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後記
澳大利亞原住民文學在學術研究中算是一個新的領域。澳大利亞原住民文學是指由原住民作者發表的以原住民為題材的作品。據史料證明，件由原住民用英文書寫的文字作品是1796年一名原住民寫給當時的菲利普總督的一封信。位發表作品的原住民作家是大衛·尤納龐（David Unaipon），他於1924年5月發表了部原住民文學作品《澳大利亞土著人的傳奇故事》。原住民著名詩人吾傑濡·努諾卡（Oodgeroo Noonuccal）1964年發表了部原住民詩集《我們離去》。上世紀70至90年代，原住民文學伴隨著原住民土地所有權的政治運動處在興旺發展時期，特別是1987年原住民作家莎莉·摩根（Sally Morgan）發表了暢銷傳記小說《我的位置》，將原住民文學帶向一個高峰，引起了讀者對原住民故事更廣泛的關注。1988年昆士蘭大學出版社成立了個原住民文學獎：大衛·尤納龐文學獎，鼓勵和支持原住民作家。
澳大利亞原住民文學創作從21世紀起始在當代澳大利亞文學中可謂是異軍突起，星光燦爛，尤其表現在近二十年來原住民作家屢屢斬獲澳大利亞文學獎：邁爾斯·富蘭克林文學獎。2000年金·斯科特（Kim Scott）的《心中的明天》獲得邁爾斯·富蘭克林獎，使他成為首位獲此殊譽的原住民作家。2007年這項大獎頒給了原住民作家亞歷克西斯·賴特的小說《卡彭塔利亞灣》。2011年金·斯科特憑借其第三本小說《死者之舞》再次獲得邁爾斯·富蘭克林獎。而繼2019年梅麗莎·盧卡申科的《多嘴多舌》捧走大獎之後，2020年邁爾斯·富蘭克林獎的桂冠又被原住民年輕作家塔拉·瓊·文奇（Tara June Winch）的《屈服》摘取。與此同時，還有很多優秀的原住民作家活躍在澳大利亞當代文壇。在原住民人口隻占澳大利亞總人口3.3%的背景下，取得如此矚目的文學成就實在令人驚嘆。
原住民作家作品的共同特點是以表現原住民的歷史、文化、人物和生活為主題，深入到遠古時代講述世代傳說，同時又勾勒出一幅原住民在當今社會中多樣而真實的生活畫面和故事。他們對自己文化和傳統的切身體驗和對歷史的深入調查和了解，以及對於人物、場景真實性的把握，使得他們能夠通過多種文學創作手法將獨特的原住民故事展現給讀者。理解原住民文學的創作環境和原住民故事的訴求，首先要對澳大利亞的歷史和殖民統治對於原住民造成的巨大的影響有所了解。
歷史回看：當英國探險家庫克船長於1770年4月19日首次登陸澳大利亞大陸時，宣稱這裡為“無人之地”，即terra nullius，這是個法律詞彙，意思是此地無人所屬。因而英國殖民者無視原住民的存在，率先宣布大陸東部為新南威爾士，歸屬於英國國王喬治三世。1788年1月26日亞瑟·菲利普總督率領的英國支艦隊，載著首批英國人在悉尼灣登陸，正式在傑克森港建立起個英國殖民區，開啟了在澳大利亞的殖民統治。而當時有四百多個原住民民族居住在澳大利亞大陸，祖祖輩輩以打獵和捕魚為生，在富饒的水域和廣漠的土地上自給自足地生活了六萬多年。以“無人之地”為由而宣布澳大利亞成為英國殖民地就等於是否定了原住民作為人類的存在，將他們與自己國土的不可分割的紐帶和作為原住民生存的權利一筆勾銷。這使得原住民在澳大利亞殖民統治成立以來的歷史中遭受了殘酷的屠殺、疾病（尤為突出的是歐洲人帶來的天花和流感）、驅趕、分離、同化與歧視。宣布澳大利亞大陸為“無人之地”而沒有締結任何協約也成為原住民兩百多年來一直在為自己的家園被掠奪而不斷地抗爭的中心問題。直到1992年澳大利亞法庭在審理馬博（Mabo）一案時宣布之前的“無人之地”的法律概念無效，但至今在澳大利亞憲法中仍然沒有承認原住民和托羅斯海峽島民為這塊大陸的原始民族。殖民時期遺留下的負面作用和沒有簽訂條約的歷史問題對當今的原住民仍然產生著至關重要的影響。1901年1月1日澳大利亞聯邦政府成立。1946年聯邦政府決定將艦隊次登陸澳大利亞的日期——1月26日定為澳大利亞國慶日。但是與之相反，原住民稱之為入侵日，並在這一日舉行哀悼活動。近年來，對於澳大利亞國慶日的分歧越來越激烈，很多人呼吁、遊說政府重新選擇國慶日。同時原住民社區也一直在積極推動對於憲法的修改，使得原住民作為民族的權益得到根本上的承認和保護。
早年進入澳大利亞大陸的歐洲人認為原住民是沒有開化的野蠻人，因此對他們采取了屠殺手段。英國的殖民統治對原住民的文化傳統與生活方式的完全蔑視和敵意導致了一繫列的消滅、打擊與同化的政策和體制的出臺，從根本上使得原住民處於被欺壓、凌辱和剝奪各種權利的劣勢群體的地位，也造成了原住民與非原住民之間多年以來的隔閡。殖民早期對於原住民部落的虐殺使得原住民文化、族群、語言受到重創，甚至遺失，而很長時期以來的歷史記述中鮮有如實地提到這些虐殺事件。
為了實現原住民白人化的目的，19世紀早期各州政府通過設立相關法律和政策將原住民驅趕出自己的家園，被迫進入白人管理的教會中心、土著人教養基地以及畜牧場，為白人做勞工。直到今天有很多原住民仍然感受到當年流離失所、與家人分離，生活在被虐待和歧視的環境中帶給他們精神、身體的創傷，以及貧窮和缺少教育使得他們沒有機會過上正常的生活，造成惡性循環的自我傷害、酗酒，以及暴力行為。1910年起，在政府實施的同化政策之下，原住民被視為低劣於白人的種族，原住民的孩子們，尤其是混血的孩子們，被強行從家中帶走，送到白人機構或家庭中，在白人文化的環境中成長，被迫摒棄原住民傳統、文化和語言，與家人、傳統生活環境完全脫離聯繫，以期達到融入白人社會的目的。這些孩子們後來被稱為“被偷走的一代”（Stolen Generations）。據統計，當時有十萬原住民孩子被強行帶走，按照當時人口比例，三個原住民當中就有一個同家人分離。
原住民當今的狀況：2016年的人口普查結果顯示，澳大利亞原住民人口約為八十萬，使用的族群語言多達一百五十種。由於歷史的原因，99%的原住民為混血。按照澳大利亞政府的定義，原住民的身份須符合以下三點條件：必須是原住民或托羅斯海峽島民的後裔；身份認同是原住民或托羅斯海峽島民；得到所居住或曾經居住的原住民社區的接納。如今原住民38%住在各大城市，44%住在鄉鎮，18%住在邊遠地區。按人口比例，北領地的原住民人數多，占到33%，而居住在新南威爾士州的原住民實際人數多，其次是昆士蘭州。隨著公眾對於原住民的歷史有了更多的了解和認同，原住民在社會、教育、就業、健康等方面享有平等機會的狀況有了很大的改善，以及政府也努力在原住民的歷史問題上通過協商找到解決的辦法，澳大利亞從國家到個人對於原住民的尊重也在各個方面有所體現，例如在對原住民的稱謂上。殖民時期，原住民被冠以帶有強烈歧視色彩的名詞“土人”（aborigines），後來用“土著人”（Aboriginal people）一詞，到了上世紀80年代，“土著人”的用法被淘汰，開始使用更為切合實際並帶有尊重的稱謂“原住民”（Indigenous people）。之後有人對“原住民”沒能將原住民民族的多樣性體現出來提出質疑。如今官方普遍使用的是民族（First Nations）。對於原住民傳統、習俗、信仰的尊重，對於有效、積極保護原住民文化遺產，以及文學藝術的知識版權和正確的使用，政府也都出臺了詳盡的相關準則和規定。
原住民文學的核心和起到的重要的一項作用是使原住民人性化（humanising），即通過栩栩如生的故事展現，使得原住民不隻是歷史敘述中的抽像概念或數字，或者展覽館裡遠古時期的展品。讀者所看到的是在特殊生存環境下，原住民充滿喜怒哀樂、多種多樣的人生故事。通過文學作品，原住民帶著他們的文化、傳統、歷史和極為個人化的人生歷程走進了讀者的世界。讀澳大利亞原住民文學，會有一個非常強烈的感受，就是原住民就生活在我們共享的大千世界當中。
也正是基於這樣一個原因，梅麗莎的小說《多嘴多舌》獲得了廣大讀者的喜愛，贏得了文學批評家的好評，帶給了她夢寐以求的邁爾斯·富蘭克林大獎。在發表《多嘴多舌》之前，梅麗莎發表了六部小說，一部比一部更成功。所以在寫《多嘴多舌》時，她已經是文壇老手了。她寫小說的目的就是真實地反映原住民所經歷的生活，特別是原住民的當代生活。她的故事大都發生在她所來自的部落，就是居住在新州北部的邦家侖族，這部小說也不例外，小說中發生的所有的事情都是她耳聞目睹、來自真實的生活，所以小說中的每個人物都塑造得非常鮮活。這部作品很重要的一個特性是將過去自然而然地融入當代生活，使得讀者看到的是原住民21世紀當下的生活。手機、電腦、電子通訊的當代科技同鄉鎮傳統生活相隨相行；書中人物對歷史殘酷不公的追討與現代經濟發展以及經濟利益帶來的腐敗形成了強烈的衝突；而揭開歷史遺留下的代際創傷的傷口將故事情節推向高潮，也將讀者帶入原住民生活的漩渦。
世代居住在德容溝鎮的索爾特家族顯然屬於社會底層，是鎮上為數不多的原住民，但他們跟住在其他鎮子的親戚理查德大舅和靚瑪麗姨關繫密切如同一個大家庭。一大家人終日在為生計忙忙碌碌的同時，念念不忘祖先和祖先留給他們的福地愛娃島。家中四個孩子都個性突出，其中反叛精神強的小妹凱瑞和有頭腦的小弟黑超人離開了小鎮去布裡斯班和悉尼大城市去尋求發展，大姐唐娜在一個漆黑的夜晚消失之後沒有再回來，隻留下成天夢想倒賣舊車發財但其實是在靠啃老媽混日子的大哥肯尼在家。當從小就被從家中強行帶走受盡了苦難的爺爺奄奄一息時，凱瑞和黑超人分別急急趕了回來。但是給爺爺送了終之後，準備按家族傳統把爺爺的骨灰葬在愛娃島祖先的墳邊時，他們無意中發現白人市長已將愛娃島的開發權出售，馬上要在愛娃島上蓋一座監獄。這一發現引發了一繫列跌宕起伏的事件展開，其中包括唐娜失蹤的謎底。而凱瑞意外地愛上了白人小伙史蒂文，讓這個籠罩在黑暗、殘酷和暴力中的故事時不時散發著柔和的亮光。
梅麗莎說她寫這個故事就是要訴說真實，不僅是歷史中殘酷對待原住民的真實，更有歷史的殘酷在原住民個人生命中造成的惡果的真實。在展現真實時，梅麗莎使用了大量的原住民幽默和黑色幽默。她說對於沒有權力的人來說，的力量來自於在訴說真實的同時伴隨著發自內心的大笑。她機智、詼諧、幽默的語言和對話，常常讓讀者在扎心之時又忍俊不禁。梅麗莎同時使用了大量的俚語與俗語，極大地增強了人物和故事的生動性。《多嘴多舌》帶著讀者走進了澳大利亞原住民的歷史、傳統和他們的當代生活。作為當代澳大利亞文學中的代表人物，梅麗莎受邀在2021年悉尼作家節開幕式上做主旨發言。她說道，她寫作的中心就是展現那些普普通通的人們的絕非平凡的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