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 D. 塞林格（1919—2010）
青年人的精神守望者，傳奇的文學隱士。
20歲前，熱衷寫作和表演，編輯校報，在校劇團反串女角。三進大學，三度退學。
20歲後，開始發表短篇，參加諾曼底登陸、許特根森林血戰，反間諜，審訊納粹，解放集中營，獲總統嘉獎令和五顆戰星。
30歲前後，退伍後戰爭創傷應激障礙嚴重，以寫作和修禪療傷。陸續發表《九故事》中的短篇。其中一篇由好萊塢改編入圍奧斯卡獎，但塞林格觀影後大為光火，之後拒絕任何影視改編。
32歲出版《麥田裡的守望者》，用首印稿費買下偏遠山鄉一處不通水電的老宅。
33歲，搬出紐約公園大道的公寓，隱居鄉村，開荒種地，結婚生子。
35到40歲之間創作《弗蘭妮與祖伊》，《抬高房梁，木匠們；西摩：小傳》。之後未再正式公開發行作品，聲稱隻為自己而寫。
91歲逝世。全球讀者自發紀念，網絡朗誦塞林格作品。

海明威：
他可真TM的纔華橫溢！

鄭淵潔：
隻要《麥田裡的守望者》還有讀者看，塞林格就一直活著。沒授予塞林格諾貝爾文學獎，是諾獎評委會的遺憾。

北島：
我願客死他鄉，與世無爭，隻求做麥田裡的守望者……

比爾?蓋茨：
十三歲時我初次讀到《麥田裡的守望者》，自那以後，我一直都對人說，那是我*愛的書。

伍迪?艾倫（導演）：
《麥田裡的守望者》於我來說是一本非常特別的書，讀它是一種純粹的享受。

村上春樹：
我邊翻譯塞林格的書邊暗自贊嘆，居然能寫得這麼妙。盡管我也是個小說家，但我無論如何也達不到這個水平，唯有佩服。

蘇童：
大學時代，塞林格是我*痴迷的作家。我把能覓到的他的所有作品都讀了。我無法解釋我對他的這一份鐘愛。

止庵：
可以這樣說，如果沒有塞林格，就沒有王朔，也沒有王小波。

麥家：
陪伴我啟程的是一本書，一個作家，就是《麥田裡的守望者》，就是塞林格。我心裡*溫柔的部分永遠屬於塞林格，我願意讀他的每一個字……

大約二十多年前，我們一大家子飽受流行性腮腺炎的折磨，某天晚上，我小的妹妹弗蘭妮被連人帶床搬進了我那間貌似無菌的房間，那是我跟我大哥西摩合住的房間。當時我十五歲，西摩十七歲。凌晨兩點左右，我被這位新室友的哭聲吵醒了。我一動不動地躺著，聽她號啕大哭，幾分鐘後，我聽到，或許是感覺到，我旁邊床上的西摩有了動靜。那些日子裡，在我們兩張床之間的案幾上一直放著一支手電筒，以備不時之需，不過我記得還從沒用過。西摩打開手電筒，下了床。“奶瓶在爐子上，媽囑咐過。”我對他說。“我剛剛喂過她，”西摩說，“她不是餓了。”他在黑暗中走到書櫥邊，將手電筒沿著書架慢慢地來回掃著。我從床上坐了起來。“你要干嗎？”我說。“我在想或許我該給她念點什麼。”西摩說，一邊取下一本書。“老天，她纔十個月大。”我說。“我知道，”西摩說，“嬰兒有耳朵，他們聽得見。”
那晚西摩打著手電筒給弗蘭妮念了一個故事，那是他喜歡的一個道家的故事。直到今天，弗蘭妮還發誓說她記得西摩曾經給她念過這個故事：
秦穆公對伯樂說：“你如今上了年紀。你家中是否有人能替你給寡人相馬呢？”伯樂答：“一匹好馬可憑其體態外形來挑選，但一匹絕塵彌轍的上乘駿馬卻稍縱即逝，縹緲如輕煙。我的兒子們纔能平庸；他們見到一匹好馬固然能夠識別，卻識別不了上乘的駿馬。然則我尚有一友，名九方皋，是個賣劈柴和蔬菜的，但凡有關馬的事情，其眼力絕不在我之下。懇請陛下召見他。”
穆公遂召見九方皋，旋即派他前去尋找一匹坐騎。三個月之後，九方皋回來稟報已找到一匹。“如今馬在沙丘。”他又道。“此馬何等模樣？”穆公問道。答曰：“呃，為一褐色母馬。”待得打發人去取馬，卻發現是匹烏黑的公馬！穆公大為不悅，召見伯樂。“你那位朋友，”穆公道，“領我之命去尋馬，弄得一團糟。你道怎的，他連馬的毛色性別都分焉不清！關於馬他究竟懂些什麼呢？”伯樂滿意地嘆了口氣。“他當真已到此等地步了嗎？”他高聲嘆道，“哎，那他的價值不啻於一萬個我了。我實不能與他相提並論。皋放眼所見乃精神之機制。了然精華所在，故拋平常細節於腦後；既著眼於內在本質，外在特征則可視而不見。其所見即為其所欲見，而非其所不欲見。他隻看他應看之物，至於不必看者一概不屑之。善相馬如皋者，確乎有本領相尤比馬更貴重之物也。”
待馬來到，果然是匹上乘的駿馬。
我在這裡重述這個故事，不僅是因為我總不厭其煩地給十個月大的孩子的父母或哥哥們推薦一篇好文章來充當安慰奶嘴，而且另有一個原因。此後緊接的是關於1942年一次婚禮的記述。在我看來，這段記述獨立成章，有開始有結尾，以及必死的命運，獨具一格。不過由於我是一個當局者，我覺得有必要提一句，1955年的今天，那位新郎已不在人世。他於1948年自殺了，當時他正和妻子在佛羅裡達度假……不過毫無疑問，我真正想說的是：自從新郎永遠地退居幕後，我終究也沒能想出我可以派誰代替他去尋馬了。
1942年5月下旬，潘塔奇斯馬戲團的退休雜耍演員萊斯?格拉斯和貝茜?蓋勒格的子女們——一共七個——誇張點說，遍布在美利堅合眾國的四面八方。我是這家的老二，當時正躺在佐治亞州本寧堡的部隊醫院裡，害的是肋膜炎——十三個星期步兵基本訓練留給我的小小紀念品。雙胞胎沃特和維克一年前就被拆散了。維克在馬裡蘭州一個拒服兵役者的拘留營裡，而沃特隨著一支野戰炮兵部隊正待在太平洋上的某個地方——也許還在路上。（我們始終沒能完全搞清楚，在那段特殊時期，沃特究竟在哪裡。他從來不怎麼愛寫信，等他死後我們也沒了解到多少關於他個人的情況——幾乎可以說是零。1945年深秋，他在日本死於一場荒唐得難以形容的美國大兵事故。）我的大妹妹，波波，按出生年月算排在我和雙胞胎之間，她是海軍女子預備隊的少尉，斷斷續續地駐在布魯克林的一個海軍基地。那年春夏，波波一直用著我大哥西摩和我在紐約的那套小公寓，我們倆入伍後，那套公寓實際上就是空關著了。家裡小的兩個孩子，祖伊（男）和弗蘭妮（女），跟我們父母一起住在洛杉磯，我父親正在那裡為一家電影公司當星探。那時祖伊十三歲，弗蘭妮八歲。他們倆每星期都參加一檔電臺的兒童智力問答節目，名為《智慧之童》，這名字中的刻薄諷刺倒是很典型，隨著電波傳遍東西海岸。我還是索性在這兒提一筆吧，我家所有的孩子，都有一陣子——或者說，在某一年——是這檔每周一次的《智慧之童》節目聘用的“嘉賓”。西摩和我於1927年早參加《智慧之童》，當時我們一個十歲，一個八歲，節目是從那家老旅館默裡山飯店裡的一間會議廳裡“放送”出來的。我們七個，從西摩到弗蘭妮，都用化名參加過這個節目。這聽起來也許著實反常，我們都是雜耍演員的孩子，這個人群通常對公開揚名不抱反感，可是我母親有一回在雜志上看到一篇文章，談到職業兒童都不得不背負精神上的小十字架——正常意義上的社交圈往往令人向往，而他們卻與之格格不入——因此母親在這一問題上采取了不屈的立場，從來沒有動搖過。（到底該不該把大多數，或者所有的“職業”兒童當作擾亂治安者，並相應地予以懲處、憐憫，抑或毫不留情地訴諸法律，這會兒根本不是討論這個問題的時候。眼下，我隻想作如下聲明：我們從《智慧之童》這個節目所得的收入支持我們中的六人念完了大學，如今正把第七個送進大學。）
我的長兄西摩——此時此地我幾乎就是一門心思地要寫他——1942年時是一名下士，所屬部隊當時仍叫空軍。他駐在加利福尼亞州的一個B-17轟炸機基地。我相信，他在那裡是做連隊代理秘書。我不妨加一句，這不是括號性質的補充說明，西摩是我家寫信少的一個。我這輩子收到他的信也不到五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