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麗絲?萊辛（Doris Lessing，1919—2013）
2007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繼弗吉尼亞?伍爾夫之後的又一女作家，不屈的自由女性，硬核的“文壇女鬥士”。
1919年10月22日，在伊朗古城的一所石屋中，多麗絲?泰勒出世了。她的父親本是英國的一名普通銀行職員，在“一戰”參軍失去了一條腿；母親曾是父親截肢時的管床護士。多麗絲4歲時，全家輾轉回到英格蘭老家，不久又遷至非洲的津巴布韋墾荒種地。
14歲時，多麗絲因眼疾退學，為逃離貧窮壓抑的原生家庭和荒涼閉塞的鄉野，到南非大都市謀生，先後做過護士、保姆、接線員。25歲時，她隨第二任丈夫、一名德國流亡共產黨人改姓萊辛。30歲和平分手後，她攜幼子返回母國，隻帶著少量現金和書稿、衣服，以及一箱書，但她不禁歡呼：“我自由了，我終於完全成為我自己。我是我自己創造出來的，我是自足的獨立個體！”
翌年，萊辛從非洲帶來的書稿《野草在歌唱》出版，轟動英美文壇。她43歲時，長篇小說《金色筆記》問世，被譽為“女性解放運動啟蒙書”；但萊辛拒絕這一標簽，說“我想寫的是一部記錄時代的編年史”。她交遊廣泛，情史豐富，熱衷於社會運動，也因曾是共產主義的有力支持者，受到英國軍情五處長達二十年的秘密監視。
在不同文明、種族間的遷徙和波瀾壯闊的人生，賦予了這位“亞非歐的女性精靈”非凡的見識；她一生寫下五十餘部小說，曾獲毛姆文學獎、英國皇家文學會榮譽獎等幾十項大獎，88歲時獲諾貝爾文學獎。
諾貝爾文學獎評委會說：“萊辛改變了我們審視這個世界的方式。”

多麗絲?萊辛：我被貼上過一切可能的標簽，而我自己卻從未有過任何改變。

萊辛是一個高級的解讀者、高級的兩性關繫的觀察者，也是一個愛者。
——文珍

作為女人，她經歷坎坷，但仍舊開朗豁達，對世界對生命，充滿了好奇心……她一直在創造，一直在嘗試，八九十歲了，仍像年輕作家一樣熱情地寫作。她作為作家和女人兩方面，都讓我欽佩。
——西門媚

她是那種很自信的、理想的作家，她的作品裡有很多理念，有反復進退的思考。
——梁文道

萊辛是諾貝爾獎的理想贏家。畢竟，這個獎是關於理想主義的，並且是建立在作家能夠讓世界變得更美好的信念之上的。
——《每日郵報》

她是極少數天纔的文學預言家之一。
——A.S.拜雅特

萊辛有一流的批評頭腦，她對社會和政治的觀察犀利無比。
——《邁阿密先驅報》

“1945年以來英國的偉大作家”萊辛排名第五。
——《泰晤士報》

大家都記得那個時代。對我，對別人都一個樣。我們至今還反反復復說起共同經歷的那些事件的細節，不管是自己說還是聽別人說，都仿佛要表示：“你也有過這樣的感覺嗎？那情況肯定就是這樣了，不錯，事情就是如此，毫無疑問，我並沒有胡編亂造。”我們互相進行著細節上的印證或爭論，就像人們在一次旅行中見到什麼奇異的動物之後通常所做的那樣：“你見到那條大藍魚了嗎？真的嗎？你見的那條是黃的！”但我們去過的是同一片大海。在那段漫長的、緊張不安的時期終結之前，每個人、每個地方的情況都相同，城市裡更—幾條街道、一片樓群、一座旅館，與各個城市、各個國家和整個大陸……都沒有什麼不同。沒錯，我同意就我們談及事件的性質而言，拿稀奇罕見的魚、海洋等做比喻未免過於誇張。可在這裡用來討論我們每個人回顧一生中某一時期的方式，也許還算適當。回顧那些事件，會發現我們能夠比當初事件發生時感覺到更多內涵，即便這些事件令人喪氣得如同假日後公共草地上遺留的垃圾。人們會彼此比較，仿佛希望或期待將事件本身某些尚未得到認可的東西確認下來。遠不止這些，他們似乎要將某些東西完全排除在外。是快樂嗎？在我的一生中，我也偶爾關注這個詞，觀察它，但我從未弄清楚它到底是什麼東西。是一種意義，還是一種目的？不管怎麼說，在心智框架內回顧往事，似乎會沉浸在一種毫不相干的物質之中，與經歷無關。那怎麼可能是真實的記憶？是懷舊嗎？不是。我沒有談這個。也不是渴求呀懊悔呀這一類毒害人的熱望。我們每個人都想給自己並沒有多大意義的往事增添重要性，我們會說：“你知道，我就在那兒。我親眼所見。”但這裡說的也不是這個問題。
正因為我們有這個傾向，也許我就可以使用天馬行空的比喻了。我當時真的在那片大海裡見過魚，就好像鯨呀海豚呀自己想好了要以緋紅和翠綠現身。可我當時並未弄明白看到的情景，當然也就無從知曉我的個人經歷有多少是眾所周知，又有多少能與別人共享：回顧往事，我們首先承認的是彼此的共同點，而不是不同點。
現在我們大家周知的一件事，對於每一個人來說都是真實的，但我們每個人都私下裡認為那是深藏於自己心智中的獨特性的證據，都覺得那是以非官方方式進行的。我們對新聞廣播、報刊，以及聲明、公告都習以為常，這些東西都是我們不可或缺的：沒有了它們，我們就變得沮喪、焦慮，原因當然在於你必須看到官方的印戳纔放心，特別是在這麼一個時期——事情的進展全部出乎意料。而事實是，我們每個人都在非官方渠道的某一點上，意識到我們獲知的真相與輿論宣傳的非常不同。成串的詞語把事件具體化成一幅圖景，幾乎就是一段描述：“然後事情就發生了，某某人當時說……”但在更多情況下，詞語在漫不經心的對話中脫口而出，甚至可能是你的自言自語。“是的，當然啦！”你會這麼說，“就是這麼回事。我早就知道了。隻是我還沒有耳聞，我之前不明白……”
對當局，即對作為賓語和主語的“他們”（Them and They）的態度變得越來越矛盾，而且我們所有人都相信我們正生活在一個特定的無政府狀態的社會中。當然情況並非如此，哪兒都看不到什麼異樣。也許到後面再來闡述這個問題要更好一些，這裡隻是想說：“它”（it）這個詞的用法一直是危機和公眾憂慮的信號。“他們怎麼就這麼不稱職！”“上帝呀，情況糟透了！”上面兩句話之間存在著明顯的不同，這種不同就像“情況糟透了”與“這兒也開始了”或“對此，你又聽說些什麼”的區別。
在我們討論“它”之前，我要把情況描述一下。我們仍舊處於總體上的不安定階段。情況不怎麼好，甚至是相當糟。許多方面的情況都很糟：功能癱瘓，看不到希望，或者用新聞廣播可能采用的字眼，事態“令人恐慌”。但就某種意義而言，“它”讓人感覺到的是不可避免的緊迫的威脅。真的不可避免。
我住在一幢公寓樓中，是幾幢相仿的公寓樓中的一幢。我住在底層，貼著地面。在這裡的感覺與那些高層住家不能同日而語；在他們那裡，鳥兒在窗與窗之間沿著無形的固定路線飛來飛去，飛翔的鳥群投來好奇和思索的目光，道路交通和塵世遠遠地在下面。我不是這樣，我屬於那種總要仰望、想像高處會發生什麼事的人。在高處，窗戶通風要好得多，前門通向公用電梯，然後往下，往下，然後就聽到了交通的喧囂，聞到了化學制品、植物……以及大街的味道。這些公寓不是由市議會建造的，市議會建造的公寓樓外牆上滿是塗鴉，電梯裡有尿跡，入口大廳的牆上有糞便的污跡。這些公寓不是直接建在窮人的街區，而是由私人出資建造，很厚重，很寬敞地建在昂貴的地皮上—以前挺昂貴的地皮。房子的牆很厚，因為這裡的住戶有錢為他們不受干擾的獨處付費。一進門是一個寬敞的大廳，鋪了地毯，甚至還有幾個花臺。雖是人造花，卻也夠好看的了。有一個看門人。這些公寓樓是這類房屋應有的堅固和體面的典範。
可在那個時候，由於許多人都離開了城市，住在這些公寓樓裡的家庭並不都屬於原先這裡典型住戶所屬的那個階層。幾年來，正像窮人遍布他們侵入的街道，空出來的房屋也被擅自占房者占據，住進了單個家庭或多個家庭組成的群體，久而久之，我們都不能明確地說：這是一個工人階級居住區，這是我們同類的居住區。同樣，在這些曾經隻住過富人、專業人士和生意人的樓房裡，現在居住著窮人家庭或家族。也就是說，公寓、樓房已屬於那些有膽量搬進來住的人。在我住的樓房的走廊和門廳裡，就像在大街上或市場裡那樣，你可以遇到各種各樣的人。
一位教授、他的妻子和他們的女兒住在走廊另一頭與我相似的套間裡；我樓上住著一家有許多親戚和孩子的印度人。我特意提到這兩個住戶，是因為他們靠近我，因為我想表示在……開始之前，我並非對牆後面和天花板上面的情況一無所知。是什麼開始之前呢？對此很難表達，因為沒有什麼可供我準確地描述，沒有任何確定的東西……現在我並不是在談論社會壓力和公共事件，我們將它們歸納到作為賓語和主語的“他們”“它”之類的詞語，但我個人的發現在當時卻變得如此迫切，對我一直提出這樣的要求。我不能說：“在這樣的一天，我知道在牆的後面正過著某種類型的生活。”我甚至都不能說：“是在那年的春天裡……”不是這樣的，察覺到在離我那麼近的地方展開的、我無法看見的別人的生活，是一個緩慢的過程，確實要歸入我們用“領悟”這個詞進行描述的認識範疇，帶有“逐步達到理解”的含義。這樣一種漸進過程也許需要好幾個星期，好幾個月，好幾年。當然你能“知道”某些東西，卻不能“認識”別人的生活。（你也會知道了，然後忘掉！）回顧過去，我可以確定地說，那面牆背後的別人生活或狀態的進展，早在我“領悟”到這一切之前，就在我內心的背陰處存在，那是我先前傾聽的內容和傾聽的目的。但我無法記下具體的日期或時間。當然這種內心的成見要先於公開的觀點，即我之前提到過的，我希望不要把這隨便就看作“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