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曲

我在尋找一個清靜的地方去死。有人建議布魯克林。第二天上午我便從韋斯切斯特動身去那地區看看。五十六年來我一直沒有回去過，所以什麼也不記得了。我三歲時父母就搬離了布魯克林，但我本能地覺得自己正在返回我們曾經居住過的社區，像一條受傷的狗一樣爬回家，爬回我出生的地方。當地一個地產經紀人帶我轉了一圈，看了六七棟褐石公寓，傍晚時分終於在一座有花園的公寓租下有兩個臥室的房子。該公寓坐落在街，離展望公園隻有半條街遠。我不知道、也不在乎我的鄰居都是些什麼人。他們干的都是朝九晚五的工作，都沒有孩子，所以這座樓總是比較安靜，而我渴望得到的就是安靜，我可悲而又可笑一生的寧靜終局。

那所在布朗克斯維爾的房子已經簽約出售，等月底買賣雙方交割手續辦完，錢就不成問題了。前妻和我打算平分這筆售房收益，有四存入銀行，就足以維持到我停止呼吸的那一天。

起初，我不知道如何安頓自己。我在中大西洋事故和人壽保險公司曼哈頓分公司的辦公室與郊區城鎮之間往返奔波了三十一年，而現在我不再工作，每天有太多的餘裕時間。搬入這座公寓後大約一星期，我已婚的女兒雷切爾從新澤西州開車來看望我。她說，我應參與一些事情，為自己做一個計劃。雷切爾這孩子不傻。她有芝加哥大學生物化學博士學位，在普林斯頓郊外一個大藥廠當研究員。她很像她母親以前那樣，罕有一日說些別的事，卻盡來些老生常談—都是些充填當代智慧垃圾場的陳詞濫調和陳舊思想。

我解釋說，我大概不到年底就會死掉，根本沒有想過什麼勞什子計劃。一瞬間，雷切爾似乎要哭，但她還是把眼淚眨了回去，竟說我是個殘忍而自私的家伙。她又說，難怪“媽媽”終要和我離婚，難怪她無法忍受了。跟像我這樣的男人結婚肯定是一種無止境的折磨，是一個活地獄。一個活地獄。唉，可憐的雷切爾—她簡直控制不住自己啊。我的獨生女生活在這世間二十九年，可從沒有講出些富有新意的話，完完全全屬於她自己的話。

是的，我承認，有時候在我身上是有某些令人討厭的東西。但並非所有的時候—而且也不是什麼原則問題。在我快活的日子裡，我像我認識的所有人一樣友善和藹而討人喜歡。如果你對客戶持敵視態度，就不可能像我這樣成功地推銷人壽保險，至少不可能推銷漫長的三十年。你得有同情心。你得善於傾聽。你得懂得如何吸引人。所有這些優點我都有，隻多不少。我不否認我也有狀態糟糕的時候，但人所共知，在家庭生活緊閉的門後潛伏著什麼樣的危險。家庭生活可能令所有相關者感到厭惡，尤其當你發現自己或許壓根兒不配結婚時。我曾喜歡和伊迪絲做愛，但過了四五年，激情似乎自然消退了。從此，我就成了一個不夠完美的丈夫。從雷切爾的話來看，作為家長，我也是不完美的。我不想說些與她的記憶相悖的話，然而事實是我以我自己的方式關愛她們倆，即使有時我發現自己坐懷於別的女人，我對這些風流韻事從不認真以待。離婚並非我的意願。無論如何，我是打算和伊迪絲白頭偕老的。是她要離婚的，但念及這些年來我所犯的過失和錯誤的程度，我真的不能埋怨她。在同一屋檐下生活了三十三年，走出家門分道揚鑣之際，我們之間幾乎不剩下任何東西了。

我告訴雷切爾，我的日子已屈指可數，但那不過是一時情急下對她咄咄逼人的勸告的回答，純粹是誇大其詞。其實我的肺癌有所緩解，腫瘤科大夫在我近一次復查後說，我有理由持審慎樂觀的態度。不過，我沒相信他的話。癌癥所引起的驚恐如此強烈，以致我仍然不相信有可能幸免於死。我已把自己交給死神，一旦腫瘤從我肺葉上切除，經受摧殘體質的放療和化療的煎熬，一旦忍受陣陣惡心和眩暈之苦，失去頭發，失去意志，失去工作，失去老婆，我難以想像如何生活下去。於是我來到布魯克林。於是我無意識地回到了我的故事開篇之地。我已是快六十歲的人了，不知我的殘年還有多久。或許還有二十年，或許隻有幾個月。不論醫生對我的病情作何預測，要緊的是不要把任何事情視為命中注定。隻要我活著，我就得思慮出一條重新開始生活的路子，即使我活不了多久，我也得做些事情，而不能光坐著等死。我的科學家女兒通常總是正確的，盡管我往往過於固執，不願接受她的忠告。我得讓自己忙碌起來。我得干些事情，不能老獃坐著。

初春時分，我搬進新居。開始幾個星期我用很多時間逛我們的社區，有時在公園裡散步很久，有時在後花園裡種種花—那一小塊地荒蕪多年，垃圾狼藉。我的頭發又長出來了，便到第七大道上的“公園坡理發店”去理了發。在一個名叫“電影天堂”的店鋪裡，我租了錄像帶。我還常去“布賴特曼閣樓”，一家管理不善、把書堆得亂七八糟的舊書店，店主名叫哈裡·布賴特曼，一個浮誇做作的同性戀者（後面還要談他）。大多數早晨，我自己在家做早餐，但由於我不愛做飯，也缺乏烹調纔華，所以往往在餐館喫午飯和晚飯—總是獨自一人，總是有一本書攤開在我面前，總是盡量緩慢地咀嚼我的飯菜，以便把用膳時間拖得越長越好。在附近地區試嘗了好幾家餐館後，我固定在“宇宙小館”用午餐。那裡的飯菜充其量是二流的，但女侍者中有個可愛的波多黎各姑娘，名叫瑪麗娜，我很快就熾熱地愛上了她。她的年紀隻有我的一半，已婚，也就是說風流事已無可能。她看上去是那麼容光煥發，接待我的態度是那麼溫文爾雅，對我的不太好笑的玩笑那麼容易發笑，以至於在她不來上班的日子裡我真的非常想念她。從嚴格的人類學觀點看，我發現，比起我先前接觸的各地區的人，布魯克林人是願意和陌生人說話的。他們會隨意干涉別人的事情（老婦人會對年輕媽媽罵罵咧咧，因為她們沒有讓孩子們穿得足夠暖和，過路人會一把抓住遛狗的人，埋怨他把牽狗的繩子拉得太緊）；他們會像發狂的四歲孩子那樣七嘴八舌地爭論有爭議的停車位問題；他們妙語連珠，俏皮話脫口而出，好似天性使然。一個周日早晨，我走進一家擠滿了人的熟食店，店名很怪：快樂硬面包圈。我想要一個桂皮葡萄干硬面包圈，可這話在我嘴裡給卡了一下，說出來就成了桂皮裡根。櫃臺後的那個年輕人泰然自若地回答我說：“對不起，我們沒有那東西。你要不要裸麥粗面尼克松？”油嘴一張。多厲害的一張油嘴，我差一點兒尿濕了內褲。

這次無意中的口誤發生後，我終於冒出一個可能會得到雷切爾贊同的想法。或許這也不是什麼了不起的想法，但至少這是個事情，如果能像我打算的那樣嚴格而認真地堅持做下去，我便會有一個我期待的項目，一個像小孩兒騎木馬那樣的小癖好，從而讓我擺脫懶懶散散、昏昏沉沉的日常生活。這個項目雖然不怎麼起眼，但我決定給它起一個壯觀而有點兒誇大的標題—這是為了欺哄我自己，讓我以為自己在從事一項重要的工作。我稱之為《人類愚行大全》，我打算在此書中用盡可能簡單、清晰的語言，把我作為人的漫長而曲折的一生中所犯的所有錯誤、所有失敗、所有窘迫、所有蠢舉、所有弱點和所有無聊行為通通寫進去。當我想不出我自己的故事時，我可以把我認識的人的故事寫下來，而當故事素材枯竭時，我可以采用歷史事件，記下我的人類同伙在始自古代世界文明消失直至二十一世紀初歲月的各時期所干下的蠢事。我想，這件事即使沒有什麼了不起，隻用來消遣消遣也是好的。我不願暴露我的精神狀態，也不願沉溺於陰郁的內心自省。那貫穿的語調應是輕松可笑的，我的目的就是每天用盡可能多的時間來使自己保持快樂。

我把我的項目稱作“大全”，其實它根本不是一本書。我是在編一部相當於札記的東西，一些互不相關的逸聞趣事的大雜燴，用的是一些黃色標準拍紙簿、活頁紙、信封背面以及垃圾郵件中信用卡和家居裝潢貸款的申請表格等，每寫完一則，就把它扔進一個紙板箱。這些瘋狂行為沒有什麼章法可言。有些紙條至多幾行字，還有一批，尤其是那些記下我喜愛的首音互換和荒唐用詞錯誤例子的，往往隻有一個句子。比如中學三年級時，有一次把烤的干酪漢堡包說成了冷凍的油脂漢堡包，或者婚姻生活中某次劇烈的爭吵，對伊迪絲無意中說過一句頗為深奧、有些神秘的話：我相信的時候，就會看到。每次坐下寫作，我總先閉上眼睛，讓思想朝它選擇的方向飄遊。強迫自己用這種方式松弛下來，我設法從遙遠的往昔挖掘出了相當數量的素材，在此之前，我以為這些材料都已喪失殆盡。上六年級時，有那麼一回（且引用這樣一個記起的例子），在一節地理課上一個寂靜無聲的時刻，一個名叫達德利·富蘭克林的男孩突然放了一個長長的有如小號尖聲的響屁。當然，我們都笑了起來（對一屋子十一歲的孩子來說，沒有什麼比這種氣流的聲音更可笑）。這本來隻是有點兒尷尬的小事，結果卻越出這一範疇，上升到經典地位，成了奇恥大辱編年史上不朽的傑作—無辜的達德利因為來了個道歉而鑄成了致命大錯。“原諒我。”他說，低頭望著課桌，臉色發紅，後他的雙頰紅得像一輛剛噴過漆的消防車。人永遠不應該當眾承認自己放屁。這是不成文的法律，是美國禮儀中為嚴格的一條。屁並非來自誰和來自何處，它們是匿名的散發，屬於整個團體，即使屋子裡的每一個人都可指向肇事者，其明智的做法就是否認。然而，不明事理的達德利太老實了，不會那樣做，而他始終沒有得到大家的原諒。從那天以後，大家都叫他“原諒我富蘭克林”，這個外號一直跟著他直至中學畢業。

這些故事看來可冠以幾個不同的標題，在我把這個項目做了大約一個月之後，我放棄了隻用一個紙板箱的做法，而用上多箱分類的辦法，這樣便可以用更有條理的方式保存我已做完的東西。有一箱專存詞語錯誤，另一箱是自然災害，還有失敗的想法，還有社交場合的失禮，等等。漸漸地，我對記錄日常生活中滑稽可笑的情景產生了特殊興趣。不僅記下了那些年頭裡我不知多少次動不動就踫腳趾撞腦袋，多少次一彎腰繫鞋帶眼鏡就從襯衫口袋裡掉出來（緊接著更有失體面的是身體往前一衝，把眼鏡踩碎在腳底下），而且要選出那些自童年早歲月起我在不同時期所犯的極其罕有的愚昧可笑的錯誤。比如1952年參加勞工節野餐，正張嘴打哈欠時一隻蜜蜂乘機飛進我嘴裡，我又驚恐又惡心，竟忘了吐出去，而是一口咽了。又比如更掃興的，七年前一次出差，準備登機時我把登機牌捏在大拇指和中指之間，不料後面有人推擠，我沒能捏住它，眼看著它從手裡滑落，掉進舷梯和機檻之間的狹縫。那是狹縫中窄之縫，多不超過十六分之一英寸，甚至更窄—然後，令我萬分驚訝的是，它恰如其分地滑過那簡直不可能通過的空間，掉在了二十英尺下的停機坪上。

這些僅僅是例子。在起初兩個月內，我寫了不少這樣的故事，雖然我盡力采用輕松愉快的筆調，卻發現這不總是可以做到的。人人都容易產生黯淡心情。我承認，我自己就有很多被陣陣襲來的孤獨感和傷感擊倒的時候。我一生工作的大量時間都花在與死亡相關的生意上。也許我聽了太多的悲慘故事，以至於在我自己情緒低落的時候，往往就情不自禁地回想起來。想起那些年頭我拜訪過的所有人，想起我推銷的所有保險契約，想起我與客戶們交談時私下與聞的所有恐懼和絕望。後，我為我的大雜燴又增加了一個紙板箱，貼上一條標簽：殘酷的命運。我首先放進去的是一個名叫喬納斯·韋恩伯格的男子的故事。1976年，我推銷給他價值百萬的普通人壽保險，這在當年是個極高的數額。記得他當時剛慶賀了六十歲生日。他是哥倫比亞大學長老會醫院的內科大夫，他說的英語略帶德語口音。賣人壽保險可不是一件冷漠無情的事，在和客戶進行艱巨而復雜的談判時，一個好的經紀人必須善於控制自己。死亡的前景必然會使人沉浸於嚴肅思考，賣保險的工作一部分固然隻是為了賺錢，但也與重大的形而上學問題相關。生活的目的是什麼？我會再活多少年？我死後該怎樣保護我心愛的人？韋恩伯格大夫由於職業性質，對人類生命之脆弱、對從生存簿上勾銷名字之輕易有著敏銳的感覺。我們在他中央公園西區的公寓樓會面。當我從正反兩方面談到各種適合於他的保險時，他開始回憶他的往昔。他告訴我，他1916年生於柏林，父親在次世界大戰中戰死，他由當演員的母親撫養成人。母親是一個極度獨立、有時甚至桀驁不馴的女人，從未流露過絲毫再婚的意願。即使我沒有太仔細地分析他的談論，我也相信他在暗示一個事實，即他母親更喜歡的是女人而不是男人。在魏瑪共和國的混亂年代裡，她很可能公開張揚過她的性取向。與倔強任性的弗洛·韋恩伯格相反，小喬納斯是一個安靜而書生氣的孩子，他功課出色，向往當一個科學家或醫生。他十七歲那年希特勒攫取了政權，他母親在幾個月內做好了讓他離開德國的準備。他父親的親戚住在紐約，他們同意收留他。1934年春天，他離開德國。他母親雖然敏銳地感覺到身在第三帝國的非雅利安人迫在眉睫的危險，其感覺也已經得到證實，自己卻固執地拒絕了出國的機會。她對兒子說，她的家族當德國人已有數百年之久，如果她聽憑某個微不足道的暴君把她放逐出去，那她就該入地獄。不論有多大的艱難險阻，她決心挺住。

由於某種奇跡，她挺住了。韋恩伯格敘述的細節不多（有可能他自己從未聽到過完整的故事），但他母親顯然在各個關鍵時刻都得到一批非猶太人的幫助，1938年或1939年，她設法弄到一套假*。她完全改變了自己的容貌—對一個擅長扮演各種古怪角色的女演員來說，這並非難事—她還用基督徒的新名字為自己在漢堡郊外一個小鎮找到一份工作，為一家干貨店當簿記員，把自己假扮成一個穿著過時、戴眼鏡的金發女人。1945年大戰結束時，她已有十一年沒見過兒子了。那時喬納斯·韋恩伯格已快三十歲，是一個在貝爾維尤醫院實習期滿的合格醫生，得知母親挺過了這場戰爭，他便開始為她辦理到美國來看他的各種手續。

每件事情都安排得具體入微。飛機將在某時某刻降落，將在某號門停機，喬納斯·韋恩伯格將前往迎接母親。然而，就在他快動身去機場的時候，醫院通知要他做一個緊急手術。他能有什麼選擇？他是醫生，盡管他急於在闊別多年後重見母親，但他首先要負責的是他的病人。立即實行新方案。他給航空公司打電話，請他們派一個代表在他母親抵達紐約時給她解釋一下，告訴她說，他在後一分鐘被叫去動手術，所以她得自己叫一輛出租車送她到曼哈頓。鑰匙給她留在公寓樓的看門人那裡，她得自己上樓，在家裡等他。弗洛·韋恩伯格照他的話做，很快叫到了出租車。那司機開得很快，在通往城裡的路上開了十分鐘後，他的方向盤失去控制，車頭撞上另一輛汽車，司機及其乘客均嚴重受傷。

那時，韋恩伯格大夫已在醫院準備做手術。那手術隻做了一個小時多一點兒。做完之後，這個年輕醫生洗了手，換上自己的衣服，急忙走出更衣室。他回家心切，渴望著姍姍來遲的母子團聚。就在他走進大廳的時候，他看見有個新病人被推進手術室。

這個病人就是喬納斯·韋恩伯格的母親。這個醫生告訴我說，她沒有恢復意識就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