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巴黎塞納河左岸的拉丁區，靠近盧森堡公園的奧黛翁，有一家名叫孔岱的咖啡館。它像一塊巨型磁鐵一樣，吸引著一群十八到二十五歲的年輕人。他們“四處漂泊，居無定所，放d不羈”，過著今朝有酒今朝醉的日子，從不考慮未來，享受著文學和藝術的庇護。在這群客人之中，有一個名叫露姬的二十二歲女子特別引人注目。她光彩奪目，就像銀幕上光芒四射的女影星。她是從哪裡來的？她有著怎樣的故事？她的迷人光芒之後隱藏著怎樣不為人知的秘密？她是不是在逃避什麼？故事圍繞著這名年輕女子的失蹤展開。四個敘述者紛紛登場，他們都已*人稱“我”的口吻，向讀者娓娓講述露姬的短暫人生經歷。

《暗店街》是莫迪亞諾出版於1978年的小說，榮獲當年的龔古爾文學獎。
二戰後的巴黎。一個得了健忘癥的男人被好心的私家偵探於特收留，獲得了新的身份：居依·羅朗。羅朗為於特當了八年助理偵探，在於特退休之際，決定揭開自己的經歷與身世之謎。在采訪各種人物、搜集線索之後，他開始懷疑自己曾經擁有多重身份。他真的是照片上的那個年輕人，被許多人指認的那個南美外交官？他的記憶也許是在逃離德占區時喪失的？
在這部獨特、優雅的小說中，帕特裡克·莫迪亞諾塑造了一個尋找自己身份的男人。他神秘的過去被掩藏在德占時期的巴黎，那是法蘭西記憶的黑洞……
他之所以同情我，是因為——事後我聽說——他也失去了自己的蹤跡，他的一部分身世突然間好似石沉大海，沒有留下任何指引路徑的導線，任何把他與過去聯繫起來的紐帶。我目送這位身著舊大衣、手提黑色大公文包的筋疲力盡的老人在夜色中漸漸遠去，在他和過去的網球運動員，英俊的、一頭金發的波羅的海男爵康斯坦丁·馮·於特之間，哪有什麼共同之處呢？

中篇小說《隱形墨水》出版於2019年，內容關於記憶的取舍。小說的第一部分發生在巴黎。“我”離開偵探事務所時帶走了一份懸而未決的案件：尋找名叫諾埃爾·列斐弗爾的女人。調查中，“我”在一間公寓裡找到了她的筆記本，上面記載的地點和人名既是線索也是謎團。案件逐漸走入不確定的記憶的深處，令人無法放手。小說的第二部分發生在羅馬。一個替朋友照看畫廊的女人遇見了一個從巴黎來的男人。兩人閑聊，散步。在午後的露臺上，男人的側臉讓女人想起了往昔。

此生之中總有空白，那些翻開“檔案”時引人猜想的空白。“檔案”是薄薄一頁，裝在隨時間流逝而逐漸泛白的天藍色文件夾裡。曾經的天藍色，已經發白。“檔案”一詞寫在文件夾中央。墨色深黑。

這是於特的事務所留給我的唯一紀念，證明我曾經在這間窗口朝向院子的舊式三居室公寓裡待過。那時我不過二十出頭。於特的辦公室在最裡面那個房間，裝檔案卷宗的櫃子也在那裡。為什麼是這份“檔案”，而不是另一份？也許，就是因為那些空白。還有，它並不在放卷宗的櫃子裡，而就在那裡，被隨手丟在於特的辦公桌上。如他所言，一個懸而未決的“案子”——它會永遠是個懸案嗎？——這也是他聘用我來 “試工”（用他的話說）的那天晚上，他跟我談的第一個案子。幾個月後，另一個夜晚的相同時間，當我放棄這項工作，徹底離開事務所的時候，我瞞著於特，在和他道別，悄悄把隨意放在他辦公桌上的天藍色文件夾裡的這頁檔案放進了自己的公文包。作為紀念。

是的，於特交給我的第一個任務就是關於這頁檔案的。我得去15區的一幢大樓的門房處詢問門房太太，有沒有一個叫諾埃爾·列斐伏爾的人的消息，一個給於特出了雙重難題的人：她不隻是忽然失蹤，她的真實身份甚至都還不確定。去過門房之後，於特還讓我帶著他給的一張卡片去郵電局。卡片上標著諾埃爾·列斐伏爾的名字、地址和照片，用來取那些留局自取的郵件。這個名叫諾埃爾·列斐伏爾的人把它忘在了住所。接著我得去一個咖啡館，打聽人們最近有沒有在那兒見過諾埃爾·列斐伏爾，還得坐在那裡直到黃昏，以防諾埃爾·列斐伏爾出現。這些事情都發生在同一個街區，同一天。

大樓的門房太太很久纔來應門。我敲著門房的玻璃窗，越敲越響。門開了道縫，一張困倦的臉從後面探出來。我一上來就覺得她對“諾埃爾·列斐伏爾”這個名字沒什麼印像。

“您最近見過她嗎?”

結果她用干巴巴的聲音回答我：

“……沒有，先生……我有一個多月沒見過她了。”

我沒敢再問別的問題。也許是沒時間問，因為她立刻關上了門。

在郵局，工作人員仔細看了我遞給他的卡片。

“先生，但您不是諾埃爾·列斐伏爾。”

“她不在巴黎，”我對他說，“她讓我來取她的信件。”

於是，他起身，走到一排格子架前，看了看上面為數不多的信件，回過身衝我搖頭。

“沒有諾埃爾·列斐伏爾的信。”

我隻好去於特跟我說的那個咖啡館了。

晌午剛過。小小的咖啡館裡沒有什麼人，除了一個男人，在櫃臺後看報。他沒見我進來，繼續讀報。我不知道該如何起頭提問。好像就直接把有諾埃爾·列斐伏爾名字的卡片遞給了他？於特讓我做的事情令我有些尷尬，我靦腆的個性適應不了。男人抬起頭來看著我。

“您最近沒見過諾埃爾·列斐伏爾嗎？”

我好像講得太快了，快到句子都沒說全。

“諾埃爾？沒有。”

他回答得那麼簡短，我差點要接著問他幾個關於這個人的問題了。但我怕引起他的戒備心。於是，我在人行道上窄小的露天座位裡挑了一張桌子，坐了下來。他過來點單。這是個打聽更多消息的時機。一些無關痛癢的句子在我腦子裡盤旋，可以從他那裡問出些確切的消息。

“我還是等等她吧……諾埃爾可說不準……您覺得她還住在這個街區嗎？要知道她約我在這裡見面……您認識她很久了嗎？”

可是當他端來我點的石榴汁時，我什麼也沒說。

我掏出於特給我的那張卡片。今天，一個世紀之後，我在克萊爾楓丹牌筆記本的第十四頁停下筆來端詳這張“檔案”裡的卡片。“準予無附加費用代為收取留局自取郵件憑證。許可事項1號。姓：列斐伏爾。名：諾埃爾，現居巴黎15區。地址：公會路88號。持證人照片。準予無附加費用收取留局自取郵件。”

照片比那種簡陋的一次性成像照大很多。顏色過深。說不出她眼睛的顏色。也確定不了頭發的顏色：褐色？淺栗色？坐在咖啡館露天座位的那個下午，我極盡專注之能事，盯著這張線條模糊的臉，我不確定能認出諾埃爾·列斐伏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