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者序  太宰治：一個被時代碾碎的“盧瑟兒”

說到太宰治，中國的讀者對他絕不陌生，他就是日本戰後那個活躍一時、自殺上癮的“無賴派”作家。在年輕讀者中，不乏他的忠實擁躉，甚至有人尊其為神明一般的精神燈塔，將太宰治文學視為青春文學好的範本。事實上，井上靖曾經說過：“倘使舉辦一場文學奧林匹克運動會，各國要挑選一名代表選手的話，日本的代表，或許不是夏目漱石，不是谷崎潤一郎，也不是三島由紀夫，而是太宰治。”然而這個評價似乎缺少點共鳴，比如另一位日本文學大家三島由紀夫就這樣評價太宰治：“我開始讀太宰治的東西，對我來說也許是壞的選擇……在他的文學中，許多文學青年發現自己的肖像畫而感到喜悅，在這同一點上，我卻慌忙地背轉臉去。”

那麼太宰治究竟是怎樣一位作家？太宰治的青春文學又是怎樣的文學呢？

太宰治本名津島修治，1909年6月19日出生於日本北方青森縣的一個地主豪門家庭，二十一歲進入當時的帝國大學法文繫學習，後中途退學（順便插一句，日本作家中退學者甚多，不知道這與其從事文學創作是否有什麼聯繫）。1933年起，太宰治陸續發表小說《回憶》等，開始受到關注，1935年短篇小說《逆行》在《文藝雜志》發表，這也是太宰治次在“同人志”以外公開出版的刊物上發表作品，該小說成為日本屆芥川獎的候選作品並差一點獲獎，由此奠定了他新晉作家的地位。他當時的風格可以《丑角之花》為例，這篇小說依據太宰治同一個有夫之婦咖啡館女招待一起投海自殺，結果女的死去，他自己卻沒有死的真實事件，采用自白形式寫成。這種寫法給當時文壇以新鮮的印像，後來形成太宰治獨特的說話體和饒舌體文體。太宰治較重要的作品還有：《女生徒》《二十世紀旗手》《越級起訴》《潘多拉之盒》等。戰後，太宰治迎來了他的創作高峰期，也是他文學生涯的重要時期，他的代表作品《維庸之妻》、《斜陽》（1947年）、《人間失格》（1948年）等均寫成於這一時期。由於他的作品描寫了日本戰敗後的世態，反映了一部分人的心理，他成為戰後初期日本文壇的寵兒。1948年6月13日深夜（也可能是6月14日的凌晨），太宰治留下尚未完成的小說《Goodbye》，與自己的仰慕者兼情人山崎富榮一起投河自殺，直至6月19日遺體纔被打撈起，而這一天恰好是太宰治的生日。

《斜陽》寫於1947年。小說描寫了沒落貴族和子（與其母親及弟弟直治）一家在日本戰敗初期的遭遇及思想演變過程。日本文學評論界認為是他“將主題、理想人物和寫作手法全部投入的太宰治文學的一首大型交響曲”，認為該作品“采用了太宰治中、後期得心應手的女性人稱寫法，插入直治的日記和遺書，用他前期慣用的格言體和信札體”，此外，“小說的四個登場人物全部是太宰治的分身，弟弟直治是他的前期，文人上原是他的後期，母親與和子反映了他中期的精神面貌”，而“直治恥於生為貴族，要進到民眾中去又缺乏堅強的生命力，他苦於與眾不同，加上藥品中毒，終於自殺，則像太宰治的晚年”。

很明顯，地主豪門的家庭出身使太宰治潛意識中有一種名門意識，但畢竟他二十一歲就來到了日本當時資本主義發達的東京，並且又接觸過左翼地下運動，父親身上那種粗鄙、土裡土氣的地主做派讓他鄙夷，因而對真正的貴族抱有執著的憧憬。極度的自尊心、上述矛盾心理以及敏感深刻、極易受傷的感受性，共同構成了太宰治的性格基調，這種性格在冰冷、粗糲的社會現實面前必然落得黯然神傷的結局。

《斜陽》問世之時，正是整個日本沉淪於戰敗，不能自撥之時。不說普通民眾感到悲觀絕望，一些破落貴族既留戀原先的日子，卻不得不面對舊時代的種種虛偽和不合理現像，進而感到愧疚，又不知道如何適應新時代，陷於空虛和頹喪，整個社會的思想意識是極度混亂的。《斜陽》通過和子和直治的思想與行為，反映了沒落階級的這種困境，因此在日本引起轟動，以至誕生出“斜陽族”這個流行名詞，不能不說其作品確實影響深遠。但從另一個方面講，這種破落貴族的自嗟自傷也正是讓人痛惡之處，就像三島由紀夫說的“……這些自我戲劇化是我生來討厭的東西，作品裡所散布的文壇意識和類似負笈上京的少年的鄉巴佬的野心，對我來說是受不了的”。

被譽為太宰文學“深刻的之作”《人間失格》，更是在日本文學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太宰治自1948年3月8日起開始寫作，5月11日完成，原稿一共二百零三頁，不僅分量十足，內容也是非常充實的。作品描寫大庭葉藏為了逃避現實而不斷沉淪，經歷了自我放逐、酗酒、嗜藥、自殺，一步步走向自我毀滅，同時在自我否定的過程中對自我價值展開了痛苦的追問與求索……放在今天，葉藏無疑算得上是個“盧瑟兒”（loser），他精神空虛，生活放蕩而平庸，未來渺茫，不被社會認可，成為時代的犧牲品。太宰治借由葉藏這個角色，完成了對自己人生的回顧和評價，並且提出身為人深刻的精神危機與自我價值問題，從而使作品由“盧瑟兒”墮落記升華為日本現代文學史上的經典之作。

《人間失格》這部作品被很多人認為是太宰治的自傳體小說，其實準確地說，應該是太宰治以近似遺書的形式繪就的一幅自畫像。故事主人公葉藏與太宰治本人有許多相似之處，但畢竟不是自傳。值得注意的一個事實是，太宰治在寫這部作品的時候，傾注了極大的熱情，但他的身體狀況卻已經到了非常糟糕的地步，肺結核病（這在當時是不治之癥）可以說已經病入膏肓，整日咯血（有人推測，他應該挨不過秋天），太宰治一定很清楚自己的病情，但他不甘心由上帝之手來掐滅自己的生命之火，於是決定自我了斷。正是在這樣的決意下，他開始著手寫《人間失格》。文人在玉樓赴召之際，用文學的形式為自己留下一幅小照不足為奇，芥川寫過《傻瓜的一生》，可看作此類自畫像；正岡子規寫的“絲瓜初開時，濃痰壅塞命如絲，我今成佛去”也是以冷眼旁觀的態度冷靜地描述一位文學者的臨終情形。然而與這些相比，太宰治的《人間失格》醞釀時間更長，體量更加宏大，視點也更加冷靜和理性。太宰治為自己選定的是這樣一幀“標準像”：一方面驚怯於人的復雜和丑惡，另一方面又竭力想討好人，不惜假痴佯癲以接近他人纔不至於被社會拋棄的青年，當被女人看破懦弱和孤獨並乘虛而入後，竟漸漸變得十分依戀女人（他無疑對人有種類似戀母情結的情感），沉淪於聲色中將其作為自己逃避現實逃避社會的溫柔之鄉的青年——他似乎把懦弱和沉淪作為一種出發點，甚至一種武器，以退為進地向所謂的強者、向偽善的人生和社會做無謂的抗爭，從而宣洩其意識深處的所謂貴族的高貴和驕傲。終他想表白自己：“葉藏……即使喝酒……也還是個像神一樣的好孩子呢。”太宰治正是這樣一個“盧瑟兒”，太宰文學則是一個被社會和時代碾壓的“盧瑟兒”所發出的微弱抗議。在太宰治那樣的社會、那樣的時代至多也隻能生出像他那樣的微弱聲音，有時候故意唱唱反調（例如在《潘多拉之盒》中，作者就借越後獅子的口喊出“天皇陛下萬歲”），但這種“盧瑟兒”的抗爭注定要以失敗而告終，太宰治自身的人生經歷也已經為此做出了注腳。

通過描寫頹廢墜落的社會現實來追求思想的解放、抵制當時的社會思潮，這便是“無賴派”文學的主要基調。以太宰治為重要代表的這個文學群體經常在作品中用自我解嘲和戲謔的創作手法，描寫充斥著頹廢主義和虛無主義的人生哲學，並希望以這種方法揭示人在道德和情義下隱藏的陰暗面，從而得到真正的人性解放。這種以自謔寫頹廢，以頹廢求解放的思想結構正是太宰文學的內涵之一，表面的戲謔和無賴掩飾不住作者內心對人與人之間的愛、信任以及真實、自由的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