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我一直在考慮該用怎樣的開場白來介紹這本小說呢——這本奇妙的著作，我讀到第三遍，卻發覺它給我的震撼越來越強烈。也許，好的辦法莫過於講講我和它是如何相遇的。那是1976年，我還在羅耀拉學院教學，突然有位陌生的女士不斷給我打電話。當時我覺得她的想法荒唐透頂——倒不是這位女士本人寫了幾章小說，想借此讓我收她做學生；而是她已經去世的兒子在十幾年前完成了一本“宏偉”的小說，她希望我能好好看一看。
“為什麼我要這麼做呢？”我反問她。
“因為它很偉大！”她回答道。
多年的實踐經驗讓我學會了一項技能，隻要是踫上不喜歡做的事，我就有能耐找到脫身的辦法。眼前這件事，鐵定就是這類事情了：和一個已故小說家的母親打交道。更糟糕的是，她要我讀的“偉大”作品還是一本印在復寫紙上污跡斑斑、字跡模糊得幾乎難以辨認的副本。但這位母親的意志真是無比堅韌。不知她使了什麼“伎倆”，總之有一天，她站在了我的辦公室裡，遞給我一本沉甸甸的手稿。看樣子，要輕易脫身是不可能了，我隻能暗自祈禱，抓住後一根稻草——希望這本小說不夠有吸引力，隻要翻過幾頁，就能找出“碴”，這樣我就能心安理得地拒絕她。的確，我通常就是這麼做的，讀一個開頭就足夠了。不過，萬一這本作品不算太糟糕，甚至還很不錯——那我就不得不一直讀下去了。
事實正如我擔心的那樣，翻開這本書以後我真的“掉”了進去，一直看了下去，意猶未盡。剛開始，我心裡一沉，這本書沒有我想像的那麼糟糕，我隻好繼續看；接著，我慢慢地被作品吸引住了；然後越看越興奮，直到將這本作品看完，纔覺得難以置信：真不敢相信怎麼這麼精彩！在這裡我不得不抑制住內心的衝動，還不能告訴讀者們哪裡讓我次倒吸一口冷氣，哪裡讓我笑得合不攏嘴，哪裡讓我情不自禁捧腹大笑，又是哪裡讓我驚嘆得直搖頭。好讓大家自己去“探寶”吧。
小說的主人公伊格內修斯·雷利是獨一無二的，在我看到過的所有文學作品中都找不到類似的人物——這個特立獨行的懶漢，他是發了瘋的奧利弗·哈臺、肥胖版的堂吉訶德和乖僻的神學家托馬斯·阿奎那的三位一體。伊格內修斯穿著松松垮垮的法蘭絨睡衣，躺在新奧爾良君士坦丁堡大街後邊的臥室裡，對整個現代社會發起猛烈的抨擊；在一陣一陣翻騰的胃脹氣和打飽嗝間隙，他在筆記本上揮灑出酣暢淋漓的痛罵之詞。
伊格內修斯的媽媽覺得兒子應該找個工作。他也照做了，而且一個接一個地找。每一份工作都迅速升級成瘋狂的冒險或慘不忍睹的災難；不過，就像堂吉訶德的歷險一樣，每一次經歷他都會以超乎常人的古怪邏輯自圓其說。
伊格內修斯的女朋友叫瑪娜·明科夫，她是紐約布朗克斯人。瑪娜認為伊格內修斯需要性生活的滋潤。而這一對男女之間發生的一切，絕不雷同於我印像中俊男美女的俗套故事。這本小說的另一大亮點是，作者對於新奧爾良“特色”細致入微的精彩描寫：它的後街小巷，偏僻孤立的社區，奇怪的方言，生活在這片土地上的白人，以及一個特別的黑人角色——作者以其卓絕的智慧與淵博的知識將他塑造成了一個超乎想像的、精彩絕倫的喜劇角色，絲毫不拖沓含糊。
不過，圖爾偉大的成就還在於伊格內修斯·雷利這個人物本身。他既思維敏銳、理論層出，又欠債不還、好喫懶做。這樣一個人物，讀者一定會感到惡心吧！肥胖的身材，轟雷般的嗤笑，孤身一人對抗全世界的戰爭；所有人、所有事都是他的敵人：弗洛伊德、同性戀、異性戀、新教徒以及現代社會五花八門的新玩意。想像一下，一個阿奎那式的人物窮困潦倒，來到了新奧爾良，胡攪蠻纏地闖入位於巴吞魯日的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學，在那裡他的短夾克在教工廁所裡被偷走了，那個地方見證了他飽受嚴重的腸胃問題困擾。他還因為現在的社會缺乏“恰當的幾何學與神學”而定期遭受幽門閉塞之苦。
其實，我很不情願用“喜劇”來形容這本書，雖然它確實是出喜劇，然而“喜劇”一詞太過輕松，它容易讓人產生誤解，以為這是一本搞笑故事書，而這本小說事實上要深刻得多，豐富得多。更確切地說，它是一出福斯塔夫式的荒誕劇，偉大而轟動。
同時，它又是一出悲劇。這種悲傷不知從何而來，卻真真實實地擊中了我們——是來源於伊格內修斯狂風暴雨式的憤怒以及荒誕不經的冒險悲劇，還是因為作品本身便是一個悲劇？小說的悲劇就是作者的悲劇——1969年，作者以自殺的方式告別了這個世界，年僅三十二歲。而另一出悲劇則是我們曾拒絕這位天纔作家的作品。
約翰·肯尼迪·圖爾如今已不在人世，無法繼續好好地生活、創作，這一點實在令人扼腕。不過逝者已矣，再惋惜亦無能為力，我們能做的就是讓這部鴻篇巨制，這部震撼人心的人類悲喜劇，完整地展現在世人面前，供廣大讀者品讀。
沃克·珀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