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繆麗爾·斯帕克精巧至極的道德寓言或謎題，蘊含豐富的洞見與智慧，且答案絕不簡單。——A. S. 拜阨特，英國知名作家，著有《占有》

我從頭讀到尾，每一頁都看得很開心——有趣、出其不意且讓人欲罷不能——一部奇異、妙趣橫生的小說。——奧伯龍·沃，《每日郵報》

這本書讓我們去思考感知的本質，以及我們自以為能了解他人思想的幻覺。我們對世界的認識無法跳脫出自我的局限，除非通過偉大藝術的眼睛來看世界。——A. N. 威爾遜，《旁觀者報》

我欣喜若狂地閱讀這本書……鮮活且飽滿，睿智且成熟，精彩的俏皮之作。——《紐約時報》

這趟文學兜風之旅讓人欲罷不能。——《出版人周刊》

一道令人回味無窮的謎題——《新政治家》雜志

二十世紀中葉的某一天，我坐在倫敦肯辛頓區一座還沒有被拆掉的舊墓園裡，一位年輕的警官離開道路，向我走來。他羞澀地笑著，仿佛要穿過草地，邀我打一場網球。他隻是想知道我在干嗎，但很明顯，他也不想那麼問。我告訴他，我在寫詩。我請他喫三明治，他不要，說他喫過飯了。他和我聊了會兒天，然後說了再見，說那些墳墓一定都有些年頭了，他祝我好運，還說有人說說話真好。

這是我的一段人生的後一天，但我當時並不知道。太陽下山之前，我坐在一座維多利亞時期的墳墓的石板上寫詩。我就住在附近的一個客臥一體房裡，房子裡有一個煤氣暖爐和投幣煤氣灶，灶上有個投幣口，可投入采用十進制前的便士或先令，想投哪種就投哪種，有什麼就投什麼。我狀態很好。我沒工作。這本來是件令人沮喪的事，但理性地看，其實也沒什麼。房東的貪婪也無所謂，他叫亞歷山大，個子矮小。我不願意回家，怕被他攔住。我不欠他房租，但是，他反復勸我租一個大點的、更貴的房間，因為他看到我的單人間裡擠滿了書、報、盒子、袋子和食品，還經常有客人來訪，他們或留下來喝茶，或半夜三更到訪。

房東說我花著單人間的錢，過著雙人間的日子。到目前為止，我還能經受住他的勸說。同時，我對他的貪婪很感興趣。涉及租房問題，人高馬大的亞歷山大太太從來不出面，她決心不讓人們把她當作收租婆。她的頭發總是油光锃亮，剛在美容店做過的樣子，指甲則塗成紅色。她就像另一位租客一樣，進出都會禮貌地點點頭，隻是她顯得更高人一等。我微笑回應，內心默默欣賞她。我對亞歷山大夫婦沒有什麼不滿，隻是不同意他們讓我租一個更貴的房間。即使他把我趕出去，我也不會對他們心生怨恨，我主要是對他們感興趣。在某種程度上，我感覺討厭鬼亞歷山大先生是個中翹楚，經過精挑細選，與眾不同。我不想在回租屋的時候踫到他，但我知道，如果踫上他，我肯定有所收獲。我很清楚，我的內心有個惡魔，特別喜歡看人原形畢露的樣子，不隻是如此，不僅是原形畢露，還要暴露更多，更多。

那時候，我有幾個很棒的朋友，有善有惡。我幾乎身無分文，但精神飽滿，因為我剛剛逃出了自傳學會（一個非營利機構）的魔爪，學會裡的人認為我不是壞就是腦子有毛病。我會告訴你自傳學會的故事。

那天我坐在肯辛頓破舊的墓園裡寫詩，還同一位靦腆的警官交談。那一天的十個月前，我收到了一封信，稱我為“親愛的芙蕾爾（Fleur）”。

“親愛的芙蕾爾”，我出生的時候被冒險地取了這個名字，總是這樣，他們根本不知道你將來會是什麼樣子。倒不是說我長得丑，就是覺得芙蕾爾這名字取錯了，可它畢竟是我的名字。有些陰郁的人還叫喬伊（Joy）呢，很多靦腆的人叫威克多（Victor），叫格勞麗亞（Gloria）的人一點也不顯赫，叫安吉拉（Angela）的人卻很物質，一個人在漫長而充滿變化和滲透的一生中，一定會遇到這樣的人。我就遇到過一個叫蘭斯洛特（Lancelot）的人，但我向你保證，他和騎士精神不沾邊兒。

不管怎樣吧，這封信寫道：“親愛的芙蕾爾，我幫你找到了一份工作！……”信寫得很無聊。寫信的是位熱心的朋友，我已經忘記她長什麼樣了。我留著這些信干嗎？干嗎？我用粉色帶子把它們捆成薄薄的一疊，按1949、1950、1951這樣歸類。我學過秘書專業；可能我就是覺得，信就應該分類存起來，我確定我當時認為它們有一天會變得很有意思。事實上，這些信本身沒啥意思。例如，在即將轉入二十世紀下半葉之時，有家書店寫信討債，說不給錢就要“采取進一步措施”。當時我欠書店錢。有些店家還比較寬厚。我記得當時我覺得那封威脅采取進一步措施的信挺好玩的，值得保存。可能我給他們回了信，告訴他們我好害怕他們不斷接近的腳步聲，越來越近，越來越近。可能我沒有這麼做，隻是在心裡想過。顯然我終還了錢，因為收據就在那兒，五英鎊八便士九先令。我總是想買書，幾乎所有的賬單都是買書的。我曾經有一個珍本，我在另一家書店用它抵了賬，我不是藏書家，除了內容，珍本的稀缺性對我沒有吸引力。我經常從公共圖書館借書，但也經常逛書店，渴望擁有某些書，例如，《亞瑟·克拉夫詩集》和新版《喬叟文集》，我會同書商交談，賒一筆賬。

“親愛的芙蕾爾，我幫你找到了一份工作！”

我給位於諾森伯蘭的那個地址回了信，陳述了我作為秘書的優點。一周之內，我就搭上了公共汽車去貝克萊酒店接受未來雇主的面試。時間是下午六點，我考慮到是高峰時間，提前到了，他比我還要早，我到服務臺前詢問怎麼見他，他從旁邊的椅子上站起來，走了過來。

他很瘦小，但不算矮，白發，臉瘦削，高顴骨，顴骨部位發紅，但臉色蒼白。他的右肩膀比左肩膀靠前，好像總是做著握手的動作，所以，整個人看起來是歪斜的。他有一種氣場，好像在說：我是大人物。他就是昆丁·奧利弗爵士。

我們找了個桌子坐下來喝雪利酒。他問：“芙蕾爾·塔爾博特——你有一半法國血統嗎？”

“沒有，芙蕾爾這個名字隻是我媽媽想出來的。”

“哦，有意思……好，對了，我來說明下那份工作的內容。”

……

我現在已經在公寓裡，他自己回答了這個問題。“塔爾博特小姐，我不會隨便把任何人請到我家裡來。”我回答說，可以理解，大家都一樣。環顧四周，我看不到書，它們都在玻璃櫃裡。但昆丁爵士對我的回答——“大家都一樣”並不滿意，這樣顯得我和他平起平坐了。他開始解釋，說我沒聽懂他的話。他說：“我的意思是，在這裡，我們組成了一個非常特別的圈子，我們的目的很特殊，這項工作是絕密。請你記住，我面試了六個姑娘，後選了你，塔爾博特小姐，請你記住這一點。”此時，他已經坐在豪華的桌子後面，靠在椅子上，半閉著眼睛，雙手抱在胸前，指尖相對。我在桌子的另一邊坐下。

他揮手指著一個巨大的古董櫃說：“秘密都在那裡。”

我並不喫驚。盡管他顯而易見是個怪胎，並且，我感覺他在做的不會是什麼好事，但他的言談舉止沒有讓我感覺到直接的人身威脅。我很警覺，實際上是興奮。我正在寫的小說，我的部，《沃倫德·蔡斯》，完全占據了我的生活。我發現一件非同尋常的事：在我寫小說的整個過程中，從章開始，我所需要的人物、情境、圖像和詞語，就這樣出現了，不知從哪裡冒出來，進入了我的視野。我是一塊磁鐵，把我需要的經歷吸過來。我並沒有照原樣把它們搬到小說裡，我從沒想過把昆丁爵士塑造成他本來的樣子。我從他那裡得到的兩樣東西讓我非常高興——他指尖相對的樣子，還有他揮手指著櫃子說“秘密都在那裡”，這些文字生動展現出他多麼想表現自己，多麼渴望能相信自己。我可以馬上辭職走人，不再和他見面，也不會想起他，但會帶走這兩樣東西，還有更多。我感覺自己就像他揮手指著的胡桃色櫃子，我在心裡說道：秘密就在這裡。同時，我也關注他。

多年之後，我已經習慣了日常生活中的這種藝術思考，但當時我還不太熟悉。提姆斯太太也出於同樣的原因讓我興奮。她是個糟糕的女人。但我欣賞這種糟糕。我得說，1949年9月的時候，我對於是否能完成《沃倫德·蔡斯》一點把握都沒有。但無論我是否能完成那本書，我都照樣為這些人和事感到興奮。

昆丁爵士繼續向我交代工作。提姆斯太太拿來了郵件。

昆丁爵士沒理她，隻對我說：“我喫完早飯纔處理郵件，它們太煩人。”（你得明白，那個年代，郵件都是早上八點到，不用上班的人，邊喫早飯邊讀來信，上班的人在公共汽車上讀。）“太煩人了。”在此期間，提姆斯太太走到窗邊說：“它們都死了。”她指的是一盆玫瑰，花瓣掉落在桌子上。她收起花瓣，塞進花盆，然後把花盆捧走了。她邊做這些邊看了我一眼，發現我在看著她。她從我身邊走過，我繼續看著她剛待過的地方，一副目光獃滯、心不在焉的樣子，可能這樣成功騙過了她，讓她相信我不是有意在觀察她，隻是盯著她站的地方看罷了，心裡在想別的事情。也許我根本沒騙她，這種事情很難說清楚的。她走之前一直嘟嘟囔囔說著玫瑰凋零的事。她很像一位熟人的太太，走路的樣子也像。

我把注意力轉向昆丁爵士，他正等著他的管家離開，兩眼半閉，雙手的姿勢好像要做禱告，胳膊肘搭在椅子扶手上，指尖相對。

他說：“人性是個不可思議的東西，我發現它真的是不可思議。你聽說過一句古話嗎？事實比小說還要離奇。”

我回答說聽過。

記得那是1949年9月的一天，空氣干爽，陽光明媚，我記得我看著窗戶，陽光不時撫摸著棉布窗簾。聽來的東西我記得很牢。當我憶起過去的某次際遇，或者一些舊書信喚起我的記憶，我會一下子想起大量與聽覺相關的印像，然後纔是視覺形像。因此，我記得昆丁爵士說話的方式、他的確切用詞和語調。當時，他對我說：“塔爾博特小姐，你對我說的話感興趣嗎？”

“哦，當然感興趣啦。是的，我也認為事實比小說更離奇。”

我本以為他沉浸在自己的思想裡，看不到我把頭轉向了窗戶。我明白，我看著別處是為了捕捉我本能的一些想法。

“我有幾個朋友。”他說完，停頓下來，以便我能理解他的意思。我恭謹地把目光轉向他的話。

“他們是非常重要的朋友，都是重要人物。我們成立了一個學會。你懂英國的反誹謗法嗎？親愛的塔爾博特小姐，這些法律可是很詳細、很嚴苛的。例如，不得敗壞一位淑女的榮譽，不是指因為對方是淑女而故意這麼做。講述真實的生活經歷，自然會涉及仍然在世的人，真的很難做到這一點。你知道我們做了什麼嗎？就是我們這些生活得風生水起的人——我的意思是，我們過著不平凡的一生。你知道我們在為子孫後代記錄真相嗎？”

我說我不知道。

“我們成立了一個自傳學會。我們已經開始寫各自的回憶錄，都是真實的，全部是真實的，隻記錄真相。我們把這些回憶錄放在一個安全的所在，等七十年之後，回憶錄裡提到的人都不在人世的時候，再解封。”他指著那個漂亮的櫃子說。些許陽光透過折疊的棉布窗簾，照在櫃子上。我很想去公園走走，趁著昆丁爵士暴露出其他東西之前，細想一下他的性格。

“此類文件應該放在銀行裡保管。”我說道。

“是的，”昆丁爵士不耐煩地說，“你說得對。我們的傳記式回憶錄終有可能放到那裡去。但那是將來的事。現在，我不得不說，我的朋友們多數都不擅長文學寫作；而我，在這方面有些天賦，承擔了這方面的工作。當然，他們都是非常傑出的人，無論男女，有豐富的生活經歷，非常豐富。那些天翻地覆的日子和戰後生活啊，讓人難以抱有期望。呃，問題是，我在幫他們寫回憶錄，他們沒有時間。我們組織友好的見面會、聚會、集體活動等。待我們的組織更成熟一些，我們會到我位於諾森伯蘭的家裡集中。”

這就是他說的話，我喜歡聽。在穿過公園走回家的路上，我一直在回味。我已經把它們記下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