輪回
——代譯後記
從來沒有哪本書讓我如此長久而熱切地期待。
2009年10月，希拉裡·曼特爾憑借歷史小說《狼廳》（Wolf Hall）獲得布克獎，隨後又獲得多個文學獎項，在世界上刮起一陣“都鐸旋風”。作家宣稱，這本書是以托馬斯·克倫威爾為敘事者和主人公的姊妹篇中的首篇，她接下來將創作該書的續集《鏡與光》（The Mirror and the Light）。受上海譯文出版社之邀，我接受了《狼廳》的翻譯工作，一年後，其中文版面世，我也開始了對《鏡與光》的期待。
2012年5月，續集在萬眾期盼中推出，書名卻成了《提堂》（Bring Up the Bodies），並復制了首篇的奇跡，於當年10月再一次榮獲布克獎，使曼特爾不僅成為位兩度獲得布克獎的英國作家，而且是位憑借一部作品的續集再獲殊榮的作家，還是有史以來位兩度獲得布克獎的女作家。但曼特爾創造的意外還不僅如此，《提堂》的問世使原計劃中的姊妹篇變成了三部曲，作家不僅拉長了故事的篇幅，更是延宕和強化了關於終篇的懸念。
我譯完了第二部，《提堂》於2014年7月出版，但我絲毫沒有“完成”或“翻篇”之感。在《提堂》的結尾，克倫威爾被封為男爵，並用“不過”一詞自我調侃，然後就是全書的末段：“‘不過’這個詞就像藏在你椅子底下的一個小精靈。它把墨水變成你還沒有看到的文字，變成畫過頁面、超出紙邊的線條。不存在所謂結局。如果你認為有結局，就是誤解了它們的本質。它們全都是開端。這裡就是一個。”終亦是始，撩撥著無數讀者對於“還沒有看到的文字”的新一輪期待。
作為譯者，我更是密切關注作家的動向，但這一次的間隔期卻超乎預料。繼《提堂》之後，曼特爾似乎干了不少副業，我們看到了根據前兩部作品改編的舞臺劇和電視劇，也看到了包括引發爭議的短篇《刺殺撒切爾》在內的小說集《暗殺》（Assassination of Margaret Thatcher），但《鏡與光》卻千呼萬喚不出來。2017年，作家在BBC的一檔節目上表示，讀者的高期待讓她不得不放慢速度，原計劃在2018年完成、2019年出版的第三部看來要推遲一年。2019年5月，曼特爾的出版商宣布，《鏡與光》已經創作完成，將於2020年3月出版，也就是說，作家十年磨一劍，終於將該書從“概念”變為“成品”。身為譯者，我有幸享受了先睹為快的特權，2019年6月即得到了全文電子版，雖然後來收到幾次補充和訂正的內容，但不影響我如饑似渴地再度走進克倫威爾的世界，而令我驚嘆的是，作為三部曲的終篇，近900頁的皇皇巨著後竟然在“你給我起來”的不絕餘音中走向首篇《狼廳》的起始，打造出一個精妙的輪回，這既是對《提堂》結尾的匠心呼應，也是作家對讀者十年期待的獨特回饋。
從來沒有哪本書的翻譯讓我如此瞻前顧後。
用俗套的話說，三部曲是關於亨利八世與其妻子們的故事，但不落俗套的是選用了托馬斯·克倫威爾的視角，展現出一個擁擠、喧鬧、恐怖的宮廷。
《狼廳》的故事始於1500年，開篇一句“你給我起來”，就抓住了讀者的心髒，讓我們看到少年克倫威爾如何從鐵匠父親冷硬的靴子底下逃生，繼而離家出走，跨過海峽，在歐洲多國漂泊，一步步在人生的階梯上攀爬。他偷過，騙過，乞討過，當過雇傭兵、聽差、廚工、會計師、商人、律師，學會了多種外語，積聚了非凡的商業智慧和權謀之術，後成為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政治家和改革家。他深切體會過“人對人是狼”的悲哀，但在弱肉強食的世界依然保持心底的良善，始終忠於恩師，愛護家人，同情弱小——這樣的克倫威爾顛覆了以往文學作品中那個奸詐冷血的陰謀家形像，而變得立體豐滿，不乏溫情。《狼廳》中的故事雖然有35年的時間跨度，但主要聚焦於1529—1535年間，即從紅衣主教沃爾西因為沒能幫國王擺脫凱瑟琳王後而垮臺，到克倫威爾扶持安妮·博林上位而遂國王心願，並輔佐國王推進宗教和政治改革，充實國庫，清除異己，到1535年7月6日托馬斯·莫爾被處死當天，克倫威爾幫國王規劃巡遊路線時，在自己的日程表上記下“九月初。五天。狼廳。”而結束。這“狼廳”二字既是點題和承上，也是鋪墊和啟下，因為《提堂》就是從當年九月初國王一行在狼廳的狩獵活動開始，而狼廳正是曾經擔任過凱瑟琳王後和安妮王後的侍女、後來成為亨利八世第三任妻子的簡·西摩的老家，所以不難預見簡·西摩將被領上歷史舞臺。《提堂》的故事發生在不到一年的時間裡，情節更為緊湊，宮鬥更加激烈，克倫威爾不僅需要幫助國王應對各種內憂外患，還需要為國王的喜新厭舊找借口，並幫他休舊妻娶新人。克倫威爾深知，國王樁婚姻的終結曾經因為久拖不決而鬧得沸沸揚揚，成為整個歐洲的談資，所以他需要吸取教訓，快刀斬亂麻，於是，在托馬斯·莫爾被克倫威爾和安妮·博林聯手推上斷頭臺不到一年後的1536年5月19日，在眾多達官顯貴和普通市民的見證之下，安妮·博林被斬首。
及至《鏡與光》，作家以一句“王後的頭顱剛一落地”開場，不僅撼人心魄，還猛然將讀者拉回至《提堂》收場時的未竟事宜，仿佛突然消抹了讀者這數年來的等待期。亨利八世的風流韻事在繼續，腥風血雨擋不住古老家族對一人得道雞犬升天的向往，擋不住他們的女兒飛蛾撲火前僕後繼。在安妮·博林被處死的第二天，即1536年5月20日，亨利八世與簡·西摩正式訂婚，10天後舉行了婚禮，6月4日封她為王後，但簡·西摩好命不長，次年10月24日就因產後並發癥而死。於是克倫威爾再度扛起為國王物色新妻的重任，並終為此而丟命。正所謂歷史驚人地相似，克倫威爾先後策劃過莫爾和安妮的死亡，到頭來諾福克們卻以其道還治其身，將他變成一隻肥胖的替罪羊，先是關在倫敦塔內他曾親自為安妮準備的住處，後又轉移至曾經關押過莫爾的牢房，並於1540年7月28日，在亨利的宮廷再一次上演侍女上位戲碼的同時，將他送上斷頭臺。在被砍頭後的模糊意識之中——人被砍頭後還有意識嗎？——他仿佛又回到了少年時代，遍體鱗傷地躺在老家院子裡的卵石上，耳邊回響著父親對他的怒吼：“你給我起來！”克倫威爾的生命以及《鏡與光》的故事就此終結，卻又精準地回到了三部曲的起點。正如王後們不得善終，鞠躬盡瘁的臣子也無好報，這是他們命運的輪回，但由此也成為後來者的鏡與光。
實際上，《鏡與光》在更大程度上是克倫威爾與亨利八世的故事。首先，在三部曲的終篇，曼特爾需要為克倫威爾的生命劃上句號，雖然歷史已經為我們劇透，但作家似乎有太多的不舍，想通過情節的穿插、閃回、重復來更有說服力地為克倫威爾蓋棺定論，甚至在不經意中交代了他當年被父親暴揍的緣由，解開了前兩部作品隱而不提的疑案，猶如找回不慎遺失的碎片，完成克倫威爾人生全景的拼圖。其次，就克倫威爾本人而言，隨著財富的積聚和權力的集中，他變得日益膨脹，樹敵也越來越多。他既要安撫亨利的愧疚和欲望，也要安撫滿腔嫉恨的古老血統，還要安撫蠢蠢欲動的國外勢力，所以在夜深人靜之際，也會產生高處不勝寒的驚心和忐忑，常常如履薄冰反躬自省。他像撫慰任性的孩童一般，稱亨利為基督教世界所有國王和王子的鏡與光，並暗暗自視為基督教世界所有顧問官的鏡與光，但與此同時，他也心知肚明，“如果亨利是鏡子，他就是一個黯淡的演員，發不出自己的光，而隻是在反射的光中轉來轉去。光一移開，他就消失。”縱使具有遠見卓識和非凡纔干，縱使對國王忠心耿耿、嘔心瀝血，他畢竟沒有高貴血統和盤根錯節的大家族勢力的加持，永遠撕不掉自己身上“鐵匠之子”的標簽，他深知自己的一切源於亨利，也隨時可能歸於亨利。紅衣主教沃爾西和托馬斯·莫爾就是他的前車之鋻。在這種復雜的心態下，他的視線不僅向外、向前，也常常向內、向後，他的思緒不斷地預測未來和回溯過去，回溯沃爾西、意大利和兒時的老家帕特尼，不斷揭開塵封的往事。這種九曲十八彎的敘事方式猶如給譯者施加了一個剪不斷理還亂的包袱，在翻譯過程中，譯者需要時不時地打開包袱翻找核對，以保持前後的統一。
三部曲篇幅宏大，人物眾多，《鏡與光》的人物表是一串長名單，有102人之多，分為13組，組名為“近期死者”，表明死者陰魂不散，過去的事件餘波未了。分清這麼多相互糾纏的死者與活人已然不易。由於西方人的取名習慣，父子或祖孫同名並不少見，常用名則使用頻率更高，據說在紅衣主教府喊一聲“托馬斯”，會有幾十人齊聲應答。另外，傳統的爵位沿襲制度無疑增加了人物辨識的難度，而利益婚姻使得大家族之間的裙帶關繫更加層層疊疊。所以，要釐清亨利八世的第五任王後凱瑟琳·霍華德與托馬斯·霍華德的關繫，就需要先明確托馬斯·霍華德是第幾代諾福克公爵，而遇到uncle, aunt, brother和sister這類詞語，就隻能說它們在英語中用起來有多省事，譯成漢語時就有多頭痛： uncle到底是叔叔、伯伯，還是舅舅或姨夫？如此簡單熟悉的一個詞，翻譯時甚至可能耗費半日之功。正因如此，譯者不僅要在三部曲中翻來覆去，還要走進歷史長河，查閱繁雜的史料，甚至向作者本人求證。後要說的是，從來沒有哪一次翻譯經歷令我產生如此攸關生死的共情。
2020年初，我剛開始本書的翻譯不久，新冠肺炎疫情不期而至，1月23日10時，武漢封城，網絡上喧聲震天，街道卻一片死寂，隻是偶爾傳來救護車的淒厲尖叫。我從家中陽臺往外看去，昔日充滿生機的沙湖沿岸以及跨湖大橋都陷入靜默，心中油然生出強烈的恐慌、憤怒、無力和悲憫之情。這是一種似曾相識的感受，我想起《狼廳》中，克倫威爾曾經因為汗熱病而痛失妻子和愛女。汗熱病是由亨利·都鐸一世的軍隊帶至英倫島的一種傳染病，“不到一天就可以要人的命。他們說，早餐還樂呵呵的，中午就沒命了。”該病每隔幾年就會卷土重來，讓墓地尸滿為患。根據紅衣主教的規定，但凡有感染者的家庭都必須在家門外掛一把草，作為傳染的標志，然後閉門謝客四十天，並盡量不要外出，而對死者，則需要用亞麻布把嘴巴包起來，並迅速下葬。傷心欲絕的克倫威爾居家一個多月，以讀書和研究棋譜來排遣痛苦，他閱讀《聖經·新約》和彼特拉克的作品，以及馬基雅維利的《君主論》，待疫情結束後纔為逝去的親人舉行追悼和祈禱儀式。想到在二十一世紀的今天，中世紀的災難竟然成為身邊的現實，我不禁感到恍惚、穿越和悲哀。就算文明發展進化，科技日新月異，自然的毀滅力量還是會讓我們措手不及。但想到喪親後的克倫威爾以閱讀來渡過時艱，我決定化悲痛為力量，本著不添亂的原則，除了關注一些微信互助群並聊表心意之外，轉身投入到翻譯工作之中，算是在另一個戰場上獻智出力。
自然有輪回，歷史亦如是，但歷史更在前進，今天的人類畢竟有了更多的資源和手段來應對疫病。感謝全國各地的無私馳援，武漢得以渡過劫難，實現疫後重生，我也得以完成《鏡與光》的翻譯；感謝希拉裡·曼特爾和她創造的托馬斯·克倫威爾，陪我度過了有生以來惶恐迷茫的時光。
譯者於武昌沙湖之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