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內斯的故事
（後記）
《伊內斯與歡樂》是由六部獨立小說組成的一個小說計劃的部，它們共享一個靈魂和一個共同的名稱——《一場無法終結的戰爭軼事》。它的個詞（episodios）不是偶然選擇的結果。如果我願意稱它們為“軼事”，那是為了超越時空及本人的局限，將它們與貝尼托·佩雷斯·加爾多斯先生的《民族軼事》聯繫起來。我在很多場合聲明過，他是歷代西
班牙文學——繼塞萬提斯之後——另一個偉大的小說家。
此外，無論作為讀者還是作者貝尼托先生是對我的生活影響的作家之一。我一直認為，假如沒有從十五歲起閱讀他的作品，那有可能的是我根本不會成為小說家。但在 1975 年的夏天，7 月中旬我無書可讀。爺爺曼努埃爾·格蘭德斯在瓜達拉馬河一個名叫貝塞裡爾·德拉西埃拉的村子擁有一套房子，我和全家人在那裡度夏，那裡已經沒有我沒讀過的書籍，的例外是阿基拉爾出版社發行的幾本用紅皮裝訂、書脊上用金黃色字母印制的《加爾多斯全集》。我不記得自己終於敢抓起其中一本書的確切日期，那天我偶然打開它，翻閱消遣，直至找到隨便一部小說的開頭。但我記得很清楚，永遠不會忘記，我找到的部小說，我閱讀的部作品，書名為《痛苦》。我記得那本書改變了我的生活，因為它粉碎了我直至那時所擁有的西班牙形像以及其他一些觀念。該作品無情地講述了一位神父對一名無依無靠的孤女病態、殘酷的肉欲，這對佛朗哥統治晚期的一個女孩來說簡直是天方夜譚。閱讀此書時，我開始懷疑自己不得不出生、生活在一個不正常的國家，時間的推移把這種境遇變成我生活和文學的關鍵詞之一。
因此《伊內斯與歡樂》是力圖紀念加爾多斯的書繫部，同時也是公開表達對這位作家以及他所鐘愛的那個西班牙的熱愛。路易斯·塞爾努達在書寫一首光彩奪目的詩歌《西班牙雙連畫屏》時，承認那是他所熱愛和需要的祖國，我借用該詩的後幾句作為所有《軼事》的共同引文。我原本希望將這一關繫表達得更清晰，能夠給它們取名為《新民族軼事》，但是佛朗哥及其獨裁統治或許永遠讓形容詞“民族的”變了質，而加爾多斯比任何人都更懂得賦予該詞以尊嚴。
然而我不僅力圖忠實於貝尼托先生《民族軼事》的精神，而且盡可能忠實於他所構建的形式模型，馬克斯·奧布在亦為六部的《神奇的迷宮》中以自己的方式重塑該類型小說。我的小說始於馬克斯的作品結束的時刻，是虛構作品，其主要人物由我塑造，與我盡可能嚴謹復制的真實歷史舞臺上的真實人物互動。倒是沒有涉及大的戰役，如特拉法爾加戰役或巴伊倫戰役。我能夠講述的軼事同樣是壯烈的故事，但微小得多，是反佛朗哥抵抗運動有重大意義的時刻，它們構成表面普通的史詩，但如果與其持續的時間以及展開的條件相聯繫，那麼它們是宏大的。因為從十分不同的角度涵蓋了幾乎四十年不間斷的戰鬥，在殘酷鎮壓的環境下持久憤怒和勇敢的行動。多年來如此堅定的決心看似一場自殺，但假如沒有它——不論多麼不願意正式承認——永遠不可能有民主、沉悶的西班牙，我在這樣的西班牙可以允許自己回憶這番決心。所以我確信假如加爾多斯生活在這個時代，他會理解我的選擇。
《伊內斯與歡樂》講述的是進攻阿蘭谷的歷史，一場發生在 1944 年10 月 19—27 日、對絕大多數西班牙人來說陌生的軍事行動。這一驚人的堂吉訶德式壯舉如此偉大、重要和雄心勃勃，我無法不詫異地接受它同時又是如此陌生這一事實，獲悉此舉的那一刻我感到一種想像力的開啟，與此同時看見一個女人騎著馬，帶著五公斤炸面包圈與遊擊隊員會合。我不知道為什麼是個女人，為什麼騎著馬，為什麼帶著五公斤甜食，為什麼得是炸面包圈，但十分清楚自己看見她了，看見她這樣，看見她時我變得更加緊張，仿佛她的故事在我內心搏鬥以求問世，而我對它還不了解。
那一刻，2005 年 2 月，我還在創作《冰冷的心》，無法考慮另一部小說。創作一部千頁小說時難以想像之後再寫一部，因為什麼都不管用，什麼都不充分，同樣長度的一本書就像一部兩百頁的短篇小說一樣不切實際。或許因此，因為它在我想像中勾勒的故事特征，我判定好是拍一部電影。第二天下午三四點鐘我給朋友“金發女人”阿蘇塞娜·羅德裡格斯打電話，她是任何小說家所能夢想的同謀。因為我冷不防地問阿蘇塞娜如何看待一個共和派女子騎著馬、帶著五公斤炸面包圈與 1944 年進攻西班牙的 8000 名武裝人員會合，即便該女子不知道此事。與我在電話裡聊了一會兒之後，阿蘇塞娜對我說，她覺得主意很好。
在開始撰寫這個故事的筆記本頁，我注明日期為 2005 年 3 月 4日。從那時起直到 2010 年春完成這部小說，我多次反復考慮伊內斯、“美男子”和阿蘭谷戰役，有時候獨自一人，有時候與阿蘇塞娜，她跟我一樣是這個故事的作者。
數年間，“金發女人”和我多次考慮如何把它拍成一部電影。首先，對西班牙電影目前的預算來說太昂貴。數年間我們曾決定又排除了自己制作該片的想法，尋找一個獨立制片人或非獨立制片人，或直接求助電視臺，但從未能夠如願。然而我繼續盲目地相信伊內斯和她的故事，一邊還是不知道該寫什麼。
現在我確信近幾年遇到的好事情就是沒有為這個故事找到電影制片人。多虧了這點，我明白自己該做的是繼續寫小說。於是誕生了《一場無法終結的戰爭軼事》。
《伊內斯與歡樂》是一部嵌到真實歷史事件報道中的虛構作品。對我而言是一種新模式，為了應對它的寫作，我保持了某些忠誠，也采取了某些自由。
我在《伊內斯與歡樂》鋪陳的是本人關於攻占阿蘭谷的版本，這部小說有三條主線，即標題在括號內的那些章節、伊內斯的故事和“美男子”的故事。
條主線敘述了一連串發生在阿蘭谷戰役那段時期現實中的歷史事件，構成與本書其他章節迥然不同的層次。那是權力的層次，從那個高度決定著遊擊隊員的命運。
另外兩條主線完善了由我創作的一個虛構故事，雖然人物及參與的事件以跟括號內章節同樣真實的歷史和人物為依據。它們倒是發生在另一個層面，進攻士兵的層面，他們不知道在不同的地方對其命運正做出的決定，這些地方有時十分遙遠，總是遠遠高於他們的層次。盡管有那個距離，小說的書頁猶如現實的日子，被隧道和近路貫通，允許身居權力高位者不時降落到地平面上。
因此有三個敘述者。其中兩個敘述者，伊內斯和“美男子”，是虛構人物。第三位敘述者是真實人物，因為是我。夾在該書虛構章節之間的四個括號部分彙集了我對那一事件的個人看法，我所能夠調查、取證、聯繫和解讀的東西，以便制定出一個僅僅試圖對實際發生之事的逼真假設。如果我敢於陳述自己的看法，那是因為對於所發生的事件尚不存在一份官方版本，其動機在這本書的許多頁裡讓人猜測。無論佛朗哥當局還是西共領導層，任何時候都不願意承擔將該事件的陳述定型的苦差事。
從該意義上講，我尤其想提醒，《伊內斯與歡樂》從始至終是一部小說，因此無論如何不是一本歷史書籍。非虛構的那些章節屬於一本虛構作品，我的意圖從來不是、將來也不是聲稱自己對這個主題享有任何權威。如果我選擇把歷史 - 政治情節從該書的主干部分提取出來——出於相似的理由我大概會在《一場無法終結的戰爭軼事》的第四部和第六部裡再次使用這個技巧——那是因為如今誰都對阿蘭谷行動一無所知。一方面，像伊內斯和“美男子”這樣普通的兩名黨員能夠獲取與其生活毫不相干的環境裡所發生的秘密情報，從敘事角度看是站不住腳的。但另一方面，假如當代讀者不了解全國聯盟軍行動之後所促成的歷史關頭和政治陰謀，任何人都無法理解他們以及他們的故事。
十分確鑿的是 1944 年 10 月 19 日，屬於全國聯盟軍的 4000 名人員越過比利牛斯山並進攻了阿蘭谷，另外 4000 人自 9 月底起陸續從邊境的其他地點入境，這一分散佛朗哥軍隊注意力的計策取得了成功，因為阻止了國民軍在任何具體的邊境關口集中部隊。所有的行動，包括馬德裡政府反應的遲鈍，大體上像該書敘述的那樣發生了。然而，盡管事實上設立進攻指揮部的村子是博索斯特，讀者所認識的指揮部所有成員都是我虛構的產物。
把“美男子”與“明白嗎”置於“二戰”期間法國南部的那些軼事情況類似。即便他倆沒在那裡，並入法國內地軍的“西班牙遊擊隊員協會” 的隊員們多次遇到被他們打敗的德國人的抵抗，德國人稱西班牙共和派為 Rotspanier ，不願意向他們正式投降。那些危機以各種方式加以解決，我選擇了其中簡便的一種。事實上，在法國解放的閱兵式上有三色旗幟並聽到了《列戈贊歌》。
我虛構了“美男子”這個化名，但在“西班牙遊擊隊員協會”的領導中間，不止一人強迫他們的人員洗漱理發、整理軍容，以便以完美的隊形列隊進入他們解放的那些村鎮。他們追隨共和國人民軍第十八軍軍長何塞·德爾巴裡奧於 1939 年 2 月在法西邊境所做的榜樣，而胡拉多將軍隻會重復“我們是混蛋，混蛋，我們是混蛋”，正如科登將軍在其回憶錄中所述。與此同時，一位外國攝影師捕捉到一名筋疲力盡的婦女用空空的乳房給兒子喂奶的形像，他拍下了一張或許是內戰失敗殘酷的照片，《巴黎競賽報》急忙在其封面刊登了該張照片。“明白嗎”的名字也是真的。它對應的是一名真實的遊擊隊員，他的外號變得那麼流行，那些我查詢過作品的歷史學家一直用它來確定這位遊擊隊員的身份，從來不補充他的名字和姓氏。
同樣，進攻阿蘭谷的情節反映的是真實事件。對個村子的占領幾乎一絲不苟地符合一名遊擊隊員——卡洛斯·吉哈羅·費伊霍，他的證言對我一本接一本的作品依舊是不可或缺的——親自向我講述的如何占領韋斯卡一個名叫拉埃斯布尼亞的村子。勞改隊和接下來犯人逃跑的情節——雖然發生的時間和舞臺與我所選擇的不同——還有抓獲加西亞 - 巴利尼奧參謀部一名軍官、被占領區大部分民眾的敵意也都是真實的。
反過來，維拉莫斯戰役是我虛構的。我沒找到關於占領該村莊的任何敘述，出於真實性的原因我允許自己選擇了它。它離博索斯特很近，足以為我所需要講述的事件提供舞臺，又不在那些詳細記錄在冊的被占領村莊之列，這樣維拉莫斯就變成了一個類似處女地的村莊。關注過阿蘭谷戰役的少數幾位歷史學家大概會發現，除了我想像力的成果，這場虛構的戰役特點與實際發生的占領埃斯博爾德斯之戰很相似。那場大捷比“美男子”在該小說中所取得的勝利更重要，但那裡的防御者也在教堂鐘樓負隅頑抗，遊擊隊員的傷亡數量很大，令他們的喜悅黯然失色。
然而即便我為能夠塑造一個如此迷人的情節而付出了一切，標題在括號內的那些章節所展開的沉重政治情節的任何因素都並非出自我的想像。其中敘述的事件，從多洛雷斯·伊巴魯利對弗朗西斯科·安東的愛情，到卡門·德佩德羅的復雜情感軌跡以及她與阿古斯丁·索羅阿的婚禮，都發生在現實中，發生在此書所列舉的同一時間和地點。為了敘述這些事件我盡量保持與該書其餘部分同樣的忠實與自由之間的平衡，鋻於西共出於小說中所指出的各種原因尷尬地回避阿蘭谷事件及其主要參與者歷程，至今西班牙史學還是大致尊重這種羞愧的做法，因此我被迫做更大程度的解讀。但是，不論是好事還是壞事，赫蘇斯·蒙松曾經存在過，憑借其非凡的纔華，同樣非凡的野心和膽量，能夠建立起“熱情之花”1945 年回到法國時原原本本地稱贊的“一個崇高的黨”，事實上他也應該是像在該書裡出現的那個男人一樣難以抗拒。
作為總體原則，所有參與阿蘭谷行動的有名有姓的歷史人物，從偶然的，如維森特·洛佩斯·托瓦爾、古斯塔沃·杜蘭、塞繆爾·霍爾先生、曼努埃爾·阿斯卡拉特、巴列多爾兄弟、費爾明、“加泰羅尼亞人”帕科、克裡斯蒂諾·加西亞·格蘭達或斯大林本人，到直接卷入情節的那些人物，如多洛雷斯、蒙松、安東、索羅阿、卡門·德佩德羅或聖地亞哥·卡裡略，事實上都在小說引用他們的時間和地點出現過，按照此書賦予他們的相同心態行事。雖然“伊內斯之家”不曾存在，但畢加索前往圖盧茲在“熱情之花”五十歲生日的慶祝活動中與她共進午餐。我根本不知道在那個日子是否有人送給多洛雷斯夾心糖，但反過來知道胡安·內格林先生和裡克爾梅將軍曾經準備在維耶拉以西班牙全國聯盟的名義主持一個臨時共和國政府。
對 1944 年的絕大多數西班牙民眾來說，進攻阿蘭谷的戰役是不存在的，就跟現在一樣，也幾乎同樣不存在於任何讀者可以看到的書目中。甚至對該行動的解讀都是復雜和矛盾的，關於這場戰役所存的專題著作，如丹尼爾·阿拉薩的《遊擊隊員的進攻》或費爾南多·馬丁內斯·德巴尼奧斯的《直至其徹底肅清》，從表面客觀的角度講述那些事件，任何時刻都沒有質疑佛朗哥政權的合法性，當它們排除了意識形態因素，為什麼不指出這點呢，還有促使西班牙全國聯盟成員參戰的愛國因素，結果就不那麼客觀了。我覺得兩位專攻遊擊戰的歷史學家的不完整敘述對理解阿蘭谷戰役的真正原因更有用處。我所指的又一次是必不可少的朋友塞昆迪諾·塞拉諾在《後的壯舉：戰勝希特勒的共和派》和弗朗西斯科·莫雷諾·戈麥斯在《抵抗佛朗哥的武裝鬥爭：遊擊隊員和遊擊戰的悲劇》中的論述。
在我用於創作伊內斯故事的全部時間裡，曼努埃爾·阿斯卡拉特回憶錄的冊《失敗與希望》一直放在我的書桌上，滿是折角和彩色粘貼標簽，我在此書中次獲悉進攻阿蘭谷事件。阿斯卡拉特或許本該是講述那一事件的人選，因為那是他的親身經歷，但他隱瞞的事實幾乎超過述說的事實，雖然沒有其他任何更加權威的渠道來重構赫蘇斯·蒙松與卡門·德佩德羅在被占領的法國所做的工作和享樂。甚至這部小說裡出現的對卡門的描寫都來自阿斯卡拉特的回憶，它將被迫與任何其他當代作家在其他任何作品裡所能描寫的一致。在所有能接觸的地方費力尋找她的肖像之後，我決定求助比自己更淵博的人士。但無論是歷史學家費爾南多·埃爾南德斯·桑切斯 ——目前有關內戰期間西共歷史的權威人士，因為他對西共檔案了如指掌，還是一段時間以來對政府檔案總館的檔案進行編目的檔案員瑪利亞·何塞·貝羅卡爾——那裡保管著四十年獨裁統治所積累的刑事檔案材料，他們都從未見過卡門·德佩德羅的一張照片。
曼努埃爾·馬托雷利的著作《赫蘇斯·蒙松，被歷史遺忘的共產黨領導人》裡面也沒有出現任何卡門·德佩德羅的照片，這本書對我來說十分重要，雖然我對赫蘇斯的看法在某些方面與他相差甚遠。除了那些分歧，假如沒讀過此書，我永遠也不可能得到一些具體的信息，例如赫蘇斯被捕的特殊背景或他與奧羅拉·戈麥斯·烏魯蒂亞的關繫，所以我對此書作者永存感激之心。
關於蒙松在國內的活動，我在卡洛斯·費爾南德斯·羅德裡格斯的《地下的馬德裡：西班牙共產黨的重建（1939—1945）》裡查閱到一段簡短但十分有意思的敘述，該書因發行問題本身就幾乎是地下的，我能讀到它多虧了朋友卡門·多明戈送給了我一本。
有關“二戰”期間在馬德裡展開的緊張外交活動的信息再次來自我的另一本“經典書籍”，哈維爾·莫雷諾·胡利婭教授的《藍色師團：灑在俄國的西班牙鮮血》。不過我隻在“二戰”期間霍爾的緊密合作者湯姆斯·彭斯的兒子吉米·彭斯·馬拉尼翁的《間諜父親》一書裡，發現了霍爾於 1944 年 10 月 16 日發給英國外交部備忘錄這一驚人消息。至於另一個父親，弗朗西斯科·佛朗哥的父親，是多年前的一個晚上詩人安赫爾·岡薩雷斯告訴我的，劇作家哈伊梅·薩洛姆成長於尼古拉斯先生位於馬德裡的住家附近，多年來一直在那些鄰居間收集尼古拉斯的信息。他的回憶錄是關於這個奇特人物所有故事的首要來源，一些書，不多，甚至推薦了它。
這部小說有大量的小細節取自許多不同的作品，但其中一部值得提及。有關弗朗西斯科·安東被排除在西共領導層之外的那場訴訟的確切日期，我在記得讀過的相關主題的所有書籍裡尋找之後，已經不期待找到它時，在聖地亞哥·卡裡略近寫的有關“熱情之花”那本書的年譜裡遇到了它。安東在該書文本裡被經常提及，但從未作為其女主人公的伴侶，也 沒有出現在任何一張照片中，雖然有一張胡利安·魯伊斯的整頁照片。不過在作為附錄出現的年譜裡，在多洛雷斯生命的關鍵日期中間注明了安東的政治垮臺，始於 1952 年年末，止於 1953 年年初。或許可以認為那是一次失言，是作者記憶力隱秘區域的一個策略。但這也是“熱情之花”想表現在自己身上的一種對真相的忠誠，對事實上超越她本人的那段愛情真相的忠誠。
《伊內斯與歡樂》是一部關於進攻阿蘭谷的小說，是從 1944 年 10 月越過比利牛斯山、準備把自己的祖國從法西斯獨裁統治下解放出來的那些人的角度撰寫的。他們不知道與其命運交彙的有什麼利益、算計及個人野心，但從未懷疑自己的目標是什麼。我原本可以選擇另外同樣有趣的視角，例如蒙松的視角，他有自己那部分道理，或西共政治局的角度，也有蒙松缺乏的那部分道理，但任何其他視角都不會這麼公正。
任何別的角度也不會這麼感動我。
阿爾穆德娜·格蘭德斯
馬德裡，2010年5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