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難熬莫過於沒有事干。我幾乎就是沒事干，抽一支香煙，換換音響裡的磁帶，濕濕右手食指翻書頁，留意有顧客敲我工作室的門，時不時也同西默農交流一下心情。實在無聊得透不過氣，我就出門，到樓下安塞爾莫的報亭，聊聊當周賽馬日程，談論我們喜愛的賽馬和我們在不同賽項投注的成績。由於沒有顧客上門，我除了賭馬踫踫運氣，主要工作就是寫書評了，都是些冗長乏味的政治學、社會學、經濟學方面的書，或是其他一些試圖解釋地球人類早期就有的不軌行為的神秘科學。書評發表在一個名字很大氣的機構——國際研究學院的簡報上，至於是否有人讀則不是我操心的事。不覺已經滿五十歲了，在年齡增長等於工作機會減少的國度裡，要改行，這個年齡晚了。寫書評這份工作是一位大學老同學給我弄到的。
雖說日子過得安靜平穩，但並不意味著幸福快樂。晚上，我努力入睡，腦海裡卻浮現出我這些年調查的那些案件。我不得不承認心裡始終放不下那些，放不下為尋找真相，解開心中謎團，經常在這座城市四處奔波的情景。真相猶如照亮聖地亞哥渾濁夜空的星光，轉瞬即逝。這幾乎成了我的一塊心病。我每周與格裡塞塔見一兩次面，她是我十三年前認識的女子，那時她還是一位需要在我這裡寄宿的大學生。歲月如梭，轉瞬那麼多年過去了，那是愉悅歡快而又熱烈激蕩的時光。我們雖說分分合合，有苦有甜，不過她的目光表明我們的關繫是真誠的，是我們日復一日努力向前所需要的小小的避風港。
我無所事事，閑著胡思亂想，好幾個夜晚，不早不晚準時進入同一夢境。腦袋剛挨著枕頭，眼睛一合上，我便努力將白天的那些事，將時鐘有節奏的嘀嗒聲，將擺放在寫字臺上的那些枯燥乏味的書，統統從腦子裡清除干淨。總是同樣的情景，猶如一位專注於一個關鍵場面效果完美的電影腳本作者的傑作。總是同樣的情景，猶如黑暗中一次又一次反復不停、兇狠擊打的情景。我站在大海的岸邊，雙腳埋進沙中，注目眺望泛起一道波浪的海平線。我頭頂上方一群海鷗飛過，一時海面平靜，可以聽到我心髒受到抑制的跳動聲。那灰色波浪在前行，蜿蜒曲折，輕盈敏捷，波峰色彩斑斕，神秘莫測。蛇樣的波浪，兇猛的波浪。我想逃脫，卻不能夠。夢中，我睜開眼睛，難以辨認所在的地方。神秘，一切都神秘莫測。我想逃離卻不能夠，大海一個勁兒向我撲來。如同過去，很多人的過去在向我撲來。波浪，大海，它在發怒，對混雜在海難遺骸中的是是非非發怒。
我大部分時間是胳膊肘撐在寫字臺上睡覺，或茫然地望著窗外抽煙，窗戶朝著馬波喬河和拉奇姆巴街區，魯文·達裡奧和佩德羅·安東尼奧·岡薩雷斯兩位詩人如痴如醉的幽靈在那裡遊蕩。我在上大學的時候曾經一邊佯裝饒有興趣地聆聽羅馬法律學老師硬塞給學生的無用知識，一邊讀這兩位詩人的詩作。這都是過去的事了，頂多勾起我對二十來歲時那股機靈勁兒的一絲懷念，對那長到肩膀的一頭黑發的一絲懷念，僅此而已。我的頭發一直硬實濃密，可是已經由烏黑變成花白，讓我不得不承認時日已經漸漸流逝，不可逆轉。我什麼都不太往心裡去，唯獨想起人生就如同一把沙子漸漸從指縫間溜掉時，會感到愁苦。
我剎住回憶的車輪，走出家門，想到街區轉轉。我平時乘電梯上下樓，這次從樓梯下樓。途中，我雖沒有將從七層到底層的階梯數一遍，卻將這幢樓住戶的一些情況捋了一遍。我回想起斯特文斯，那位曾幫助我偵破一起私造炸彈案的盲人鄰居，想起幾個為一家按摩室提供服務的姑娘——由於十幾個循規蹈矩的女鄰居反對，按摩室終關閉了。剩下的鄰居，大多都戴有一副假面具，我進出這樓常與他們踫面，不知姓甚名誰，說不上好與不好，每天下午總聽到他們言語相爭，或者聽到從他們房間傳出刺耳的音樂聲，但我還不至於為此同他們鬧翻，跑到樓道大喊“給我安靜點兒”。
我散步到堂吉訶德酒館，在那裡喝了杯葡萄酒。聽兩位酒館老顧客聊天是一種消遣。他們在酒神巴科的陪伴下已經喝了多時，眼前的事情已經辨別不清了。後來我回到工作室，打算為一本放在寫字臺上的書寫書評。走進樓裡，樓房管理員叫住我。樓房管理員個子不高，顯得蒼白，剛應聘到任的。他竭盡周到，努力贏得住戶的尊敬。
“埃雷迪亞先生，有您的信函。”他說，同時將半打信封朝我遞過來。
“信函？”
“信。”樓房管理員解釋道，語氣裡略帶對我可能不懂詞義的同情。我使勁想這個詞在哪裡見過，原來是在少年時代讀的鬥篷與寶劍的俠客小說裡見過。
“郵遞員不將信送到收信人家裡了嗎？”
“我在管理處收到信，然後交給收信人。”
“很有效率。”我略帶諷刺地說，“朋友，您叫什麼名字？”
“費利克斯·多明戈·比達爾。”
“費利斯·多明戈。”
“費利克斯，帶字母x，和xenófobo（排隊人），xilófono（木琴）一樣。”
我辭別費利斯·多明戈走進電梯，同時把信封查看一番。大多是金融機構理財產品的宣傳冊，為了讓人購買把產品說得天花亂墜。剩下的，一封是邀請訂閱關於難忘的犯罪案例的雜志，另一封是一位老顧客寄來的信和支票，感謝我的服務並為延遲寄來酬金表示歉意。支票的金額並不大，但除了夠支付房費，買一兩本書，帶格裡塞塔去看電影，還可以在一位墨西哥朋友先前贈我的響尾蛇皮錢包裡存上一些帶有安德烈斯·貝略頭像的票子。後一封是寄給名叫德西德裡奧·埃爾南德斯的，他住在707室，與我的工作室相隔兩三個房門。我本想回到一層讓那個高效的費利斯·多明戈看看他的差錯，但又覺得上下太費事，我寧願自個兒把這錯誤給彌補了。我走出電梯，感覺樓道比往常暗了些，看見我工作室的招牌，禁不住微微笑了一下。牌子是樹脂質地，鑲邊已經褪色，但“埃雷迪亞法律事務調查”的字樣保持著當初的生氣。我走到707室門前，按響一側的門鈴，等候裡面的回應。幾秒鐘後，我再次按響門鈴，聽到室內有人喫力地拉開門閂的響聲，一個男子的腦袋隨即探出來，臉頰刮得干淨，有點兒僵硬，像塗有一層蠟；蓄著黑胡子，染過色。這位男子以疑懼的眼神對我審視一番，不曾為我的出現露出丁點兒熱情神色。
“是德西德裡奧·埃爾南德斯先生嗎？”我為意外攤上這投遞差事而叫苦。
“什麼事？”那人語氣生硬，像剃頭刀一樣鋒利。
“樓房管理員把我的信件交給了我，可能他搞錯了，其中有您名下的信，我們是鄰居，我想直接交給您，就……”
“給我！”埃爾南德斯不讓我解釋完就命令道。
我把信遞給他。他檢驗一番，信是封著的，於是半個字沒說，便把門關上了。我再次聽到拉門閂的聲音，我隻得強壓氣惱，真想朝門踹一腳。
“親善是我們這個時代彌足珍貴的財富。”我一邊大聲說，一邊向我的房門走去。
我在煮咖啡，就把這檔子小插曲給忘了。同別人一起居住在一棟樓，也就是任性的命運把我們同陌生人聯繫起來的一種形式。這種形式有時候表現為強有力的紐帶，有時候則表現為十分脆弱的絲線，見面打個招呼或聳下肩膀而已。城市迫使生活變得快捷，沒有什麼人情味兒，沒有很多展示感情的機會，人人都懷著莫管他人瓦上霜的心態，除非他天生愛管閑事，再不然就是喜歡關心別人疾苦的作家。
我在座椅上坐穩，面對寫字臺，在翻開手頭的書之前，先點上一支煙。書的名字是《教育在城市環境中的作用》。我想打哈欠。
“你贊同嗎？”我問西默農。
“贊同什麼？”貓一邊問我，一邊試圖捕捉一隻黑翅膀大黃蜂。
“近我們沒有很多可談的東西。”我回答貓，同時看看手表上的時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