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在世界各地發生的名譽謀殺可能高達5000起。

名譽，始終是女人頭上的一把利刃！

埃斯瑪的母親彭貝死了兩次。很多年後，她對母親的死仍然無法釋懷。在埃斯瑪對母親的追憶中，一片片記憶碎片連綴起來，還原出一個庫爾德家庭女性世代命運的坎坷。

1945年，幼發拉底河附近的一個庫爾德小村莊裡，納茲掙扎在難產瀕死的邊緣。她已經生了八個女兒，為了有一個兒子，她寧願放棄自己的生命。她懇求接生婆為她剖腹，孩子剛出世，她便撒手人寰。然而，這次仍是女孩，幾小時後，她的女兒也夭折了。在納茲的眾多女兒中，有一對雙胞胎姐妹：彭貝和賈米拉。這對姐妹在幼時一心同體，然而兩姐妹終究抵不住命運的捉弄，*後走上了全然不同的人生道路。成年後，賈米拉留在家鄉成為助產師，彭貝則跟隨她的土耳其丈夫阿德姆前往了倫敦。

彭貝與阿德姆移居倫敦後的生活並不如他們設想的美滿。在傳統與現代的邊緣上遊走，這個家庭的兩代人在精神上面臨著前所未有的分裂：彭貝依然活在對往昔的回憶中；丈夫阿德姆縱情於賭場；他們的大女兒埃斯瑪和小兒子尤努斯積極擁抱西方價值觀；而大哥伊斯坎德爾的血液中流淌著原始的暴力和傳統的價值觀。無意中，當伊斯坎德爾發現母親的婚外情後，他犯下了令他一輩子痛苦不堪的罪行。

從20世紀50年代到90年代，從伊斯坦布爾到倫敦，從歐洲到阿布扎比，半個世紀間，作者以埃斯瑪為線索，不斷轉換視角，讓讀者看到了不同的女人在歷史不同時期、不同的社會環境下，所扮演的各類社會角色，所遭受到的各種不同境遇。

同情和殘忍的迷人結合。艾麗芙·沙法克是過去十年土耳其*好的作者。

——奧爾罕·帕慕克

一個扣人心弦、令人振奮、引人入勝，又充滿悲劇性的故事，審視古老的“名譽謀殺”習俗，並質疑名譽準則的觀念。沙法克用男性暴力、父權制、文化僵化、羞恥和種族主義等主題來描述她筆下的人物所處的復雜處境。

——《女士雜志》

沙法克的文學力量就像來自一個指揮疾風的精靈。在這部犀利、想像力驚人、懸疑、神秘和洞察力敏銳的小說中，沙法克在每一個轉折處都揭示了壓抑的性別角色帶來的毀滅性後果，還有移民的奮鬥，以及野蠻傳統與追求自由和愛之間的分歧。

——《書單》

這讓人想起《紫色》，因為它強烈地展現男性暴力，它決心把自己的角色帶到一個更好的地方。但沙法克在精神、自信和魅力上更接近伊莎貝爾·阿連德。沙法克對穆斯林文化的描繪，既有傳統的，也有全球化的，既有政治上的成熟，也給人希望。

——《衛報》

沙法克講述了一個來自庫爾德小村莊的家庭從20世紀40年代到20世紀90年代在倫敦的變遷。……她文筆優美，保持高度的張力……一個接近聖經主題的經久不衰的故事。

——《紐約客》

像幼發拉底河一樣富饒和寬闊，它的兩岸就是它的起點和終點。埃利芙·沙法克用嫻熟的關懷和同情編織了一個移民家庭令人心碎的故事——一個在男女之間可怕的沉默中孕育的故事，他們試圖在古老的方式中成長，同時又超越了傳統。我愛這本書。

——莎拉·布萊克

我們家住在一所綠色的房子裡。

我們的一個鄰居，一個出色的裁縫，經常打他的妻子。

晚上，我們聽著喊聲、哭聲和咒罵聲。

早晨，我們像往常一樣繼續生活。

周圍的人都假裝沒聽見，也沒看見。

這部小說獻給那些聽見，看見的人。

我母親去世了兩次。我向自己保證，我不會讓她的故事被遺忘，但我永遠也找不到時間、意願或勇氣去寫它。或者說，長久以來都沒有。我想我永遠也不會成為一個真正的作家了。我已經到了更坦然面對自己的局限性和失敗的年齡。但我必須講述這個故事，哪怕隻對一個人講。我必須把它送到宇宙的某個角落，在那裡它可以自由漂浮，慢慢遠離塵世。這是我欠媽媽的。我必須在今年完成它。在他從監獄出來之前。

再過幾個小時，我會把芝麻果仁糖從爐架上取下，把它放在水槽邊冷卻，然後親吻我的丈夫，假裝沒有注意到他眼中的憂慮。之後，我將帶著我的雙胞胎女兒（今年七歲，出生時相隔四分鐘）出門，開車送她們去參加一個生日聚會。她們會在路上吵架，而這一次，我不會罵她們。她們好奇聚會上是不是會有小丑表演，或者，更好的是，有魔術師。

我說：“就像哈裡·胡迪尼那樣的。”

“哈裡誰？”

“她說，胡——迪尼，你這個傻瓜！”

“那是誰，媽媽？”

這會傷人。疼得像蜜蜂蜇的。表面上沒什麼，但裡面灼熱。我將會意識到，就像我以前在很多場合所做的那樣，她們對家族史一無所知，因為我對她們說得太少了。等有一天，當她們準備好。等我準備好。

等我把兩個女孩送到後，我會和其他已經到那的母親聊一聊。我要提醒聚會的主人，我的一個女兒對堅果過敏，但是，因為雙胞胎很難區分，所以好留意一下她們倆，確保兩人都不喫帶堅果的食物，包括生日蛋糕。這對我的另一個女兒來說有點不公平，但這種事有時會發生在兄弟姐妹之間，我指不公平。

然後我回到我的車裡，那是一輛紅色的奧斯汀蒙特哥老爺車，我和我的丈夫輪流開。從倫敦到什魯斯伯裡的路程是三個半小時。我可能要在到伯明翰前停一下。我會把收音機開著——音樂，將有助於趕走幽靈。

有很多次我想殺了他。我已經制定了周密的計劃，包括用槍、毒藥，或者更好的是，一把彈簧刀——某種詩意的正義。我也想過原諒他，完全的，真心的。後，我兩方面都沒有做到。

*

當我到達什魯斯伯裡時，我會把車停在火車站前面，走五分鐘路到肮髒的監獄大樓。我在大街上踱來踱去，或靠在正門對面的牆上，等著他出來。我不知道這要花多長時間。我不知道他看到我後會有什麼反應。我已經一年多沒去看他了。我以前經常去，但隨著他被釋放的日子越來越近，我就沒去了。

到點了，巨大的門會從裡面打開，他會走出來。他凝視著陰暗的天空，在被監禁了十四年之後，他會不習慣看到頭頂上這片廣闊的天空。我想像他在日光下眨著眼，就像一個來自於黑暗的生物。在這段時間裡，我將待在原地，數到十或一百或三千。我們不會擁抱。我們不會握手。相互點頭，用小而奇怪的聲音簡單地問好。一旦我們到達車站，他就會跳上車。我將會驚奇地發現他的運動能力。畢竟他還是個年輕人。

如果他想抽根煙，我不會反對，即使我討厭煙味，我不讓丈夫在車裡或房子裡抽煙。我們將開車穿過英國鄉村，穿過寧靜的草地和開闊的田野。他會打聽我女兒的情況。我會告訴他她們很好，長得很快。他會微笑，盡管他對為人父母一點也不了解。然而，我什麼都不會問他。

我會帶一盒磁帶在車上放。ABBA樂隊都是我母親在做飯、打掃或縫紉時經常哼唱的歌曲。“給我一個機會”，“媽媽咪呀”，“跳舞皇後”，“遊戲的名字”……我敢肯定她會看著我們。母親們死後不會去天堂。她們得到上帝的特別許可，可以在人間多待一會兒，照看她們的孩子，無論她們在短暫的生命中經歷過什麼。

回到倫敦，我們一到巴恩斯伯雷廣場，我就會找一個停車位，對自己嘟噥。天會開始下雨——透明的小水滴。後，我們會找到一個車位，折騰十一二次後我纔勉強把車擠進去。我可以欺騙自己，我是一個好司機，雖然一直停不好車。我不知道他是否會嘲笑我是個典型的女司機。他本來一度會這麼做的。

我們一起走向房子，在我們身前和身後街道安靜而明亮。有那麼一瞬間，我們會把周圍的環境與我們在哈克尼區薰衣草街的老房子相比，驚詫於事物的變化如此之大，即使我們踟躕不前，時間也如白駒過隙。

一走進去，我們就會脫掉鞋子，換上拖鞋——他穿我丈夫的一雙經典木炭黑托鞋，我穿勃艮第帶絨球的休閑鞋。他一見到我這雙鞋就會皺起眉頭。為了讓他放心，我會告訴他，這是我女兒們送的禮物。他會放松，意識到鞋不是她的。這種相似性隻是巧合。

他會站在門口看著我泡茶，我不會放牛奶，但會放很多糖，如果監獄沒有改變他的習慣的話。然後我把芝麻果仁糖拿出來。我們會坐在窗邊，手裡端著瓷杯和盤子，就像那些優雅的陌生人一樣，看著雨水落在後花園的紫羅蘭上。他會稱贊我的廚藝，說他有多麼懷念芝麻果仁糖，盡管他會婉言謝絕另一份。我會告訴他，我一字不漏地按照媽媽的食譜做，但結果卻沒有她做得好。那會讓他閉嘴。我們會凝視不動，空氣中一片沉寂。然後他會給自己找個借口，說他覺得累了，如果可以的話，想休息一下。我會帶他到他的房間，慢慢地關上門。

我會讓他待在那。在我家的一個房間裡。既不遙遠也不太近。我要把他關在那四堵牆之內，永遠困在我心底的盒子裡，在恨與愛之間，這兩種感情我都無法釋懷。

他是我的哥哥。他，是個殺人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