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 豪華精裝本

6.封面為諾貝爾文學獎中文寫作得主高行健畫作

中文版序

《失憶的年代》是七部較短的長篇小說構成的一個繫列，形成貫穿現代社會的一個橫截面。雖然是從瑞典人的眼光去看的，但呈現的圖像在全世界都有效。傑出的歷史學家托尼·朱特近還把我們的時代稱為“遺忘的時代”。相同看法在世界很多地方都有人表達過，從米蘭·昆德拉一直到戈爾·維達爾：昆德拉揭示過占領捷克的前蘇聯當權者如何抹殺其祖國的歷史，而維達爾把自己的祖國美國叫做“健忘癥合眾國”。表述清楚的可能是伊凡·克裡瑪：“看來現代人越來越生活在當下，而過去就好像是一個黑洞，一切都可以在裡面消失：英雄、罪犯、明星和無名的群眾。甚至活著的人也在裡面消失了，不像在過去的時代，活著的人是在自己生命結束後纔消失。”這種看法在《失憶的年代》第五部《仇恨》裡也有表述，不過時間上更短：一個政治家“在發表蒼白無力的競選演說時就消失了”。而且，“當我的嘴唇上還有我愛人的嘴唇留下的溫暖時，我就已經忘記了她”。所以，這個繫列涉及的其實是全世界歷史學家和文學家都觀察到的一個重要現像。但是，把這個現像作為一個長篇小說繫列的主線，應該還是次。

在《失憶的年代》裡，筆者轉動著透鏡聚焦，用諷刺漫畫的尖銳筆法向我們展示這種情境——記憶在這裡隻有四個小時的長度。這意味著，昨天你在哪裡工作今天你就不知道了。今天你是腦外科醫生，昨天也許是汽車修理工。今天晚上已經沒有人記得前一個夜晚是睡在哪裡。當你按一個門鈴的時候，你會有疑問：開門的這個女人，會是我的太太嗎？而站在她身後的孩子，會是我的孩子嗎？這個繫列的所有長篇小說裡幾乎都貫穿著再也找不到自己的親人或情人的苦惱。

問題在於，如果沒有記憶，如果沒有了我們行事的上下關聯，孤立的事情就不可能去固定下來。那麼每個解釋都會變得隨意武斷，方向也不可確定。本繫列部小說《失憶》裡的官僚埃利克·克爾維爾就特別經歷了這樣的情境。每次他企圖搞明白什麼事情，都會遇到一種不確定性，一種不清晰性。而正是他要找到他所愛之人的企圖，讓他不可能找到她。

失憶是很適合政治權力的一種狀態——對和權力糾結的經濟活動也一樣——可謂如魚得水。因為有了失憶，就沒有什麼昨天的法律和承諾還能限制今天的權力活動的空間。你也不用對自己的行為承擔責任——隻要你成功地逃過輿論的風暴四個小時，你就得救了。

有人會認為失憶好像是一種查禁制度，是市場或者政治權力強加在人民頭上的。但如此解釋就過分簡單化了。失憶是從各種角度來伐害我們的——也是從我們內心。那個被謀殺的瑞典首相把瑞典人和瑞典貝格的天使做比較的時候觸及了一部分真相：“他們的嘴唇和舌頭也已經有了特別形狀，所以他們不能說別的，隻能說我們認為真實的話，就在此時此地說。”不過自我查禁比這種情況還要深入，“我們不應該看到的東西，自己就會把自己擦掉。而我們不應該感覺的東西就會悄悄地從我們的意識裡溜走。”也就是說，“體面的瑞典人有保存自己的無辜和體面的藝術。”這是“天使的語言”。（參見此繫列第五部《仇恨》，本書第534 頁）而這其實也就是失憶的一小部分。我們生活在其中的正式公開談話會把正確的詞彙放到我們的嘴裡，會把正確的思想放到我們的頭腦裡，幫助我們忘記那些我們不應該記住的東西。這種情況聽來會讓人感到悲哀。但是在我們這個價值等級繫統崩潰、再也分不出高低的生存環境裡，其實連悲劇都是不可能的了。克爾維爾就提到：“好像我們上面的高大空間已經崩潰了，讓我們變成二維空間裡的平面，就好像是一個被踩扁了的陰虱飛翔在地球之上的喜劇模式裡。”他也發現，“我們的生命已經變成了沒有任何價值的悲劇，一種鬧劇裡的絕望”。（參見此繫列部《失憶》，本書第20 頁）不少批評家在這些小說裡找到了黑色幽默，而這也很好呼應了作者的初衷。

我很高興你來找我。你在走廊裡的快速腳步聲，就已經使我本來幾乎停止的思維運轉了起來。你的動作裡有一種期望，使我又有可能找到詞彙。而你自然而然地坐下，就像在一個老熟人家裡，盡管我們兩人都知道，這樣的關繫其實早已不存在。讓我這麼說吧，你用一種自然而然的方式，把你我算成同一個圈子的人——在另一種情況下，我們本來確實是可能成為朋友的。

搖曳的光線裡我很難看清你。當我想確定你的形像的時候，你的樣子卻散開和重疊。但是我能清晰地聽到你的呼吸聲，不是那種氣喘吁吁的呼吸，好像你曾經快步爬上樓梯，或者因為咄咄逼人而來勢洶洶，你隻是平穩悠然地呼吸，像在等待著什麼。我感到你在偷窺著我的手提箱。你當然已經明白，這隻箱子就是我的記憶。是啊，你得原諒我，在說到這件事的時候，我的口氣有點苦惱。就像某種外在記憶物如今已經必不可少一樣，當你的無能為力就這樣成為眼下的問題，你也會一樣感到煩惱。不過，就調查工作來說，這樣的安排是一個前提。沒有了手提箱，我就完全束手無策了。

我知道，我必須趕快抓住你的注意力。否則你隻會聽幾秒鐘，越來越不耐煩，後就站起來走掉了。我可正需要你呢。我想你也需要我。也許，我要說的事情也關繫到你的生活，至少觸摸到了你我生存的根基。我要試試進入正題。

就我的理解來說，你來找我，是想知道失憶到底是怎麼回事。原則上，派一個負責調查此事的人來說明情況應該是好的了，沒有人更合適。我隻擔心，你會過高估計我對這個問題的掌握程度，但是我還是要盡我所能，不要讓你再莫名其妙。作為回報，我希望你能幫助我找到……是啊，再找到她。我想捕捉一個名字，但是已經沒什麼名字存在，這你當然明白。盡管有一個名字幾乎就在唇邊，可我不敢說

出來。要是說錯了，那我就等於闖入了一條不能回頭的死胡同。我必須讓這個問題開放。就是說，我需要你的幫助，來評估這些不多的線索。屬於這次調查範圍的文件隻占了這個手提箱裡的主夾層的一部分。在側夾層裡，我放的是我個人材料裡剩餘下來的文件。我沒有計算那些塞在各個衣袋裡的成堆的記事條，我來不及看，但是也不敢扔掉，這些能提醒我的紙條越來越多，像雜草叢生，簡直要把我的頭都埋起來了。你能看到，那些放在私人文件夾層裡的材料並不多，是我隨身帶的不同種類的證件，有些已經損毀或褶皺了，有些是比較新的，一些照片、幾張收據、幾本日歷簿、一兩張賬單等等。這些文件實際上對我也是陌生的，就像它們對你應該是陌生的一樣。

當我開始挖掘我的個人歷史的時候，必定是有過擔心的，生怕用這種方式來抗拒健忘癥是違法的——是，我更喜歡“健忘癥”這個詞，而不是更流行的用語“失憶”。我顯然已經查過了目前有效的法律文件。在這個記事條上我看到，我甚至和司法部的主管提到過這件事情。是27 號，沒有寫出月份。但記事條上寫著“同意”。那個筆跡是我的：這是我基本的身份。隻有一個跡像是讓人不安的。在這張紙條上的“同意”下面寫著：“不過得睜大眼睛”還有一個問題預兆著災難：“你—的—調—查—呢？”顯然每個字都下筆很重，做了強調不可理解。現在你坐在我的面前，這就給了我一個獨特的機會，能幫我從絕望中清理出頭緒可以對照你的茫然來測試我的茫然，可以一起搜查我們正在擴大的空白，一段一段地推進……我不是要搞明白那種小事情，比如說你不記得自己成長時期的事情，或者不記得昨天晚上在哪裡，或者是你正在做的隨便什麼事情——這樣的事情我們畢竟還是學會了應付。不，我想到的是每個晚上當站在我們稱呼為“家”的門前時的無奈與無聊，不知道在門後等待著我的是什麼面孔。幾個陌生的孩子向我走來，試著用一種稱呼：爸爸？一個陌生的女人給我一個猶猶豫豫的擁抱，或者問一個尖銳的問題，口氣可能就像學校的女教師，也可能就像一個監獄的看守。想想看，其實這就是她！我可能和她睡覺，可能不睡。不記得。但很可能今天晚上和昨天晚上不一樣。

我肯定被趕出來很多次了。很多跡像表明，健忘癥是分布不均的。分布密集的很可能就是我通常在裡面活動的那個圈子。有時，會有人感覺我是陌生人，他們會排擠我。我不記得了。

但是，這些想找到家的絕望嘗試，隻是一種尋找的跡像，延伸過我的整個生存狀態。我反反復復地翻遍了我的文件，焦急迫切地尋找什麼蹤跡……對，她的蹤跡。我在我的材料中要找的是那樣一些要點，其中有一些更重要的前後關聯會突然清晰，一行字，或者一張照片，能給一個巨大而未知的部分投上出乎意料的光芒。但是你必須幫助我來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