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本序

威廉·薩默賽特·毛姆(WilliamSomersetMaugham，1874—1965)，英國著名小說家和戲劇家。他出生於巴黎，父母早喪，回英國叔父家寄居，並在英國受教育。在大學他雖然攻讀醫學，但對文學興趣頗濃。部長篇小說《蘭貝斯的麗莎》(1897)就是根據他做見習醫生期間在倫敦貧民區所見所聞寫成的。他從此走上文學道路，並赴世界各地旅行、搜集素材。毛姆初以戲劇家聞名，自二十世紀初約三十年問，共創作了近三十部劇作。早在一九〇八年，他的四部戲劇在倫敦四座劇院同時上演，毛姆之名即已紅極一時，但他的主要文學成就卻在小說創作上。帶有自傳性質的《人性的枷鎖》(1915)、追述英國一位文壇巨匠往事的《尋歡作樂》(1930)以及這部以一位英國畫家為題材的《月亮和六便士》(1919)，都是膾炙人口的作品。毛姆的幾部重要著作及近百篇短篇小說大都發表於二三十年代，但直到他已達七十高齡，仍寫出轟動一時的暢銷小說《刀鋒》(1944)。毛姆是英國現代文學史上一位創作力旺盛的多產作家。

毛姆具有敏銳的觀察力，善於剖析人的內心世界。他的筆鋒像一把解剖刀，能夠挖掘出隱藏在人們心底深處的思想活動。他對待自己筆下人物常采取一種醫師、“臨床”的冷靜態度，既不多作說教，也很少指出倫理是非，一切留給讀者自己判斷。他是一位偉大的旅行家，一個“世界公民”(Weltburger)；他的小說多以異國為背景，富於異鄉情調。他是一個說故事的大師，敘述故事引人人勝。他寫了不少貌似離奇的故事，這與他對人性不可捉摸的看法是一致的。事物的發展似在情理外、又在情理中；結尾有時一反常情，給人以驚奇而又回味無窮的感覺。他的作品結構嚴謹，剪裁得體，就是人物繁多，枝節蔓延的長篇也層次分明、井然有序。

以上對毛姆小說特點的簡單分析，亦完全適用於這部寫於一九一九年的傑作《月亮和六便士》。這部小說情節並不復雜，寫的是一個英國證券交易所的經紀人，本已有牢靠的職業和地位、美滿的家庭，但卻迷戀上繪畫，像“被魔鬼附了體”，突然棄家出走，到巴黎去追求繪畫的理想。他的行徑沒有人能夠理解。他在異國不僅肉體受著貧窮和饑餓煎熬，而且為了尋找表現手法，精神亦在忍受痛苦折磨。經過一番離奇的遭遇後，主人公後離開文明世界，遠遁到與世隔絕的塔希提島上。他終於找到靈魂的寧靜和適合自己藝術氣質的氛圍。他同一個土著女子同居，創作出一幅又一幅使後世震驚的傑作。在他染上麻風病雙目失明之前，曾在自己住房四壁畫了一幅表現伊甸園的偉大作品。但在逝世之前，他卻命令土著女子在他死後把這幅畫作付之一炬。通過這樣一個一心追求藝術、不通人性世故的怪纔，毛姆探索了藝術的產生與本質、個性與天纔的關繫、藝術家與社會的矛盾等等引人深思的問題。小說的主人公性格怪異，有時表現得非常自私(例如他同挽救了其性命的荷蘭畫家妻子私通，導致他的恩人家破人亡)，但正如作者說的那樣：這是“一個惹人嫌的人，但我還是認為他是一個偉大的人”。讀者也很可能不喜歡這個畫家，但卻不能不佩服他的毅力與纔能，不能不為他的執著的追求精神所折服。毛姆在這部小說中發揮了他敘述故事的特長，有時直敘，有時追述，有時旁白，插入一點議論，有時又借助第三者的口講一段軼事作為補充，隻要讀者將這本書打開，就不由自主他被吸引住，想看個究竟。

《月亮和六便士》中的英國畫家是以法國後期印像派大師保羅·高更(PrdulGauguin，1848—1903)為原型塑造的人物，這一點是無可爭議的，高更在立志從事繪畫前也做過經紀人；高更一生也非常坎坷、貧困；高更後也到了塔希提並埋骨於一個荒涼的小島上。但我們必須看清，除了生活的大致輪廓外，毛姆創造的完全是另外一個人物。他把他寫得更加怪異，更加瘋狂，但也使讀者感到更加有血有肉。一句話，毛姆寫的是一部虛構的小說，而不是一部文學傳記。如果說《月亮和六便士》發表後將近一百年，至今仍然具有極大的魅力，那不是由於毛姆采用的原型——高更如何偉大，而是由於毛姆的生花妙筆創作出一個不朽的畫家。

後想說一下小說的名字，“月亮”與“六便士”究竟有什麼含義？一般人的解釋(我過去也一直這樣認為)是：六便士是英國價值的銀幣，代表現實與卑微；而月亮則像征了崇高。兩者都是圓形的，都閃閃發光，但本質卻完全不同，或許它們就像征著理想與現實吧！但筆者的一位海外好友——也是一位毛姆的研究者——有一次寫信來卻提出一個鮮為人知的解釋。他在信中說：“據毛姆說，這本小說的書名帶有開玩笑的意味。有一個評論家曾說《人性的枷鎖》的主人公(菲力普·嘉裡)像很多青年人一樣，終日仰慕月亮，卻沒有看到腳下的六便士銀幣。毛姆喜歡這個說法，就用《月亮和六便士》，作為下一本小說的書名。”可惜我這位朋友沒有告訴我這段文字的出處，我想大概是記載在國外無數毛姆評價中的某一本書吧。我相信這個解釋，而且這與一般人的理解也並不衝突。讓我們都去追求一個崇高的理想，而鄙棄六便士銀幣吧！

傅惟慈

一九九四年春於北京

一

老實說，我剛剛認識查理斯·思特裡克蘭德的時候，從來沒注意到這個人有什麼與眾不同的地方，但是今天卻很少有人不承認他的偉大了。我所謂的偉大不是走紅運的政治家或是立戰功的軍人的偉大，這種人顯赫一時，與其說是他們本身的特質倒不如說沾了他們地位的光，一旦事過境遷，他們的偉大也就黯然失色了。人們常常發現一位離了職的首相當年隻不過是個大言不慚的演說家，一個解甲歸田的將軍無非是個平淡乏味的市井英雄。但是查理斯·思特裡克蘭德的偉大卻是真正的偉大。你可能不喜歡他的藝術，但無論如何你不能不對它感到興趣。他的作品使你不能平靜，扣緊你的心弦。思特裡克蘭德受人揶揄譏嘲的時代已經過去了，為他辯護或甚至對他贊譽也不再被看作是某些人的奇行怪癖了。他的瑕疵在世人的眼中已經成為他的優點的必不可少的派生物。他在藝術史上的地位盡可以繼續爭論。崇拜者對他的贊頌同貶抑者對他的詆毀固然都可能出於偏頗和任性，但是有一點是不容置疑的，那就是他具有天纔。在我看來，藝術中令人感興趣的就是藝術家的個性，如果藝術家賦有獨特的性格，盡管他有一千個缺點，我也可以原諒。我料想，委拉斯凱茲是個比埃爾·格列柯更高超的畫家，可是由於所見過多，卻使我們感到他的繪畫有些乏味。而那位克裡特島畫家的作品卻有一種肉欲和悲劇性的美，仿佛作為永恆的犧牲似地把自己靈魂的秘密呈獻出來。一個藝術家——畫家也好，詩人也好，音樂家也好，用他的崇高的或者美麗的作品把世界裝點起來，滿足了人們的審美意識，但這也同人類的性本能不無相似的地方，都有其粗野狂暴的一面。在把作品奉獻給世人的同時，藝術家也把他個人的偉大纔能呈現到你眼前。探索一個藝術家的秘密頗有些閱讀偵探小說的迷人勁兒。這個奧秘同大自然極相似，其妙處就在於無法找到答案。思特裡克蘭德的不足道的作品也使你模糊看到他的奇特、復雜、受著折磨的性格，那些不喜歡他的繪畫的人之所以不能對他漠不關心，肯定是因為這個原因。也正是這一點，使得那麼多人對他的生活和性格充滿了好奇心和濃厚的興趣。

直到思特裡克蘭德去世四年以後，莫利斯·胥瑞纔寫了那篇發表在《法蘭西信使》上的文章，使這位不為人所知的畫家不致湮沒無聞。他的這篇文章打響了炮，很多怯於標新的作家這纔踏著他的足跡走了下去。在很長一段時間內法國藝術評論界更沒有哪個人享有比胥瑞更無可爭辯的權威。胥瑞提出的論點不可能不給人以深刻的印像，看起來他對思特裡克蘭德的稱許似乎有些過分，但後來輿論的裁決卻證實了他評價的公正，而查理斯·思特裡克蘭德的聲名便也在他所定的調子上不可動搖地建立起來了。思特裡克蘭德聲名噪起，這在藝術史上實在是富於浪漫主義味道的一個事例。但是我在這裡並不想對查理斯·思特裡克蘭德的藝術作品有所評論，除非在這些作品涉及到畫家性格的時候。我對某些畫家的意見不敢苟同，他們傲慢地認為外行根本不懂得繪畫，門外漢要表示對藝術的鋻賞，好的方法就是免開尊口，大大方方地掏出支票簿。老實講，把藝術看作隻有名工巧匠纔能完全理解的藝術技巧，其實是一種荒謬的誤解。藝術是什麼？藝術是感情的表露，藝術使用的是一種人人都能理解的語言。但是我也承認，藝術評論家如果對技巧沒有實際知識，是很少能作出真正有價值的評論的；而我自己對繪畫恰好是非常無知的。幸而在這方面我無庸冒任何風險，因為我的朋友愛德華·雷加特先生既是一位寫文章的高手，又是一位深有造詣的畫家，他在一本小書裡對查理斯·思特裡克蘭德的作品已經作了詳盡的探索；這本書的優美文風也為我們樹立了一個典範。很可惜，這種文風今天在英國遠不如在法國那麼時興了。

莫利斯·胥瑞在他那篇馳名的文章裡簡單地勾畫了查理斯。思特裡克蘭德的生平；作者有意這樣弔一下讀者的胃口。他對藝術的熱情毫不攙雜個人的好惡，他這篇文章的真正目的是喚起那些有頭腦的人對一個極為獨特的天纔畫家的注意力。但是胥瑞是一個善於寫文章的老手，他不會不知道，隻有引起讀者“興味”的文章纔更容易達到目的。後來那些在思特裡克蘭德生前曾和他有過接觸的人_有些人是在倫敦就認識他的作家，有些是在蒙瑪特爾咖啡座上和他會過面的畫家——極其喫驚地發現，他們當初看作是個失敗的畫家，一個同無數落魄藝術家沒有什麼不同的畫家，原來是個真正的天纔，他們卻交臂失之。從這時起，在法國和美國的一些雜志上就連篇累牘地出現了各式各類的文章：這個寫對思特裡克蘭德的回憶，那個寫對他作品的評述。結果是，這些文章更增加了思特裡克蘭德的聲譽，挑起了、但卻無法滿足讀者的好奇心。這個題目大受讀者歡迎，魏特布瑞希特一羅特霍爾茲下了不少工夫，在他寫的一篇洋洋灑灑的專題論文裡開列了一張篇目，列舉出富有權威性的一些文章。

制造神話是人類的天性。對那些出類撥萃的人物，如果他們生活中有什麼令人感到詫異或者迷惑不解的事件，人們就會如饑似渴地抓住不放，編造出種種神話，而且深信不疑，近乎狂熱。這可以說是浪漫主義對平凡暗淡的生活的一種抗議。傳奇中的一些小故事成為英雄通向不朽境界的可靠的護照。瓦爾特·饒利爵士之所以永遠珍留在人們記憶裡是因為他把披風鋪在地上，讓伊麗莎白女皇踏著走過去，而不是因為他把英國名字帶給了許多過去人們從來沒有發現的國土，一個玩世不恭的哲學家在想到這件事時肯定會啞然失笑的。講到查理斯·思特裡克蘭德，生前知道他的人並不多。他樹了不少敵人，但沒有交下什麼朋友。因此，那些給他寫文章的人必須借助於活躍的想像以彌補貧乏的事實，看來也就不足為奇了。非常清楚，盡管人們對思特裡克蘭德生平的事跡知道得並不多，也盡夠浪漫主義的文人從中找到大量鋪陳敷衍的材料，他的生活中有不少離奇可怕的行徑，他的性格裡有不少荒謬絕倫的怪僻，他的命運中又不乏悲壯淒愴的遭遇。經過一段時間，從這一繫列事情的演繹附會中便產生了一個神話，明智的歷史學家對這種神話是不會貿然反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