝女兒踢腳，等我從艾絲特那裡回家並騙母親說“去聽了一場音樂會”時，艾米凱已經做完了次手術。

我已經盤算好了，既然答應參加這次朗讀會，那就應該耐心、認真地堅持到底，畢竟我是自願去的。如果有人提問，我就耐心回答，人家之所以請我去一個小村子裡的圖書館，就是要我回答這類問題：您為什麼寫作？您在寫什麼新書呢？您對自己取得的成績滿不滿意？您是否抱有更多的希望？我甚至在一張小紙條上事先寫好了幾個問題的答案，省得在現場抓耳撓腮，因為我的反應相當遲鈍，一般來說我的即興回答總是很笨拙。有一次，我應邀參加一家電視臺的直播訪談，簡直羞窘得無地自容。女主持人總共請到了三位作家，輪到我時，我本來應該講自己為什麼寫作，可是我的腦海中隻有一種場景：我母親在家裡一邊看電視，一邊喝著薄荷茶，等我一進家門，她就會問：“你去哪兒了兒子？”就是在那次節目裡，我說“寫作就是怯懦者的自殺”，話剛出口我就立即意識到，自己不應該這麼說，女主持人立刻打斷了我，說她隨口就能列出一串已被寫進百科全書的作家名字，對他們來說，上弔或臥軌纔是自殺。從那之後，她隻跟另外兩位作家繼續交談，因為他們的回答謹慎從容，機智得體。我在聚光燈下一聲不吭地坐了半個小時，仿佛是坐在審判席上，僅僅因為說錯了一句話。我一進家門，母親就問我：“你去哪兒了兒子？你把我一個人扔下半天了，電視也壞了。”我很清楚，我們家的電視沒任何毛病，是她看完節目後故意將天線轉了個方向，好像她什麼都沒能看到。
我後來已經養成了習慣，凡是遇到這種場合，總會先想好回答的措辭，有一段時間，我甚至要求記者們必須以書面的形式向我提問，然後花上一兩個晚上咬文嚼字，直到對那幾個為什麼的回答準備得周密得體，以求滿足文學報刊或女性雜志讀者的好奇心。這些回答看上去並不顯得殫精竭慮，實際上它們與事實相去甚遠，甚至連我自己都不明白或者連我自己都想弄明白，不過，這樣的回答至少顯得很合理、很聰明，使我不必為此感到羞慚。好啦，不說這個了，總之我已經盤算好了，等一會兒我要盡量滿足讀者們的期望，事實上他們的期望也合情合理。假如朗讀會後備有白菜肉卷和水果白酒，那麼我也要喝幾盅，那樣我就可以不必逢場作戲，就跟半年前一樣，當時我為了逃避跟小鎮鎮長及其同僚們共進晚餐，跑到火車站旁邊的一家小酒館喝酒，那出戲我演得非常成功，從那之後我就上了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