約翰•凱裡
戈爾丁一向認為《繼承者》是他好的小說，許多批評家也欣然認同。他的作品曾被拒絕多年，《繼承者》是在他文學事業有起色時，一度以極快的速度寫就的。1954年2月，費伯與費伯出版社終同意出版《蠅王》（於當年9月17日出版），他的編輯查爾斯•蒙特斯急切地想知道下一本書的內容。10月17日，戈爾丁回信說他的新小說已寫了“將近四分之一”。小說內容是關於“智人和尼安德特人”，他“進展神速”。
上一部小說寫的是一群流落荒島的小男孩，而這部新作的主題一直被認為是不按常理出牌，蒙特斯也曾如此認為。不過兩部作品的確存在關聯。兩者都是關於文明與野蠻的衝突，兩者都提出闡釋這些關繫的新方法。兩者都描述了殺害無辜。《蠅王》中那些變得兇殘野蠻的男孩反映了戈爾丁對於原罪和墮落的關注，因此，他的下一部小說去探討墮落何時發生的，再自然不過。多年後，他向一些印度學生談起時，解釋說他的尼安德特人（小說中的“人們”）沒有墮落，因為，不像那些“新人”（智人），他們無法思考，他們隻能想像：“思想即墮落。”
這部手稿的末尾處一條筆記洋洋得意地記錄道：“初稿完成於11月11日下午1:15，共29天。”1954年的11月11日是一個星期四，具體時間——一點一刻——提醒我們，戈爾丁是在索爾茲伯裡的霍茲霍斯主教中學當老師時利用午餐、休息和假期時間創作了這部小說，以及所有他早期的四部小說。初稿是寫在一本綠色的硬皮霍茲霍斯主教中學的練習本上，用的是老師的那種紅色圓珠筆。
一如往常，戈爾丁的妻子安提供了幫助，或至少給出建議。手稿中的批注寫道：“安認為洛克的跌落太過不可思議。人們會無法理解。我沒有清楚說明洛克聞到了那個老嫗帶來的東西，”而且“安說，琺應該說‘我們在海邊很幸運。我們能夠用貝殼喝水’”。這印證了戈爾丁11月31日所寫的那封信不實，他在信中解釋說他無法把手稿寄給蒙特斯，因為他的書寫“甚至連我妻子”都難以辨認。顯然，他將《繼承者》遞交給蒙特斯審讀之前，想要爭取時間重新思考。他承諾聖誕節期間把稿子打出來，然後寄去。“我已經學會了在打字機上創作，大有助益。”他補充道。
的確是大有助益。他一邊打字，一邊全面重寫了小說，手稿與打字稿兩者之間的諸多不同之處改變了《繼承者》的內涵。在手稿末尾，他記下了為了重寫小說需要牢記之事。首先就是：“‘新人’必須是受到環境和他們自己的本性所迫纔去毀滅人們。因此，人們必須依靠那條的前進線路生存……他們必須來自某個地方（大海？），也必須前往某個地方。”重寫的文本中，“新人”的確是來自大海——洛克在他們的獨木舟上聞到了鹽味——他們要前往群山另一邊的狩獵場。
戈爾丁提到，在重寫的文本中地貌也不得不進行調整以適應新主題：“我開始想到一座峽谷谷口有一處宏偉的瀑布。峽谷的遠處是一條小河，接著是個巨大的湖泊，四周有森林和平原環繞。”書中的地理情況令他擔心，他補充了一條筆記：“我必須去請教詹姆遜關於峽谷洩出的外瀑布問題。另一邊的陸地有可能是一個巨大的火山口嗎？這種情況下，就不可能是在英格蘭南部。”約翰•詹姆遜是霍茲霍斯主教中學的地理課老師，戈爾丁對請教結果顯然很滿意。重寫的文本中，那個瀑布的確是從一個峽谷流出，逆流而上、河道漸寬，逐漸形成一個湖。戈爾丁這段對於森林的描寫是基於馬爾堡附近的薩弗納克森林薩弗納克森林位於英格蘭威爾特郡馬爾堡的南部，是一片歷史悠久的白垩紀時期森林，占地約4500畝。的記憶，年幼時他父母曾帶他去那裡散步——因此他需要核實書中的地貌與史前的英格蘭南部相符。
那片瀑布至關重要，他在手稿末尾記錄道：“核心像征就是那片瀑布，時間流，墜落，熱力學第二定律。它必須栩栩如生。”這符合他告訴那位加拿大評論家弗吉尼亞•泰格爾的話——他說，他把初稿當成一部反駁19世紀進步主義的作品來寫，而重寫的文本則相反，強調的是那種進化的生命力，以驅使“新人”以一種勝於尼安德特人所擁有的“更高層次的活力”向上而行。他們有能力拖曳獨木舟經過瀑布，逆流而上，則像征了這種生命力。戈爾丁提到的熱力學第二定律，在他一段談葉芝的文章中得到闡釋。
熱力學第二定律是我們宇宙論中的魔鬼，它表明了萬事萬物都在走下坡路，終會像一個沒上發條的時鐘一般停止運轉。生命在某種意義上就是這條定律的局部矛盾……當生命拒絕屈服於一種總體活力下降的趨勢，而是再度上緊發條，那麼我們就應該歡欣鼓舞。
水從高處到低處流過瀑布，就是第二定律的一個例證。可是“新人”無懼激流並且由“一種新的熱情、新的視野”驅使向前進發，正是這條定律的局部矛盾。這就仿佛稿的《繼承者》是由那個篤信宗教的戈爾丁寫的，他為天真無辜的尼安德特人的毀滅而哀悼，而那些由他那位科學家父親所做的修訂——他的父親是一位達爾文進化論的忠實擁躉——似乎應該會支持擁有高級智慧的“新人”。
1955年2月15日，心存歉意的戈爾丁將打字稿寄給了蒙特斯。“遠遠還沒完結——實際上幾乎還沒開頭”。蒙特斯應該隻是把它當成“一小塊輪廓模糊的大理石、粗砂岩或是油灰”，如果他能接受“粗粗翻一遍”，那麼他的批評將“彌足珍貴”。這些自貶似乎言過其實。可它們反映了戈爾丁對於寫作習慣性的緊張情緒。回信中，蒙特斯安慰他，他很喜歡《繼承者》：它應該一字不改地出版。
他的反應是焦慮，他立刻回復說他“有點驚訝地發現《繼承者》已經完成”。他想知道，一個專家會怎麼評價他對尼安德特人的描述。“我壓根兒沒為這本書做過任何研究，”他提醒說，“隻是將自己了解的東西琢磨一番。”出書前是不是應該請教某些“古生物學家、考古學家、食古不化的科學家”？蒙特斯堅定地回復說，這本書不需要專家。“如果有人要提建議，那肯定是錯誤的那類建議。”
鋻於戈爾丁脆弱的自信心，這的確是金玉良言。不過他沒有表面看起來那麼無知。自孩提時代起，他就一直痴迷考古，曾經組織過學校考古社團，長期在當地進行挖掘工作。索爾茲伯裡史前的地貌資源豐富，在一篇文章中他回憶，自己如何常常想像在鄉間漫步時迎面遇上一個尼安德特人。他寫這部小說的速度說明這是一個深思熟慮的主題。尼安德特人真正的模樣過去（至今依然是）眾說紛纭，但他清楚這些爭鋒相對的理論。他告訴蒙特斯，H. G.威爾斯H. G.威爾斯（1866—1946），英國著名小說家、新聞記者、政治家、社會學家和歷史學家。他創作的科幻小說對該領域影響深遠，如“時間旅行”“外星人入侵”“反烏托邦”等都是20世紀科幻小說中的主流話題。代表作有《隱形人》《世界大戰》等。認為他們都是具有食人習性的猩猩似的怪物，他總覺得這點“令人捧腹”，他頗具嘲諷意味地引用了威爾斯的陳述作為他小說的題獻。
他自己對於尼安德特人和智人的描述，在某種程度上，反映了考古證據。他筆下的尼安德特人沒有手工制品或是容器，而那些“新人”有項鏈、繪畫、酒囊和陶土罐。發明容器（袋子、籃子）是進化過程的重要一步，因為采獵者可以用它帶回並儲存食物。那個聰明的尼安德特人，琺，看到那個老嫗在一隻鹿胃裡煮肉湯，並用一根棍子蘸了蘸，伸進馬爾的嘴裡，差點就想到了容器的主意，她有了一個裝滿海水的海貝的想像。這正是安認為應該解釋的事，盡管戈爾丁沒有采納她的建議。琺想像糧食生長在梯田上時，還差點發明了農業。
尼安德特人是采獵者，可戈爾丁筆下的卻有所不同。他們采集森林中的水果，不過，因為他們感覺到殺戮是“邪惡的”，便心懷愧疚地從那些大型食肉動物捕殺的獵物中獲取生肉。他們那混合了手勢、舞蹈和一種心靈感應的語言，是戈爾丁的另一大創新——在古生物學家中，尼安德特人能夠說話這一點並沒有形成共識。那些“新人”信奉薩滿教，他們的薩滿，馬朗，是個男性，不過戈爾丁賦予了他的尼安德特人一種宗教（崇拜一位母繫女神，歐阿），而這是他與公認的看法zuida的分歧所在。他知道，從沒有發現過尼安德特人的宗教線索；也沒找到過任何暗示來世信仰的尼安德特人的陪葬品。他讓他的尼安德特人崇拜“冰姬”，並將肉和水置於埋葬處獻祭來世，以此避開這些可能的反對意見，而這些都沒有讓考古學家發現任何蛛絲馬跡。
他的尼安德特人對於“新人”的仰慕，幾乎達到愛意，也許是他自己的想法，抑或是他可能知道有考古證據支撐這個觀點。在西歐，尼安德特人與智人攜手共存了數千年，有時候還分享同一片居住地，有跡像表明，尼安德特人模仿過人類文化的某些方面，比如在身體上畫赭色彩繪，這被當作是表達仰慕之情。
小說中的“新人”搶走了一個尼安德特人的嬰兒，留下一絲希望——即我們身上也許殘存了一些尼安德特人的痕跡。這是戈爾丁的猜測，不過近期的調查證明了這一點。2010年德國的馬克斯•普朗克研究所對尼安德特人的基因組測序後，結果發現人類DNA中的百分之四來自尼安德特人，表明了兩種人類之間存在一定程度的雜交。
然而，《繼承者》的偉大之處並不是在於戈爾丁想像尼安德特人可能是什麼樣，而是在於他塑造的用來表達他們的語言。他接受了巨大的風格上的挑戰，即從一個尼安德特人的視角看一切。借助這起初讓人大惑不解的語言，他帶領我們進入一個生命的內部，他的種種感官，尤其是嗅覺和聽覺，十分靈敏，但無法將感覺投入一串思緒之中。這個生命的意識是一繫列隱喻，對他來說一切都是鮮活的。錯綜復雜的語言策略強迫我們分享一種意識的奇妙經歷——還有其憐憫和不幸——這種意識大膽無畏、溫和無害、充滿愛意、觀察入微，對任何事都無法理喻。然而在文風上，戈爾丁取得了極富詩意的成就，闡釋了T. S.艾略特的見解，即現代詩人必須間接，“以迫使，如果必要的話，錯位的語言融入他的意思”引自艾略特1948年諾貝爾文學獎頒獎典禮致辭。。
《繼承者》出版於1955年9月16日，評論家們立刻就發現了其中的想像力和duchuang性。在亞瑟•庫斯勒亞瑟•庫斯勒（1905—1983），匈牙利裔英籍作家。他的作品關注政治和哲學問題。《正午的黑暗》（1941年），是他重要和受歡迎的作品。看來，這本書就是“如同石化森林般的英語小說界中的一場地震”。半個世紀後，無論你讀過多少遍，它依然令人警醒、恍然大悟，如不毛之地，令人刻骨銘心且獨一無二。
（宋玲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