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起來也覺得奇怪，在我家裡一張書桌的抽屜裡，還藏著一個剛寫了個開頭的劇本《掃羅》，還有一疊詩稿。不知有過多少個夜晚，我曾從事劇本和詩文的寫作。我們差不多人人都做過這種事。可是現在在我看來，那一切已經變得那麼虛無縹緲，我都不能理解那時的自己了。

自從我們來到這裡，早年的生活就被完全割斷了，沒費我們吹灰之力。我們常常試著回顧過去，想找到一種解釋，可是並不怎麼成功。對我們這些二十歲的年輕人而言，對克羅普、繆勒、勒爾和我而言，對我們所有被坎托列克稱為“鋼鐵青年”的人而言，偏偏一切都特別模糊。凡是年紀大一點的人，跟他們過去的生活總有著緊密的聯繫，他們都有立足之地，他們都有妻子，有兒女，有職業，有愛好，這種種聯繫是那樣牢固，便是戰爭也破壞不了。我們這些二十歲的年輕人，卻隻有父親和母親，有些人也許還有一個姑娘。那也算不了什麼，因為在我們這種年紀，父母的影響是微弱的，而姑娘們呢，也還不能把我們控制起來。除此以外，也沒有多少別的東西了，有幾分熱情，有一點業餘愛好，還有我們的學校。我們的生活並沒有超出這個範圍。而這些東西，現在卻一點也沒有留下來。

坎托列克會說，我們正好站在生活的門檻上。看來也正是這樣。我們還沒有扎下深根，戰爭就把我們給衝走了。對其他的人，對那些年紀大一點的人來說，這不過是個中斷，往後的事情他們可以想像出來。但我們卻被它抓住了，也不知道將來的結局會是怎樣。我們所知道的，隻是眼下我們已經以一種奇特而憂傷的方式變成了被荒廢的人。盡管如此，我們並不是常常感到愁悶。

盡管繆勒很想弄到克默裡希的那雙長筒皮靴，但他跟別人一樣並不缺少同情心，這種人不敢在痛苦面前想到同情。他不過把事情看得更加透徹罷了。要是這雙靴子對克默裡希還有一點用處的話，那麼繆勒寧可赤著腳在帶刺鐵絲網上走路，也不會去考慮怎麼樣纔能夠弄到手。可是按照眼下的情況，那雙長筒靴就克默裡希目前的處境來說毫無用處，而繆勒卻可以很好地利用這雙靴子。克默裡希就要死了，不管誰能得到那雙靴子，反正都不重要了。那麼為什麼繆勒就不能得到呢？跟那個護理員比起來，他更應該得到這雙靴子。克默裡希一死，那就來不及了。因此，繆勒老早就在注意了。

我們早就失去進行其他考慮的能力了，因為其他的考慮全是假的。隻有事實是真的，對我們來說纔是重要的。何況，漂亮的長筒靴又很少見呢。

以前可不是這樣的。當初到區指揮部應征入伍的時候，我們一個班級總共有二十個青年，其中很多人在進營房之前，還生平次高興得忘乎所以地一起刮了胡子。對於未來，我們沒有確定的計劃。事業和工作的想法隻是我們人生理想的一種不切實際的點綴。我們仍然滿腦子都是模糊的觀念，把人生乃至戰爭理想化了，甚至給它們增添了一層浪漫的色彩。

我們受了十個星期的軍事訓練，這段時期所進行的培養改造，比在學生時代的十年影響更加深遠。我們懂得了，一顆擦亮的紐扣要比四卷叔本華的著作更為重要。先是驚訝，接著是怨恨，後是滿不在乎。我們意識到起決定作用的不是思想，而是靴子刷；不是智力，而是制度；不是自由，而是磨煉。我們懷著熱情和渴望成為了士兵，可是他們卻千方百計把這些東西從我們身上打下來。三個星期過後，我們再也不覺得這樣的事情是不可思議的了：一個穿著鑲邊制服的郵遞員，對我們來說要比從前我們的父母、我們的老師、從柏拉圖到歌德的全部文化都有著更大的權威。我們用那年輕的已覺醒了的眼睛，看到我們的老師們所保持的關於祖國的傳統觀念，此刻在這裡已經化成對個性的抹殺，即使對卑賤的奴僕也絕不會被要求這樣做：敬禮，立正，分列前進，舉槍致敬，向右轉，向左轉，鞋跟相踫的聲音，辱罵以及故意想出的千百種折磨。我們之前設想我們的任務也許會有所不同，但沒料到發現我們接受著英雄主義的訓練，竟同馬戲團裡的馬匹完全一樣。可是不久，我們也就習慣了。我們甚至還懂得，這些事情中有一部分是必不可少的，但是其餘部分隻要做樣子就夠了。在分辨這兩類事情上，士兵倒是有著一種出色的嗅覺。

我們一個班級，三人一群，四人一伙，分散在各個排裡，跟弗裡西亞的漁夫、農民、工人和手工業者在一起，大家很快就成了朋友。克羅普、繆勒、克默裡希和我，編在第九排，排長是希默爾施托斯下士。

他在營房裡被看作是折磨人殘酷的家伙，而他也因此頗為自豪。他身材矮小，肢體結實，兩撇赤褐色小胡子打了蠟，已經服了十二年軍役，原來的職業是郵遞員。他特別不喜歡克羅普、加登、韋斯特許斯和弗裡西亞群島，位於北海，分成三群：西弗裡西亞群島屬荷蘭，東弗裡西亞群島屬德國，北弗裡西亞群島分屬德國與丹麥。我，因為他感覺到我們身上有種無聲的反抗。

有一天早晨，我給他整理了十四次床鋪。每次他都能找出些差錯，把疊好的床鋪又抖亂了。我曾花了二十個小時——中間當然也歇過幾回——把他那雙古老的、硬得像石頭一樣的皮靴揉得和黃油一樣軟，連希默爾施托斯自己也挑不出瑕疵來。我又曾奉他的命令，用一柄牙刷去擦干淨下士住的宿舍。克羅普和我還曾奉命拿著一把笤帚和一隻鐵簸箕，去清掃營房庭院裡的積雪，若不是偶然被一位中尉撞見，把我們打發走，還申斥了希默爾施托斯一頓，那麼我們準會繼續干下去，直到凍死為止。可惜這件事的後果，隻是使希默爾施托斯更加懷恨我們。接連四個星期，每逢星期日都輪到我站崗，還在營房裡值了四個星期的班。我得背著全副行軍裝備和步槍，在那又松又濕、新翻耕的田地裡練習“預備，跑步走”和“臥倒”的動作，直到我變成一團污泥，筋疲力盡為止。四小時之後，我還得向希默爾施托斯報告，那時身上的衣服已經換洗干淨，不過擦破的雙手還在流血。我曾和克羅普、韋斯特許斯、加登一起，沒戴手套在嚴寒之中一口氣“立正”了一刻鐘，光手指搭在那冰冷的步槍鋼管上，而希默爾施托斯還暗中監視著我們，看我們的手指是不是有挪動。我曾在凌晨兩點鐘，隻穿一件襯衣，要從營房的層跑到下面的庭院，一連八次，因為我的抽屜冒出放東西的矮凳邊緣僅僅幾釐米。下士希默爾施托斯挨在我旁邊奔跑，往我的光腳趾上亂踩。在訓練拼刺刀的時候，我經常得跟希默爾施托斯對打，我拿的是一件沉重的鐵質武器，而他用的是一支輕便的木槍，因此他很容易打著我的胳膊，直到把我打得青一塊紫一塊。有一回，我實在氣瘋了，便不假思索地朝著他衝過去，往他肚子上狠命地撞了一下，把他撞倒了。他到連長那裡去訴苦，連長隻是對著他發笑，跟他說應該自己留心纔是。他知道希默爾施托斯的為人，看到他當眾出丑，似乎沒有一點不樂意的樣子。我練成了一個雙杠能手，還逐漸成了舉重行家。我們本來一聽到他的聲音就會發抖的，可是這匹脫韁的驛馬畢竟制服不了我們。

由於我的英語知識有限，我走在紐約大街上感覺自己就像一個大約五歲的小男孩。我在令人亢奮的喧鬧的生活之流中穿行，到處五光十色，撲面而來的是喧囂、話語、車輛、歡笑和呼喊，這一切雖然還與我無關，但它們像風暴一樣盲目地衝擊著我的感官。我隻知道這是喧囂，卻不明白它的意義，就像我隻知道光，卻不再知道它是如何產生的，也不知道它的作用。我穿行一座城市，這裡的每個人看上去都像是一個不知名的普羅米修斯，他正在以一種陌生的方式做著熟悉的手勢，而他使用的語言又是我根本不懂的。因為我不能掌握這種語言，所以這一切都可能有我不理解的多種含義。這與歐洲各國截然不同，那裡隻有一種我明白的意思。我覺得自己猶如行走於一個巨大的圓形舞臺上，周圍的行人、侍者、司機和售貨員彼此在上演一出費解的戲劇，我既置身於這部戲的中心，同時卻又被排除在外，因為我不明其意。我領會到，這將是個絕不會再重復的一次性瞬間。明天我就會參與其中，其實今天就得參與。一旦我到了那家旅館，就必須重新開始與各種現像展開戰鬥：屈服、造假、講價以及一大堆半真半假的謊言，我的生活就是由這些東西組成的。可眼下，在這個瞬間，這座城市還沒有接納我，它展現給我的面孔是粗暴、喧鬧、陌生與疏離，所以它也是清晰、客觀和強大的，同時它像用金銀絲編織的飾物那般透明，猶如一個發光的巨大聖體匣。在此重大轉折關頭，我覺得似乎時間也停頓了一分鐘，這時一切都有可能，什麼抉擇都可以做出，萬事萬物都失去了重力和方向，好像人自己可以隨心所欲，無論他是否選擇了沉淪。

我悠哉遊哉地穿行於這座喧鬧的城市，置身其中，卻又似乎對它視而不見。長期以來，我滿腦子都想著一個原始的問題，即如何活下來，因此而導致對另一種生活的漠然，也成為了一種自我保護機制。這是一種不顧一切的求生本能，就像一艘輪船在沉沒之前因恐懼而產生的願望：不能喪命。可眼下，在這個奇怪的時刻，我感到生活可能會重新開始，它像扇面一樣再次打開。生活將會重新擁有未來，盡管未來的期限還如此短暫，隨著未來，過去也會重現，帶著它那股血腥和墳茔的氣息。我模糊地感到，我所經歷的過去會輕易地置我於死地，但現在我不想咀嚼它了，起碼不在此刻：眼下我看見的是店鋪那反光的櫥窗，呼吸的是自由那帶著野性的氣息。中午時分，街上到處是熙熙攘攘的陌生人潮，無名的喧囂和貪婪，艷陽普照。此刻，我仿佛是一名非法的流浪者，正徘徊在兩個世界之間，這一瞬間我不屬於其中任何一個世界。這情景類似於我置身於一部電影中，這部電影的聲音與畫面對不上號，它產生的遠遠不是一般那種令人驚訝的魔力，那種通過光、色、不解以及因為不解而生發的一種幼稚的安全錯覺。我覺得似乎生活本身想要重新接納我，此前它迫於無奈，曾很長時間把我隔離在堅果似的硬殼中。現在它呼喚我，向我提出問題，打開了我的眼界，它讓我產生了洞察力，它讓我越過回憶的泥沼看到了一線難以捕捉的希望。難道有這等事嗎？我邊思索邊獃獃地望著一家正在開門營業的大店鋪，裡面到處是閃閃發光的鍍鉻遊戲機，店裡彩燈閃爍，遊戲機叮當作響——這一切都是真的嗎？難道一切不是都已經枯萎和死絕了嗎？幸存還會轉變成繼續生存和生活嗎？有從頭開始這種事嗎？從頭，就像有待我去學習的語言那樣，既陌生又充滿一切可能性，等著我去領會？我可以重新開始而不用出賣他人，不用再次殺害那些無法被遺忘的死者嗎？

我繼續向前走著，不是按照街名而是根據街道編號。待我找到位於偏僻地段的勞施旅館時，街道已經變得狹窄而肮髒了。門的周圍鑲嵌著假大理石，有一塊還裂了縫。我走進門站住了，因為街上的光線太強烈，所以進門後我僅僅能辨認出一個櫃臺、幾把絲絨沙發和一張搖椅。有個熊一樣的黑影立刻從搖椅上站了起來。“您是路德維希· 佐默？”那隻“熊”用法語問道。

“是我，”我驚訝地回復，“您怎麼知道是我？”

“羅伯特· 希爾施告訴我們您這幾天會來的。我叫弗拉基米爾· 莫伊科夫，是這兒的經理、領班兼打雜。”

“幸虧您說法語！否則我就要像條死魚似的張不開嘴了。”

莫伊科夫與我握了握手。“據說魚在水中是交際能手，”他解釋道，“它們什麼都會，就是不會沉默。這是的科學研究證明的。您也可以跟我說德語。”

“您是德國人？”

莫伊科夫的寬臉上湧現出許多褶子。“不是。我從許多場革命中僥幸活了下來，現在我是美國人。從前我曾經是捷克人、俄國人、波蘭人、奧地利人，全看我母親出生的那個小地方被誰占領著。在被占領期間，我甚至曾經是德國人。您看上去很渴，來杯伏特加？”

我猶豫著，想到我那總數在減少的錢。

“您這兒房價是多少？”我問。

“便宜一宿，當然隻是個蝸居了。”莫伊科夫朝掛鑰匙的地方走去。“條件算不上奢華，但在同一層走廊裡有浴室。”

“我要一間。按月租是不是便宜些？”

“，預付四。”

“行。”

莫伊科夫微笑時像隻老狒狒。

“簽約後得喝杯伏特加慶祝一下，旅館免費贈送的。這是我自己制作的，味道不錯。”

“我們在瑞士造過這酒，用黑醋栗花蕾果酒和酒精摻兌，各百分之五十，再加些糖。”我回答說。“一位藥劑師為我們提供酒精。這樣我們的伏特加就比便宜的燒酒還便宜。那是一段幸福的時光，1942 年的鼕天。”

“在獄中？”

“在貝林佐納的監獄裡。可惜隻待了一個星期，因為非法越境。”

“黑醋栗花蕾，”莫伊科夫感興趣地念叨著，“好主意！可在紐約上哪兒去弄這玩意兒呢？”

“這種味道幾乎喝不出來，”我回答道，“主意是一個白俄人想出來的。您這伏特加味道真好。”

“聽您這麼說我很高興。您下棋嗎？”

“下監獄棋，不下競技棋。就是流亡者下的那種棋，為了轉移注意力。”

莫伊科夫點了點頭。“還有一種語言棋，”他說，“這兒的人常下。下棋可以讓人抽像地集中注意力，所以可以用來很好地復習英語語法。現在我帶您去看看您的房間。”

鬥室很小，光照不足，窗子朝向內院。我付了四，放下自己的箱子。屋裡有鑄鐵的頂燈和一個綠色的小臺燈。我試了試燈亮不亮，這裡可以整夜開著燈，這讓我安心。自從在布魯塞爾那家博物館待過以後，我就厭惡在漆黑的地方睡覺。然後我看了看自己剩下的那點兒錢，我不知道在紐約靠四可以過多久，但我並不為此擔憂，過去我經常身邊的錢還不到這個數目的幾分之一。隻要活著，就不會滿盤皆輸，這是死去的佐默去世前對我說的，我現在用的就是他的護照。真奇怪，這句話同時既可以是錯誤的，也可以是正確的。

我目不轉睛地瞅著那條船。它亮著耀眼的燈光，停泊在塔霍河上。我來到裡斯本雖然已經有一個星期，可是對它那種無憂無慮的燈火通明還不太習慣。在我離開的那幾個國家裡，一到夜晚，個個城市都像煤礦一樣漆黑，昏暗中的一盞提燈，簡直比中世紀的瘟疫還要叫人害怕。我來自二十世紀的歐洲。

那條船是一艘客輪，這會兒正在往船上裝貨。我知道明天下午它就要出航了。在裸露的燈泡那刺目的光芒裡，一箱箱的肉、魚、罐頭、面包，還有蔬菜正在被裝進下面的貨艙裡；甲板上，搬運工人正在搬運行李，他們把一隻隻箱子和一個個捆包悄沒聲息地扛起來，仿佛它們一點兒重量也沒有。那條船正在為出航做準備——如同洪水時代的方舟一樣。它確實是一艘方舟。在1942 年的那幾個月裡，每一艘離開歐洲的船都是方舟。亞拉臘山乃是美國，而洪水還在一天天上漲。很久以前，洪水就已經席卷吞沒了德國和奧地利，現在波蘭和布拉格也被淹沒，而阿姆斯特丹、布魯塞爾、哥本哈根、奧斯陸和巴黎也都沉在水下了，意大利的許多城市已經聞到了一股滲水的味道，而西班牙也不再安全了。葡萄牙的海岸成了流亡者的後希望。對他們來說，正義、自由和容忍遠比家園和生計更有意義。這是通往美國的大門。要是到不了那邊，那你就倒霉了，你就會注定要在領事館、警察局、政府機關的叢莽之中奔走得精疲力盡，那裡既不給你簽證，也不讓你得到工作和居留許可，那是一個拘留營、官僚習氣、淒涼寂寞、懷鄉病以及無處不在、叫人萎頓的冷漠的叢莽。在戰爭、恐懼和苦惱的時日，這變得稀松平常：
作為個體的人不再存在了，隻有一樣東西是重要的——一份有效的護照。

那天下午，我到埃斯圖裡爾賭場去賭錢。我還有一套漂亮的衣服，他們便讓我進去了。這是向命運訛詐的孤注一擲。我們那張葡萄牙的居留許可，再過幾天就要到期，而露特和我都沒有別的簽證了。我們在法國曾經考慮過一些計劃，草擬過一張可能去紐約的船期表。眼下停泊在塔霍河上的這條船，是我們的船期表上的後一艘。可是早在幾個月前，船票都已經賣光了。我們沒有美國簽證，連船費都還短缺三。我至少得試一試籌集這筆款子，用作為身在裡斯本的一個外國人還可以采用的辦法——賭博。這是個荒謬的念頭，因為即使我把錢贏到手，要讓我們搭上那條船也還得出現一個奇跡。但是，在危急和絕望的時候，你會相信奇跡；要是沒有這個信心，那你也就完蛋了。我們還剩下六，結果我輸掉了五。

夜已經很深了，碼頭區差不多沒有什麼人了。可是沒過多久，我發覺有個人就在離我不太遠的地方。初，他漫無目的地踱來踱去，隨後他停下來，也開始朝那條船盯著看。又是一個走投無路的流亡者，我想，也就不再去注意他了，直到我發覺他正在看著我。流亡者對警察的恐懼是怎麼也不會消失的，即使在睡著的時候，或者其實沒有什麼可以害怕的時候——因此我就裝出一副無動於衷又充滿厭煩的神氣，轉過身子，挪步離開碼頭，走得慢悠悠的，如同一個毫無理由感到害怕的人。

過了一會兒，我聽到背後傳來腳步聲。我繼續往前走，可並沒有加快腳步，心裡思忖，萬一我被捕了，怎麼纔能讓露特知道。碼頭盡頭那一幢幢彩色粉牆的房子，如同一羽羽蝴蝶在黑夜裡沉睡著，離得還太遠，我沒辦法奔到那裡消失在一條條湫隘街道的迷陣中間。

這會兒，那個人已經走到我身邊了。他個頭比我稍微矮些。“你是德國人嗎？”他用德語問我。

我搖了搖頭，繼續往前走著。

“是奧地利人？”

我沒有回答。我望著那一幢幢彩色粉牆的房子，覺得它們挨近得實在太慢了。我知道有些葡萄牙警察德語講得很流利。

“我不是警察。”那個人說。

我不相信他的話。他穿的是便衣，可是在歐洲，我被這種穿便衣的人逮捕就已經有六次了。我有證件，還挺像模像樣，是在巴黎由一位從布拉格來的數學教授給我做的，可是也經不起仔細的檢驗。

“我看見你在盯著那條船，”那個人說，“所以我很好奇……”

我漫不經心地打量了他一眼。看樣子，他的確不像是一個警察，可是上次在波爾多把我抓去的那個穿便衣的人，一副可憐樣子，簡直像是在墳墓裡待了三天的拉撒路，其實卻是個殘酷的家伙。他明明知道第二天德國人就要開進波爾多，卻還把我關了進去，若不是幾小時之後有個好心腸的典獄長將我釋放出來，我可早就完蛋了。

“你要去紐約嗎？”那個人問。

我沒有搭理。隻消再走二十米就行了。到那時，萬一有必要，我可以把他擊倒，自己撒腿就逃。

“這兒，”那個人說，把手伸進衣袋，“是搭乘那條船的兩張船票。”

我看見那兩張票子。在微弱的燈光下，我看不清那上面寫的是什麼。不過我們走的路已經夠多了。現在停下來也不會出什麼事。

“這都是怎麼回事？”我用葡萄牙話問他。我學了幾句葡萄牙語。

“這船票你不妨拿去，”那個人說，“我不需要它們了。”

“你不需要它們？你這是什麼意思？”

“我不再需要它們了。”我瞪著他看。我理解不了。他的確不像一個警察。如果他真要逮捕我的話，那也用不著搞這種異想天開的詭計。可是如果這兩張船票是好用的，那他自己又為什麼不用呢？而他又為什麼要給我呢？有種什麼東西開始在我心裡顫動了。

“這船票我買不起，”我後用德語說，“那要花一大筆錢咧。在裡斯本，有錢的流亡者有的是，你要多少，他們能給你多少。你找錯了人啦。我是一個子兒也沒有了。”

“我不是要賣錢。”那個人說。

我又轉過眼去望望那兩張船票。“那是真的船票嗎？”

他把船票遞給我，沒說一句話。它們在我手指中間窸窣作響。是真的船票。把它們拿到手，是關乎毀滅與得救的大事。沒有美國簽證，這兩張船票我還不能使用，可我憑著它們畢竟還可以在第二天早晨再試一試——或者，至少我還能把它們賣掉。那就意味著可以多維持六個月的生活。

“我不明白。”我說。

“你不妨拿去，”他答道，“不要你一分錢。明天早晨，我就要離開裡斯本。我隻有一個條件。”

我的胳膊耷拉了下來。我知道這件事情太美妙了，簡直不像是真的。“什麼條件？”我問。

“今天夜裡，我不願意一個人待著。”

“你是要我跟你待在一起嗎？”

“是的。一直到明天早晨。”

“就是這麼一個條件嗎？”

“就是這麼一個條件。”

“沒有別的條件了嗎？”

“沒有別的條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