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說對過去時代的細節描繪細致入微，但又不會喧賓奪主，依然保留了這個簡樸但又飽含深情的人性故事本身的魅力。小說有力地將各種暗示、線索和故事線串聯在了一起。

——《星期日獨立報》

《守夜》是這位傑出的小說家*讓人驚嘆的一次創作。

——《星期日泰晤士報》

沃特斯對戰時與戰後日常生活的描繪筆觸清晰、質樸，角度新穎，就算是等油漆干這樣瑣碎的小事，她可能也能寫得別有風味。

——《衛報》

沃特斯文筆細膩，角色栩栩如生，堪稱“當代狄更斯”。

——《芝加哥論壇報》

《守夜》的倒敘讓人想到哈羅德·品特的《背叛》、馬丁·阿米斯的《時間箭》……在*後的40頁，沃特斯把我們帶到1941年，試圖去回答那個關鍵的問題，並非是“這個故事如何結束？”，而是“這一切是怎麼開始的？”

——《紐約時報》

這，凱對自己說，就是現在你落得的模樣：一個手表和鐘都停頓，靠著看拜訪房東的殘疾病人來知道時日的家伙。

她站在打開的窗前，穿著無領襯衫和淺灰色內褲，抽著一支煙，望著倫納德先生的病人們來去。他們都到得很準時——準時得她可以根據他們來知道時間。駝背的女人，星期一十點來，受傷的士兵，星期四十一點來。星期二下午一點來的是位老人家，由一個毫無煙火氣的少年陪伴。凱喜歡觀望他們。她喜歡看他們從街上慢慢走來。老男人的深色西裝整潔，像殯儀員，男孩耐心、嚴肅、英俊，他倆仿佛就像征著青春和衰老，凱覺得，就像斯坦利·斯潘塞之類講究的現代派畫家畫筆下的人物。在他們之後是一個女人和她的兒子，一個戴眼鏡的瘸小孩。再後面，是一位患風濕病的印度女人。瘸小孩的媽媽跟倫納德醫生在門廳說話的時候，他有時會站在門前的小道上，用他的大靴子蹭起路邊的青苔和土。近有一次，他抬頭看見了正在往下望的凱。那會兒，凱聽到他在樓梯上鬧別扭，不肯自己去上廁所。

“你是怕門上那些天使嗎？”她聽到他媽媽說，“天哪，那隻是畫啦，這麼大的孩子了還怕！”

但是凱猜到，嚇著他的肯定不是倫納德先生那些愛德華風格的令人毛骨悚然的天使，而是可能會撞見她。他肯定以為她是閣樓幽靈，或是瘋子。

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他是對的。有時候她煩躁不安地走來走去，就像瘋子一樣。有時候她又靜坐著，幾個小時都不動，比影子還靜止，因為她看見影子都在地毯上緩慢蠕動。她覺得自己真的像幽靈，她已經變成這房子漸漸褪色的一部分，融入陰影中，而陰影就像灰塵一般，在這棟房子裡以各種古怪的形態存在。

火車在兩街之外駛過，駛入克拉珀姆交彙站，她感到手臂下的窗框傳來火車經過的震動。她肩膀後方的燈泡突然亮了，閃了兩下，好像在眨眼睛，然後又熄滅了。壁爐裡的煤渣——這是個丑陋的小壁爐，這房間原先是用人的房間——輕輕地塌了下來。凱吸了後一口煙，然後用拇指和食指把它擰滅。

她在窗前站了一個多小時了。那天是星期二，她見到一個單側手臂肌肉萎縮的塌鼻子男人來了，她似乎在等，等那兩個斯坦利·斯潘塞的畫中人。不過後來她決定放棄。她決定出門去。這天天氣晴好，九月中旬的天氣，戰後第三個九月。她穿過房間，回到隔壁那間她用作臥室的房間，開始換衣服。

房間灰暗，幾塊窗玻璃沒有了，倫納德先生用了油氈布來密封窗戶。床很高，床上鋪著快磨平的燈芯絨床單。這床會讓你不愉快地想到，多少年來不知多少人在上面睡過，他們在上面做愛、出生、死去，或在發燒中輾轉翻騰。床散發著微微的酸味，就像一雙久不換襪的腳。但是凱已經習以為常，不聞其味了。這房間對她來說，不過是一個睡眠之處，或者臥而無眠之處。牆上還是她搬進來時的樣子，空無一物、乏善可陳。她沒掛任何一張照片，或放任何一本書，她沒有照片也沒有書。在一個角落裡她拉了一條線，線上掛著木衣架，衣架上掛著她的衣服。除此以外，她幾乎什麼都沒有。

至少，這些衣服很整齊。她挑了一雙做工精良的襪子，幾條裁剪合身的長褲。她換上一件干淨的襯衫，那是一件軟領的襯衫，衣領處的紐扣可松開，是女式的。

但她的鞋是男鞋。她用了一點時間把鞋擦亮。她別上銀袖扣，然後梳了梳褐色的短發，抹上一點頭油使頭發更齊整。走在街上，若不仔細看，人們常常以為她是個清秀的後生。她經常被年長的婦女稱作“年輕人”甚至“小伙子”。但是，如果他們仔細端詳她的臉，立刻會看見歲月的痕跡，會發現她的白發。其實，下一次過生日，她就整整三十七歲了。

她走下樓梯，每一步都走得很小心，以免驚動了倫納德先生。但是，要在嘎吱作響而且凹凸不平的樓梯上悄悄走很不容易。她上了廁所，然後在洗手間花了幾分鐘洗臉、刷牙。她的臉在光線下顯得有點綠，因為常春籐幾乎完全遮蓋了窗口。水管裡的水先是堵了一下，然後噴濺出來，熱水器旁邊掛著一支扳手，踫到水完全堵住的時候，就要拿扳手敲敲四周水管，讓它出水。

洗手間旁邊，就是倫納德先生的治療室。即便是在刷牙，洗臉盆裡水聲嘩嘩，凱也能夠聽到他那激動而音調單一的聲音，他在給那個手臂萎縮的塌鼻子男人治療。她從洗手間出來，輕輕走過治療室門口時，那單調的聲音變大了，聽起來就像某種機器的震鳴。

“埃裡克，”她聽到他說，“你得——哼哼——。怎麼能在——哼嗡——重新完整時——嗡嗡——？”

她輕手輕腳下樓梯，拉開沒有上鎖的大門，在門階上站了一會兒，幾乎是猶豫了。天空的白亮讓她瞇起了眼。天突然變得了無生氣，與其說晴好，不如說是干涸、乏累。她覺得自己能感到灰塵正在落到她的唇上、睫毛上、眼角裡。但她不想回去。她必須對得起那梳理好的頭發、擦亮了的鞋，還有戴好的袖扣。她走下門階，開始行走。她像一個目標明確的人那樣走著，仿佛知道自己要去干什麼。雖然，實際上，她無事可做，無地可去，無人可訪。那一天，跟她的每一天一樣，都是空無。她認真地走出每一步，好像腳下的大地正隨著她走的每一步，從空無之中生出來。

她往西面去，穿過被戰火摧毀、廢墟已清掃干淨的街，朝著旺茲沃思方向走去。

“今天貝克上校不在啊，霍勒斯叔叔。”鄧肯和芒迪先生走近這所房子，鄧肯抬頭望著閣樓的窗戶說。

鄧肯有些失落，他想見到倫納德先生的租客。他喜歡她大膽的發型，她男式風格的服裝，還有她那輪廓分明、與眾不同的臉。他覺得她可能做過女飛行員，或空軍婦女輔助隊的中士什麼的，換句話說，她是那些戰時曾欣然衝鋒陷陣、戰後被冷落在一旁的女人中的一員。貝克上校是芒迪先生給她起的外號。他也想看見她站在閣樓的窗前。聽到鄧肯的話他抬頭望望，點了點頭，然後低頭繼續走路，喘得沒法說話。

他和鄧肯是大老遠從白城來到拉文德山的。他們走得比較慢，得換乘巴士，中間還得停歇休息。一來一去幾乎得用去一整天時間。鄧肯每周二全天休息，然後周六加班來補上。他工作的廠裡的人對這很支持。“這孩子對他叔真是盡心盡力！”他聽到他們這麼說，不止一次。他們不知道其實芒迪先生並不是他的叔叔。他們也完全不知道他從倫納德先生這兒接受了什麼治療，可能他們以為他去了醫院。鄧肯無所謂他們怎樣想。

他帶芒迪先生走到這棟有些歪斜的房子的陰影下。鄧肯覺得，這房子看起來嚇人的時候，就是當你走進去，被它的陰影籠罩時。它是這附近剩下的房子，戰前這裡曾是一長排的聯排屋。它兩邊的牆上都仍有污痕。兩邊的牆曾經連著鄰居的房子，現在隻剩些若隱若現的樓梯拐角的印跡，以及那些不復存在的壁爐留下的凹陷。鄧肯想不出是什麼支撐著這棟房子屹立不倒，他總是無法消除心中那一絲恐懼，他怕某一天他和芒迪先生走進去，關門時稍微用力，這房子就會崩塌。

所以他輕輕地關門，關上門之後房子就顯得正常了。門廳比較昏暗沉寂，靠牆擺了一圈硬靠背椅，一個沒掛衣服的衣帽架，兩三盆無精打采的植物，地上是黑白花紋的瓷磚，有幾塊脫落了，露出下面的灰色水泥。瓷燈罩是漂亮的玫瑰色，本來應該是用來罩煤氣燈的，現在它罩著一隻連在膠木插座上的電燈泡，燈泡弔在一根已經磨損的褐色電線上。

鄧肯會注意到這些瑕疵和細節，這是他的生活樂趣之一。他們到得越早，他越高興。到得早，他就有時間先扶芒迪先生在椅子上坐下，然後靜靜地在門廳走走，細看周圍物件。他欣賞轉角精致的樓梯欄杆、顏色晦暗的黃銅梯級包邊。他喜歡櫃子門上一個已經變了顏色的像牙把手，還有護牆板上的油漆，油漆曾被篦刷過，以使它看起來更像木頭。通往地下室的走廊盡頭擺著一個竹制桌子，上面有一些俗氣的擺件，在那堆石膏貓狗、鎮紙、馬略爾卡陶土花瓶之間，有他喜歡的一樣東西：一隻古老的彩繪碗，上面畫著美麗的蛇和水果圖案。倫納德先生在碗裡放了些核桃，核桃上蒙著灰塵，上面還有一對鐵制核桃夾子。鄧肯每次靠近這碗，都忍不住從骨子裡感到一陣災難性的小小震蕩，那是他想像中，有人拿起那夾子然後不小心滑落，砸在瓷碗上激起的震蕩。

碗裡的核桃今天看起來一切如常，但是久無人動，上面的灰塵仿佛起了毛。鄧肯也仔細端詳過屋裡的幾幅畫，它們歪斜地掛在牆上。這房子裡的東西都是歪斜的。畫都是些平庸的作品，用的是普通的牛津畫框。但是它們也給他帶來愉悅感——一種不同的愉悅——就是那種注視外貌平平之物的快感：你不是我的，我纔不要你呢。

樓上傳來一些動靜，他敏捷地走回芒迪先生身邊。門開了，他聽到說話聲，那是倫納德先生送那個年輕人走，那人每次都在他們前面。鄧肯也喜歡見到這個人，幾乎和他喜歡見到貝克上校和彩繪碗一樣，因為那人陽光開朗。他也許是個水手。“還好嗎，伙計們？”他對鄧肯說，並擠了擠眼睛。他問了問今天的天氣，又問了問芒迪先生的風濕病，邊問邊從兜裡掏出香煙，放到嘴裡，掏火柴，點火。所有動作都單手完成，干淨利落，另一隻發育不全的手就垂在身體一旁。

鄧肯一直不明白為什麼他還要來看醫生，他這樣已經可以生活得很好了。他想，可能那年輕人想要一個愛人，當然了，手臂有問題，姑娘們多半是不喜歡的。

那年輕人把火柴盒放回兜裡走了。倫納德先生領鄧肯和芒迪先生上樓。當然，他走得很慢，將就著芒迪先生的步子。

“好煩啊，”芒迪先生說，“讓我爬這破樓，到底有啥用？”

“好了，好了！”倫納德先生說。

他和鄧肯扶著芒迪先生進了治療室，把他安置在一張硬靠背椅上，脫下他的外套，讓他舒服地坐好。倫納德先生拿出一本黑色的筆記本，打開*了一眼，然後正對芒迪先生，在自己的硬椅上坐下。鄧肯走到窗前，在窗邊一個包了墊子的矮箱上坐下，把芒迪先生的外套放在大腿上。窗子掛有網眼簾子，掛在一根繩子上，有些下垂，散發出某種苦味。這房間的牆上是拷花牆紙，上面過了一層有光澤的巧克力色漆。

倫納德先生搓了搓雙手，問道：“說說吧，從上次見面之後你感覺怎麼樣了？”

芒迪先生低下頭。“不是太好。”他說。

“還是有痛的念頭？”

“我擺脫不掉啊。”

“但你沒去用那些虛假的治療手段吧？”

芒迪先生有點為難地扭了扭頭。“這個，”過了一會兒他承認，“就是一點阿司匹林吧。”

倫納德先生沉下臉看著芒迪先生，仿佛在說真是的，真是的。“好吧，你自己很清楚的，用這些虛假方法同時又求助於精神療法的人會怎樣？他就像被兩個主人往兩邊拉的驢，哪兒也去不了。你知道的，不是嗎？”

“可就是，”芒迪先生說，“太痛了啊——”

“痛的感覺！”倫納德先生帶著一點被逗樂的神情和極大的蔑視說。他搖了搖椅子，“這椅子要承受你的重量，它痛不痛？怎麼不痛啊，用來做椅腿兒的木頭，不就像你腿上的骨頭和肌肉嗎？你說承受著你的重量的骨頭和肌肉在痛，但是沒人說椅子腿兒痛，因為沒人相信木頭會痛。隻要你不相信你的腿會痛，那腿的痛就能被忘卻，就像你不覺得木頭會痛一樣。這你還不知道嗎？”

“我知道。”芒迪先生乖乖地說。

“你知道，”倫納德先生重復道，“好，那我們開始吧。”

鄧肯紋絲不動地坐著，在治療過程中保持極度安靜和靜止不動是必須的。尤其是現在，當倫納德先生集中念力，集中動力，集中思想，好去對抗芒迪先生假想中的風濕痛。他微微向後仰頭，聚精會神地向前望，卻不是望芒迪先生，而是望向掛在壁爐上方的一幅畫，畫中是一位眼神柔和的女人，穿著維多利亞式高領長裙。鄧肯認得，那是基督教科學派的創始人瑪麗·貝格·愛迪女士。黑色畫框上，有人——可能就是倫納德先生自己——用瓷漆寫了一句話，筆觸不是很順暢。那句話說的是：在思想的大門前，隨時做個搬運工。

這句話每次都讓鄧肯想笑。不是因為他覺得這話有什麼滑稽，而是因為在這種時刻笑，好像特別可怕。他總是在這種時候開始感到恐慌，他還要坐那麼久，需要那麼安靜，他覺得自己肯定會發出點聲響，弄出點動靜——比如跳起來啊，突然尖叫啊，倒地打滾啊什麼的……但為時已晚，此時倫納德先生已經換了個姿勢，他身體前傾，緊盯芒迪先生。當他再次開口，換成了一種全神貫注、充滿迫切和自信的耳語。

“親愛的霍勒斯，”他說，“你必須聽我說，你那些關於風濕痛的念頭都是虛假的。你沒有風濕。你沒有痛。你不會受到那些想法的影響，那些想法認為疾病和病痛是事物的規則和條件……親愛的霍勒斯，你聽我說，你無所畏懼。沒有什麼回憶能嚇唬到你。沒有什麼回憶能讓你相信不幸還會重來。你無所畏懼，親愛的霍勒斯，愛與你同在，愛在你身邊，充盈四周……”

這些話不停地繼續——就像一陣雨，像嚴厲的愛人一陣溫柔的敲打。鄧肯覺得——他現在早忘了想笑的念頭——鄧肯覺得在這番話下，不可能不交出自己，乖乖地聽話，不可能不接受訓示，被感動，被說服。鄧肯想起那個手臂肌肉萎縮的年輕人，他想像他坐在芒迪先生現在坐的椅子上，被告知“愛與你同在”，被告知“你無所畏懼”，不停的念想自己的手臂長出來，長出來，肌肉漸漸豐滿。這可能實現嗎？鄧肯希望能實現，為了芒迪先生，為了那個年輕人，鄧肯願意這樣想。他非常希望它能實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