節選自《選集》

卡蘭·馬哈揚 著 周嘉寧 譯

早在恐怖主義橫行西方、在東方也變得司空見慣之前，德裡的君王中心曾經發生一起爆炸。對印度來說這是大事件，整整六個月，全國報紙以各種語言進行報道，卻沒能進一步獲得國際關注；《紐約時報》曾報道過一次，也不過是頭版窄窄的一欄，被另外一篇講述島嶼國家瑙魯申辦環球小姐比賽失利的深度報道擠到一邊。

如今，有關西方在“9·11”之前對於恐怖主義話題的無動於衷可以大作文章，而我認為，人們越多談論爆炸、自殺襲擊和劫機，就越會鼓勵世界各地大量厭世、受挫的人以殺出一條血路的方式擺脫自己無人關注的命運；這種情況讓我想起印度文化剛剛開始繁榮的時期，那些糟糕的小說家每天是如何被《德裡時報》《今日印度》之類的報紙誇贊，導致其他成百上千的蠢貨都坐在寫字桌前尋找內心的安·蘭德，或許各個國家對彼此無動於衷是好事，能防止恐怖行動的輸出，在世界開始關心印度之前，印度作家的情況要好得多，他們更誠摯，更有趣，更真實。

我做這本選集是出於一個原因：君王中心的那次爆炸發生在一場朗讀會上，因此對德裡剛剛形成的文學圈造成了深遠的影響。那次爆炸對於君王中心來說也是一場災難，那裡年代久遠，一直試圖憑借古老的建築（無縫磚牆樓房，灰蒙蒙的美麗中庭覆蓋著綠色太陽能屋頂），以及循環舉辦的演出、講座，朗讀會和放映活動，與印度國際中心和吉姆卡納俱樂部競爭，成為德裡知識分子的中心。君王中心一度成功了。上千個在上述兩家競爭俱樂部的等待名單上排到天荒地老的專業人士，紛紛湧到君王中心，光顧那裡的餐廳，比如香料市集、紫龍飯店、迪克西餐廳，甚至平庸的地中海輕食屋，從那裡舷窗形狀的窗戶向外看，德裡一片翠綠，你不會因為以為自己所看到的是蔥翠的過往，而不是該死的現在而被怪罪。

接著，2000年4月，語言學家傑弗裡·透納計劃在君王中心舉辦一場朗讀會。

透納是新西蘭人，住在德裡魯琴斯地區a一幢破破爛爛的殖民時代建造的大樓裡，他是著名的波斯語和烏爾都語學者；因為他是白人，既不是不可靠的小說家，也不是無足輕重的詩人，所以他和德裡寫作界的每個小圈子都保持友誼，而且他睡過的印度女人也絕對超過了為了證明自己對文學圈的有力掌控所必需的數字。

當然，我是在散播二手消息：我不認識他，也不是那幾百名受邀參加他在德裡舉辦的有關土耳其聖城衛兵的重要研究發布會的人的一個；事實上，我當時甚至還不是作家；但我讀過他的兩本書，覺得他配得上他所獲得的成功，當我聽到他去世的消息時，我和其他人一樣難過。但問題是我無處傾吐我的悲傷。所有相關的人都去了他的朗讀會。

那次活動是怎麼樣的？德裡的朗讀會，尤其是知名作家的朗讀會，都是官僚事件——官僚主義是我們首都推崇的表達方式——透納的朗讀會遵循了這種安排，我在這裡復述一下交給五十多位與會者的會議流程。

1.由君王中心總監米妮·辛格介紹名譽司儀斯利馬蒂·萊拉·巴特。

2.名譽司儀斯利馬蒂·萊拉·巴特進行介紹發言。

3.卡皮爾·蘇裡先生進行介紹發言。

4.傑弗裡·透納先生演講和朗讀。

5.觀眾提問。

6.傑弗裡·透納先生總結陳詞。

7.蘇哈塔·梅拉女士總結陳詞。

8.德什巴克·索尼先生致謝。

活動進行到第二項的時候，大部分人都後悔來參加這個乏味諂媚的活動了；等第三項開始時，大部分人都死了。

聽說爆炸的消息時，我正像往常一樣待在康諾特廣場的帕特尼克父子書店裡。帕特尼克先生走過來對我說：“我有一個請求，我今天得早點關店。”

“現在還不到五點半啊，先生！能再給我一分鐘嗎？”

我是從我父親的肥皂制造公司逃班出來的，不想回去干活。

“君王中心剛剛發生爆炸，我兒子應該在那裡。”他解釋了情況，“透納常來我們店裡，他是個很好的學者。”

我說：“我讀過他的書。”我是站在帕特尼克父子書店裡看完那本書的，感到很不好意思，但我沒有再說下去。“他還活著嗎？”我問，“有人受傷嗎？”

他說：“我還不清楚情況。或許沒事，我隻是聽說那裡發生了爆炸。目前星空電視臺還沒有報道。我不知道為什麼。但是我妻子在關注新聞。”

我說：“該死的恐怖分子。”又接著說，“希望你的兒子沒事。”

我第一次看到這個男人茫然無措：盡管書店裡又悶又熱，仿佛假裝成書店的垃圾批發店，他卻沒有出汗。他太擔憂了以至於忘記如何流汗。我離開書店，回到太陽底下，已經下午五點半了，依然陽光耀眼，我走到外面纔發現自己手裡還拿著一本平裝書。我不想告訴你們書名；我感到說出來會有損我作為敘述者的可信度；人們已經不再喜歡這種巧合，他們認為這個世界已經被臉書、電視或者新聞纏繞得那麼緊，那麼環環相扣，錯綜雜亂，如果再混以抽像的巧合，隻會把現實的邊界推往反常的地步。

但是如果我說最初正是這個巧合使我進一步身陷這個故事呢？

如果我告訴你們這本我從書店救出來的書是《曼托的瘋狂》——作者伊斯梅爾·貝格是君王中心爆炸案中唯一幸存的作家呢？

我差點想要回去把書還給帕特尼克先生，但我意識到對於一個或許剛剛失去兒子的人來說，這個舉動太無禮了。

1997年，南德裡的烏帕劇院在《邊境戰爭》的首映式上起火，劇院出口莫名其妙堵住了，大部分上層階級觀眾死於窒息和逃竄中的踩踏，而投影儀依舊在屏幕上投射出細沙般的電影畫面。相似的情形在2000年的君王中心再度發生，盡管這一次爆炸之前有一場沒有造成危害的混淆。

有兩個炸彈，一個是誘餌，一個是真的。

誘餌炸彈被放在大廳後面，嘶嘶響了很久，冒出一股刺鼻的煙霧以後就滅了。很多觀眾以為是設備走火——是協助我們生活的電線中樞流出的滾滾電子岩漿，隻有坐在偏遠角落裡的一位上了年紀的教授被輕柔的火花傷到了。

透納在臺上說：“沒事的。像是電子故障。但我們或許還是都從臺上下來比較好？安全一些。走吧。”

但兩個年輕男子先跑去幫助流血的教授，教授摔倒在走廊裡，呻吟著，一隻手捂著左眼，白發上血跡斑斑。其他人開始拎起自己的包，站成幾排，能感覺到他們因為得以離開這裡而松了一口氣。這時候真正的炸彈爆炸了。

炸彈二十英尺半徑內的所有人都立刻死了，死於熱浪以及爆炸範圍裡燃燒的塑料椅子的重擊。屋頂震碎了，垂落下來的鋼筋水泥暴露在外；一根裂開的水管朝底下死去的男人女人噴水。

剩下的觀眾，斷手斷腳，緩緩爬行，在身後留下一道道血跡，好不容易來到出口，發現出口被堵住了，於是窒息而死。

炸彈總能用最少的材料造成最大的破壞。它們無法達到地震的悲劇程度——無法讓河水倒流或者把地下的土壤擠壓成山脈——但它們能燃燒道路，撕開樓房的混凝土外牆，瞬間剝光灌木和樹的葉子，把車變成印像派藝術作品；炸彈在萬物中發現可能性，它們像是藝術家，出色的即興表演家，但它們會無意間殺死人，你們問，難道不是炸彈所蘊含的一種奇怪詩意殺死了藝術家？

不是。

之後，據說劇院裡的座位看起來像是一園子燒焦的仙人掌，炸彈如此灼熱和暴躁。

隻有兩個人活了下來：一個是君王中心的工作人員，他蹲坐在最後面，命中注定失去了兩條腿；還有一個就是伊斯梅爾·貝格，他正好出去接電話，僥幸逃脫。

想到整整一代文化人在一天裡被摧毀，不由令人感到震驚，但這正是發生在2000年4月26日的事情。所有人都死了：小說家（9人），評論家（7人），記者（6人），詩人（1人——詩歌已經死了），戲劇作者（1人），歷史學家（4人），學者（3人），編輯（4人）。這就像是一場斯大林的清洗運動，但沒有二十年共產主義的先兆，讓那些更實用主義的知識分子可以有時間逃去美國，或者在死之前瘋狂工作。這場突發的天纔洗劫導致的結果是，到了2005年，當印度突然感覺自己成為了世界強國，拿得出手的卻隻有像我這樣的二流作家或者像薩爾曼·拉什迪a這樣已經確立了神壇地位的作家。而初露頭角的作家，一個一個的都無足輕重，缺乏經驗，充滿戲劇性和身為印度人的自我覺知，他們在文學圈出版一本書以後便無影無蹤。

而原本應該發生的情況是這樣的：2000年在德裡相對籍籍無名辛勤寫作的男男女女，應該以他們的作品得到全世界對印度的關注作為獎勵。經過幾年的籌備以後，他們已經做好準備——通過他們的第三或者第四本書——呈現出一個真實的、本土的、出色的、別具風格的民族文化，而不是那種起源於西方的，也不是去迎合西方或者依靠西方的贊揚和認可的文化。

“你太悲觀了，”朋友們告訴我，“每個人都為西方出賣自己。”

或者：“爆炸事件給幸存者帶來巨大壓力，他們會寫得比原來更好。”

我同意，身為幸存者群體的一員是一種浪漫；但是幸存者群體難道不應該是在出於智慧的力量而活下來的前提下纔值得贊揚嗎，而不是因為沒能取得一張名額有限的德裡文學活動邀請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