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者
托馬斯·肯尼利（Thomas Keneally），澳大利亞國寶級作家，邁爾斯·富蘭克林文學獎得主，四次獲布克獎提名，1982年憑借代表作《辛德勒方舟》獲獎，該作品後被改編為享譽全球的電影《辛德勒名單》，獲奧斯卡金像獎。肯尼利是一位富有人道主義情懷的作家，其創作靈感多基於史實，擅長在時代背景下刻畫人物的情感與心理，呼喚正義與人性。

譯者
李堯，1946 年生，悉尼大學榮譽文學博士、西悉尼大學榮譽文學博士、資深翻譯家、中國作家協會會員、西悉尼大學澳中藝術與文化研究院兼職教授、北京外國語大學澳大利亞研究中心客座教授，從事英語教學與翻譯四十餘年，翻譯英、美、澳大利亞文學，以及文化、歷史著作60部，其中多部獲獎。2008年因在中澳文化交流，特別是翻譯領域作出的貢獻，被澳大利亞“澳中理事會”授予傑出貢獻獎章。2018年在華澳大利亞研究基金會(FASIC)授予其終身成就獎。

劉洋，北京大學在讀博士，魯迅文學院第三十五屆中青年作家高級研討班畢業學員，文學翻譯愛好者。

故事的由來

那場日本戰俘暴動事件，發生在新南威爾士州中西部地區的考拉鎮——在小鎮邊緣的一所戰俘營裡。當時我九歲，父親正在海外服役，不在我身邊。家門口缺少他的把守，無法依靠他抵御暴亂，即使在悉尼郊區似乎也會感到，這是異常恐怖的事情:一場源自腹地的入侵。事件的動機令人不解，超出了我們的文化視域與想像的邊界。據我們判斷，種種動機之中，應該包含這樣一種企圖：向婦女、兒童以及男人，按照這個順序，施加難以言說的傷害。
為了挫敗這歹毒的陰謀，民眾自發地武裝起來。我的一位姑婆住在離考拉鎮不遠的一個鎮子裡，因為男人們不在家，她每晚都傍著斧頭入睡。農夫不得不暫離農舍時，會把步槍留給妻子，以此保衛家庭，保護自己。
漸漸地，越獄戰俘的動機顯露得愈發清晰，通過結尾處致謝部分提到的專家、書籍以及文獻，可以搜集到相關證據，拼湊起一幅更為精確的畫面。
但事實上，我並沒有嚴格再現1944年8月4日至5日，考拉鎮暴動中發生的諸般事件。我不想冒犯那些在當晚、之前以及之後幾天中幸存下來的人，而重要的原因在於，我想試著盡可能精確地去解讀那場災難的雙方所處的文化環境。這並非一部“隱去真名的紀實作品”——那種作品的每個角色，都反映著現實中的人，有的依然在世，有的已然去世。但我的角色在設計上，並不追求對美德、罪行、愚昧、狂熱或英勇之舉的反映，盡管在考拉鎮暴動事件的真實“角色”身上，這些都有著明顯的體現。無論如何，我們掌握的細節都不足以充實所有角色。小說家要做的是，組合並放大這些細節——寫小說的部分任務就在於此。誠可為此致歉，卻是在所難免。
以澳大利亞鄉鎮邊緣的一座戰俘營為背景，我想試著書寫的是一個相似的故事，或者說，一個受1944年考拉鎮事件啟發的故事。我將類似的事件納入一個名為加韋爾的虛構所在，為此，我要向考拉鎮的民眾，向那晚暴亂中死難者的靈魂請求原諒。我的故事就像考拉鎮事件的兄弟或姐妹——兩者因DNA而緊密相連，在諸多層面相似，但采用了不同的名字，在一·些方面具有不同的特征。
例如，在加韋爾戰俘營的暴動事件中，滿月扮演了應有的角色，正如在考拉鎮事件中一樣。不論在真實還是虛構的小鎮裡，那個高潮迭起的夜晚都異常寒冷。不過愛麗絲·赫爾曼確是虛構人物，僅僅存在於本故事的敘事範圍之內。詹卡洛·莫裡薩諾也是如此。（但我們知道，兩人間的情感關繫的確曾在那個時代發生。）現實中，考拉鎮意大利戰俘區的指揮官是E.V.蒂姆斯少校，一位小說家。然而虛構人物薩特少校，那個撰寫著鼓舞人心的電臺節目劇本,掌管加韋爾戰俘營C區的指揮官，絕非用來影射E.V.蒂姆斯的生活、行為、動機，或他的所思所想。指揮官艾博凱爾上校這個角色，也絕非用來描繪現實中指揮官的性情或他生活中的事件。考拉鎮戰俘營裡的確有個韓國告密者，但並不是本故事中的鄭恩屋。有名日本戰俘曾試圖向守備隊示警，但不是本故事中那個叫作本恩的人。
即便如此，我卻希望這個故事具有真實的一面，在動機的想像方面、角色的行為方面——在感受上，能夠切實再現那個時代發生過什麼。小說往往試圖用謊言，用杜撰來表達真實。通過虛構的加韋爾戰俘營，我試圖用自己的方式去解讀考拉鎮現像，闡釋意念的強大力量，詮釋這場越獄事件揭示的、我們所表現出的迥異觀念。
以上“免責聲明”常見於小說之中，因而，指責小說家“隻對現實世界和虛構世界中好的部分負責”可謂恰如其分。如果真的如此，我希望這部小說的讀者能夠感受到，他們得到了兩個世界中好的部分。不管經過如何冒昧的改動，這都是一個絕好的故事，我隻塑造了其中一部分，更重要的部分，由1944年8月發生的事塑造——這些事發生在那個遠離戰爭前線，遠離世界主流話語的小鎮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