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年前，在做研究時，我在大屠殺紀念館的檔案中讀到了兩個感人至深的故事。個是關於“不知名的孩子”的悲慘記載——滿滿一車廂的嬰兒被從家人身邊奪走，運往集中營，他們都非常年幼，人們無從得知他們各自的名字。

第二個故事是關於一個德國馬戲團在戰爭期間庇護猶太人的。奧爾索夫馬戲團收留了一個年輕的猶太女人，她名叫艾琳·丹納，來自另一個馬戲團家族。這個故事中有很多地方令我著迷。首先，我從中得知，馬戲團不僅庇護了艾琳·丹納，還庇護了她的姐姐和父母。她的父親漢斯·丹納並不是猶太人，而是德國軍隊中的一個士兵。當軍方讓他暫時休假，並命令他與猶太妻子離婚時，他反抗命令，堅持和妻子以及孩子們一起逃亡躲藏。我還發現艾琳·丹納和馬戲團中的一個小丑彼得·斯多姆-本托相愛，並結婚生子。

打動我的另一點是，猶太人的馬戲團家族都歷史悠久，跨越了好幾個世紀，艾琳·丹納的母親所屬的洛奇家族就是其中之一。當時還有其他的馬戲團家族，比方說布盧門菲爾德，這一家族中十多個兄弟姐妹參與表演和馬戲團的經營。悲哀的是，大部分家族都被德國人毀滅了。

在讀到這兩段不平凡的歷史時，我不知道怎麼就感覺它們可以聯繫在一起。所以，我創作了諾亞的故事，一個來自荷蘭的年輕女孩，在懷孕之後被趕出家門，盡管孤立無援、身無分文，卻鼓足勇氣救下了火車上的一個孩子。我讓她遇到了盟友阿斯特麗德，一個心碎的猶太高空雜技演員，她的丈夫沒有現實中的漢斯·丹納那樣勇敢，而是背叛了他們的婚姻。

《孤兒故事》不是傳記，也不是關於我研究過的那些知名馬戲團明星的故事，基本上都是虛構的。在描寫馬戲團的節目和他們在戰爭期間生活和表演的方式時，我做了很大程度的自由發揮。但我在研究中遇到的那些真實人物——艾琳·丹納和彼得·斯多姆-本托不顧禁令堅持真愛的選擇，馬戲團主人阿道夫·奧爾索夫庇護猶太人的勇氣，以及他在德國人搜查時隱藏他們的巧妙手段，都給了我諸多靈感。

1995年，阿道夫·奧爾索夫接受了由大屠殺紀念館頒發的“國際義人獎”，當時他說：“我們馬戲團的人不認為存在種族和信仰的差別。”這本書盡管是虛構的，但我希望將其當作向這些人物的勇氣的致敬。

1

諾亞

德國，1944

那聲音傳來的時候很低沉，就如同那一次的蜂鳴一般——就是那一次，蜂群追著爸爸穿過整個農場，令他接下來一個星期身上都纏著繃帶。

我放下擦地板的刷子，曾經優美的大理石經過軍靴靴跟的踐踏，如今已經開裂，並染上了一道道怎麼也無法除掉的泥垢。我辨別了一下聲音傳來的方向，然後穿過車站。車站上掛著一個粗黑體字的標志牌：本斯海姆站。名字有些誇張了，這裡不過就是一間候車室，外加兩個廁所、一個售票窗口和一個香腸攤子而已。那攤位隻在有肉供應並且天氣不太糟時營業。我彎腰從一排長椅下面撿起一枚硬幣，放入口袋中。人們忘了或是扔下的東西常令我喫驚。

走到門外，在二月夜晚清冷的空氣中，我的呼吸化作一團團白煙。天空是像牙白混著鉛灰色，預告還有大雪將至。這車站在一個山谷低處，三面都是長滿了松樹的蒼山，綠色的樹梢從白雪覆蓋的枝條中探出頭來。空氣中隱約有燒焦的味道。在戰前，本斯海姆不過是一個大多數旅客經過時都不會留意的普通小站，但德國人將一切物盡其用，現在這裡成了夜間火車停靠、更換機車的良好地點。

我在這兒待了差不多四個月了。秋天時，一切都還不錯，我很高興自己找到了一個棲身之所，當時我身上的錢隻夠買兩天的食物，省省的話也許夠三天。在我父母發現我懷孕將我趕出家門之後，我住到了一個孤女院中。那孤女院出於謹慎，坐落在一個很偏遠的地方。孤女院的人本可以將我送到美因茨，或是至少送到近的城鎮上，但是他們就隻是打開門，讓我步行著離開。我走到火車站，纔意識到自己已經無處可去。在離家的這幾個月當中，回家去乞求父母原諒的念頭不止一次出現在我的思緒中。沒有回去，並不是因為我太驕傲。如果回去真有什麼好處的話，我寧願跪地求饒。然而，我記得父親趕我出家門那天眼中的狂怒，我知道他的心門也對我關上了。我沒有辦法承受兩次拒絕。

巧的是，車站當時需要一個清潔工。我繞到車站後面，走向我睡覺的小隔間，我就睡在一個鋪在地上的墊子上。我身上還穿著離開家時所穿的孕婦服，隻是現在整個前襟都松松垮垮地垂著。日子當然不會這樣下去。我會找到一份真正的工作，一份提供的薪水不止買得起發霉不嚴重的面包的工作，我還會找到一個舒服的家。

我看著自己投射在車站窗戶中的影子。我的容貌平平無奇，淡黃色的頭發經過夏日的陽光酷曬後顯得更白了一些，還有一雙淡藍色的眼睛。我曾為自己長相平凡而苦惱，但現在這是一個優點。車站的另外兩個工作人員——賣票的女孩和香腸攤的男人——每天晚上都回家，他們幾乎從來都不跟我說話。旅客們匆匆經過站臺，胳膊下夾著《先鋒報》，將煙頭丟在地板上蹍滅，他們從來都不在乎我是誰、我從哪裡來。盡管孤獨，我卻需要這種孤獨。若有人問我過去的事情，我無法回答。

不，他們從來都沒有注意過我。但是，我一直在看著他們：那些出征的士兵，那些每天都來月臺查看一遍、滿心盼著能找到兒子或丈夫，後隻能孤單離開的母親妻子們。你總是能分辨出哪些人想當逃兵。他們努力表現得和平常人一樣，仿佛隻是來休假。然而他們的衣服全緊繃繃的，因為下面套了一層又一層；他們的背包裝得滿滿的，仿佛隨時要爆炸一樣。他們從不與人目光交會，而是掛著一張蒼白而緊張的臉，催促著孩子快走。

那嗡嗡的聲音越來越大，越來越尖銳。聲音是來自我之前聽到汽笛聲的那列火車，它就停在遠處的軌道上。我向那列車走去，經過了幾乎全空的煤倉。很長一段時間以來，大部分儲備都是給在遙遠東方作戰的步兵的。也許是有人忘記了關發動機或其他機器。我不想被罵，冒著失去工作的風險。盡管現在境況不好，但我知道還有更糟的局面——我很幸運能夠在這裡棲身。

“幸運”。這個詞，初我是在離開父母後前往海牙的公交車上，聽一個將她的鯡魚分給我喫的德國老婦人說的。“你是一個標準的雅利安人。”她泛著魚腥味的嘴唇翻飛，跟我這麼說。當時我們的車正在蜿蜒曲折而又坑窪不平的路上顛簸。

我覺得她是在開玩笑。我有平淡無奇的金發，小小的鼻子。我體形健壯，很像是運動員，不過近開始變軟，長出了曲線。除了那天晚上，那個德國人在我耳邊低語時，我一直都覺得自己平淡無奇。但是，此刻，我被告知我很好。我發現自己正在向那個老婦人吐露我懷孕的秘密以及被趕出家門的事情。她告訴我去威斯巴登，然後潦草地寫了一個字條，寫著我孕育的是帝國的孩子。我收下字條便出發了。我並沒有想過去德國是不是有什麼危險，也沒有想過是否應該拒絕前往。有人想要像我孩子這樣的孩子。我的父母寧可立刻死去，也不願意接受來自德國人的幫助，但那個老婦人說他們會庇護我，這樣的人會壞到哪裡去呢？反正我也無處可去。

我很幸運，當我到達那個孤女院時，他們也這麼說。盡管身為荷蘭人，但我被認為是雅利安人後裔，我的孩子也可以被納入“生命之泉計劃”，被一個良好的德國家庭接納撫養，否則他就會是個恥辱，做一個非婚生的私生子。我在那裡待了將近六個月，讀書，幫助孤女院做雜務，直到我肚子越來越大干不了活為止。那裡專門接生的設備即便算不上豪華，也可以說是非常現代化，非常干淨，有助於為帝國產下健康的孩子。我認識了一個叫伊娃的女孩，她身體健壯，比我大幾個月。有一天夜裡，她突然醒來，發現自己躺在血泊之中，他們將她送去了醫院，我再也沒有見到她。在那之後，我就一直獨來獨往。我們這些人都不會在那裡停留多久。

一個寒冷的十月清晨，我分娩的時候來了。從孤女院的早餐桌邊起身時，我的羊水破了。接下來的十八個小時，我迷迷糊糊的，能記起的是難以忍受的疼痛和不斷強調的命令。我沒有聽到任何鼓勵的話語，也沒有感受到任何安慰的觸踫。後，孩子哭叫著來到這個世界，我的整個身體空了，泛起一陣陣戰栗。有一臺機器停止了工作。護士的臉上浮現出怪異的神色。

“怎麼了？”我問。他們不允許我看那個孩子，但是我忍著痛，掙扎著坐直了身子。“出了什麼問題？”

“一切順利，”醫生確定地說，“孩子很健康。”但是他的聲音令人不安，消毒口罩上方厚眼鏡片後的臉閃爍著暴風驟雨。我向前探身，目光和一雙奪目的黑色眼睛相逢。

那雙眼睛不是雅利安人的。

我明白醫生的不安了。這孩子看起來一點都不像完美的種族。有些隱藏的基因，可能來自我的家族，也可能是那個德國人的，令這個孩子有了黑色的眼睛和橄欖色的皮膚。他不會被納入“生命之泉計劃”中。

我的寶寶哭了起來，聲音尖銳犀利，就仿佛他聽到自己的命運被否決了一般。我忍著疼痛，伸手去夠他。“我想抱抱他。”

醫生和護士正在一些表格上記錄著關於孩子的瑣碎細節，他們交換了一下不安的眼神：“我們不允許，‘生命之泉計劃’不允許。”

我掙扎著坐起來。“那我就帶他離開。”這是虛張聲勢而已，我沒有任何地方可去。我來這裡時，已經簽了文件，願意放棄撫養權以換取我在這裡的食宿，而且醫院是有警衛的……我幾乎還沒有辦法下地行走。“請讓我抱他一小會兒。”

“不行。”護士同情地搖了搖頭，在我繼續懇求時，她就溜出了房間。

她走開後，我聲音中的某些東西讓醫生產生了憐憫之心。“就一會兒。”他不情願地將孩子遞給我。我盯著那紅肜肜的小臉，吸著他頭部散發出來的甜美氣息。經過了那麼長時間的努力纔生出來，他的頭有點尖。我的目光落在他的眼睛上。多漂亮的眼睛啊，這麼完美，怎麼可能不符合他們的標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