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與倫比的寫作，璀璨驚艷的天賦，引人入勝，精彩紛呈……故事中隻用一個手勢，就能完美地表達出愧疚，羞恥，愛與悔恨的感覺。羅塞拉日後必將大放異彩。”

——《紐約時報書評》（The 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

“這本書——講述了愛，饑餓，救贖和悔恨——*終會深深烙印在你的心上。”

——《嘉人》（Marie Claire (Italy)）

“全世界每一位讀者都會沉浸在這本書中，一顆心懸在喉嚨裡，每一秒都感同身受，直到*後的華彩一章。”

——《女性》（Io Donna）

“如一部電影大片般精彩。”

《名利場》（Vanity Fair(Italy)）

“大師級的作品……一個獨特的故事，每個讀者都能在裡面看到自己的影子。”

——L’Unione Sarda

章 

我們一次進去一個。在走廊裡站著等了幾小時之後，我們都需要坐下來歇一歇。房間很大，四周是白色的牆壁。房間中央的長木桌上已經擺放好了餐具。看守們示意我們坐下。

我正襟危坐，雙手交叉著放在腹部。我的面前擺著一隻白色的瓷餐盤。我餓了。

其他的女人也都無聲地坐下了。我們一共十個人。有幾個婦人文雅地坐得筆直，頭發束在發髻裡。還有的四處張望著。我對面坐著的女孩臉蛋軟軟的，美中不足的是有一隻酒糟鼻。她用牙齒啃下手指上的死皮，用門牙不停地咬著。她也很餓。

上午十一點的時候我們就已經很餓了，這和鄉下的空氣或長途跋涉無關。這是因為我們胃上的那個空洞讓人感到害怕。這是長年累月堆積起來的饑餓和害怕。當食物的香氣鑽進鼻子裡時，我的心跳突突地直躥到太陽穴，口水一下子就充滿了整個口腔。我瞥了一眼那個酒糟鼻子女孩。看來她和我一樣。

四季豆裡拌著黃油，我上一次喫到黃油還是在我的婚禮上。烤過的果椒的香味不停地撓動著我的鼻子，我的盤子已經裝不下

了，但我還是沒有叫停盛菜的人。而我對面女孩的餐盤裡是米飯和青豆。

“開喫吧。”屋子角落裡的一個聲音說道，那語氣聽起來與其說是命令，倒不如說是邀請。他們從我們的眼神中看到了渴望。我們松了口氣，呼吸也加快了。但我們一開始還是很猶豫。還沒有人說祝我們有個好胃口，也許我本可以站起來說一句“感恩”，感恩今早的母雞們如此慷慨，雖然我今天喫一個雞蛋就夠了。

我又數了一下人數。我們一共十個人，這不是後的晚餐。

“快喫！”角落裡又傳來了聲音。我已經吸了一根四季豆到嘴裡，我感到血液在我身體的每個角落流動，從發根直到腳趾，我的心跳逐漸放緩。怎麼會有食堂為我準備飯菜呢——那甜甜的果椒——這樣給我準備的一個食堂，一張連桌布也沒有的長木桌，亞琛1產的瓷盤和十個女人，如果我們戴著面紗，那看起來就會像十個在修道院飯廳發誓噤言的修女。

一開始我們隻是抿幾口，好像我們根本沒有收到要全部咽下去的命令一樣，好像我們可以拒絕喫一樣。這些食物，這頓飯本不該由我們喫下去，隻是踫巧罷了，我們踫巧有資格來到他們的餐廳。食物順著我的食道滑落，後著陸在我胃裡的那個空洞上，但是空洞被填得越滿，欲望就越大，我們漸漸地攥緊了手中的刀叉。蘋果派的美妙滋味讓我幾乎熱淚盈眶，我每一口都是越喫越多，簡直是狼吞虎咽，後不得不在敵人的注視下把頭朝後仰，好把東西咽下去喘口氣。

我媽媽曾經說過，喫飯是在和死亡做鬥爭。她告訴我這句箴言的時候，希特勒還沒有上臺，我還在柏林布勞恩斯德蓋斯10 號上小學，那是個沒有希特勒的時代。她在我的圍裙上別了個別針，一邊把書包遞給我，一邊警告我喫午飯時要注意，千萬不要噎著。在家時我有一個壞習慣，喫飯時嘰嘰喳喳講個不停，就算嘴裡塞滿了喫的，我也照說不誤。媽媽一數落我這個毛病，我就被她恨鐵不成鋼的語氣和她的死亡威脅式教育方式逗得哈哈大笑，一時間真的喘不過氣來了。好像每一個為了生存所做的舉動都可能讓我們走向死亡：活著就很危險；整個世界更是危機四伏。

我們喫完後，兩個黨衛軍朝我們走過來，我左邊的那個女人站了起來。

“坐下！在你的位置上坐好！”

他們還沒過去按她坐下，那個女人就自覺地迅速坐下了。一綹頭發從她綁著的麻花辮上的發夾裡松散下來，輕輕地晃動著。

“誰許你們站起來的？新的命令下來前都給我好好地在桌邊待著。不許講話。如果食物有毒的話，毒素很快就會進入你們的血液。”一名黨衛軍朝我們一個一個地看過去，應該是為了觀察我們的反應。我們大氣也不敢出。接著他轉向之前站起來的那個女人： 她身穿一件巴伐利亞緊身裙，也許她備受敬重。“別擔心，隻需要等一個小時就好，”他對她說道，“一小時之後你們就都自由了。”

“或者死了。”他的一個同事補充道。

我感到心頭一緊。那個有酒糟鼻的女孩雙手捂住臉壓抑著抽泣聲。“別哭了。”她邊上一個棕色頭發的女人說道。但是好幾個女人都哭了起來，也許這是一種消化反應，就像喫飽了的鱷魚會流淚一樣。

我壓低聲音問道：“我可以問一下您叫什麼名字嗎？”酒糟鼻女孩沒有反應過來我在問她。我伸出手，踫了踫她的手腕，她的手彈開了，悶悶地看著我。“你叫什麼名字？”我又問了她一遍。女孩轉過頭看了看黨衛軍站著的角落，一時間不知道在沒有允許的情況下她能不能講話。看守們都心不在焉，快中午了，他們也都有氣無力的。也許是估摸著不會被發現，她終於輕輕地告訴我：“萊妮，萊妮·溫特？”她說得像個疑問句，但這就是她的名字。“萊妮，我叫羅莎。”我告訴她，“放心吧，過一會兒我們就能回家了。”

萊妮應該還隻是個小姑娘，從她胖乎乎的手指上可以看出來；她應該沒有在干草房被人踫過，就算在秋收後的農閑時也沒有。

1938年，在我的弟弟弗朗茨離開之後，格雷戈爾把我帶去格羅斯-帕特斯奇見他的父母。“你會喜歡他們的。”他對我說道。他很是為能征服自己從柏林來的秘書而驕傲，我們就像電影裡演的一樣訂了婚。

坐在摩托車副座上的那段旅程很棒，就像歌曲中唱的那樣：“我們騎馬向東行。”各地的喇叭都播放著這首歌，而且不僅僅在4月20 號放這首歌。每天都是希特勒的生日。

那是我次坐渡輪，也是我次和一個男人出遠門。赫塔把我安排在她兒子的房間裡，然後把格雷戈爾趕去閣樓睡覺。但是當他的父母都睡熟之後，格雷戈爾打開了我的房門，鑽進了我的被窩裡。“不，”我小聲地說，“別在這兒。”“那去干草房。”我睡眼惺忪。“不行，被你媽媽發現了怎麼辦？” 

我們還從未做過愛。我之前也從未和任何人做過愛。

格雷戈爾的雙手緩緩地撫過我的嘴唇，他先是沿著我嘴唇邊緣滑了一圈，然後手指慢慢用力，摸到了我的牙齒，他的兩根手指伸進了我的嘴巴。我的舌頭感覺它們干干的。隻要我想，我就可以收緊牙關咬傷他。格雷戈爾顯然根本沒有想過這種可能性。他總是信任我。

那個晚上我沒有再堅持，我上了閣樓，自己打開了門。格雷戈爾睡著了。我將我的雙唇貼上他的，交換著我們的氣息，終於將他弄醒了。“你想知道我夢裡的味道嗎？”他朝我微笑道。我把一根手指塞進他的嘴裡，然後加到了三根，我感到他的嘴巴被慢慢撐大，我的手指被他的口水浸濕了。這就是愛：不會咬傷人的嘴巴， 或者是背叛來臨時的撕咬，就像反抗主人的狗一樣。

在回家的旅途中，有一次他用手抓住了我的後頸，我那時候戴著一串紅色石頭制成的項鏈。當時不是在他父母家的干草房裡，而是在一間沒有舷窗的小屋裡。

“我得出去。”萊妮喃喃道。隻有我聽見了。

萊妮身邊棕色頭發的女人顴骨很突出，頭發光亮，眼神沒有一絲閃爍。

“噓。”我安慰地搓了搓萊妮的手腕，這次萊妮沒有躲開，“隻剩二十分鐘我們就能出去了。就快結束了。”

“我必須得出去。”她堅持著。

棕色頭發的女人這次瞪了萊妮一眼，怒道：“你還真不知道保持安靜啊？”

“你干什麼呀？”我幾乎失聲叫道。

黨衛軍扭頭朝我們這兒看：“發生什麼了？”

所有女人都朝我們這邊看過來。

“求您了。”萊妮說著。

一個黨衛軍走過來，拉起萊妮的一隻胳膊在她耳邊說了句什麼，我聽不到他說話的內容，但是他揉搓著萊妮的臉，把她的臉都弄變形了。

“你不舒服嗎？”另一個看守問道。

那個穿著巴伐利亞緊身裙的婦人又一次從椅子上跳起來：“是毒藥！”

其他人也紛紛起身，萊妮犯了一陣惡心，那個在她面前的黨衛軍急忙避開，萊妮吐了一地。

看守們連忙跑出去找廚師首說得一點沒錯，英國人想要毒死他。女人們互相抱著慰藉，有幾個對著牆抽泣，棕色頭發的女人雙手叉腰在房間裡前後踱步，鼻子裡不停地發出一種怪聲音。我走到萊妮身邊，扶起她的額頭。

有的女人開始用手托著肚子，不是因為肚子疼，隻是餓了太久，一下子喫飽了不適應。

他們把我們留在食堂裡幾個小時。地板已經用報紙和一塊又濕又厚的抹布清理干淨了，隻有空氣中還漂浮著嘔吐物的味道。萊妮沒有死，她隻是不斷地顫抖。漸漸地她靠著餐桌睡著了，她的臉枕著胳膊，手還被我握著。她還是一個小孩子啊。我感覺到我的胃裡也一陣翻江倒海，但是我太累了，累到都沒有力氣再去感受不安。格雷戈爾已經應征入伍了。

他不是納粹，我們從來都不是納粹。我還是個小女孩的時候就一點也不願意加入德國少女聯盟，我不喜歡在白襯衫高領下飄動著的黑色圍領巾。我從來不是一個好德國人。

當我們消化著食物，漸漸對時間沒了概念的時候，警報聲又響了起來，看守們過來叫醒了萊妮，讓我們排隊上車回家。我的胃不再翻騰：它剛纔很是忙碌了一陣。我的身體首的首的食物在我的血液裡循環。希特勒安全了。而我又一次感到了饑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