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 言

第一部  巴黎（1871—1899）

1 西區

2 一張花床

3 “引導她的馭像人”

4 “觸感如此柔滑，如此輕盈”

5 一盒兒童糖果

6 一隻鑲著眼睛的狐狸，木制

7 黃色扶手椅

8 埃爾斯蒂爾先生的蘆筍

9 連埃弗呂西也上當了

10 我的小禮物

11 一場“盛大的5點鐘派對”

第二部  維也納（1899—1938）

12 波將金城

13 錫安大街

14 正在發生的歷史

15 “兒童畫裡的巨大方盒”

16 “自由廳”

17 年輕可愛的小東西

18 很久很久以前

19 舊城的樣式

20 維也納萬歲！柏林萬歲！

21 字面上為零

22 你必須改變你的生活

23 黃金國度 5-0050

第三部  維也納，克韋切什，唐橋井，維也納（ 1938—1947）

24 “大規模遊行的理想地點”

25 “一個不可能有第二次的機會”

26 “單程有效”

27 催人淚下的事

28 安娜的口袋

29 “一切都相當公開、透明和合法”

第四部 東京（1947—2001）

30 春筍

31 柯達膠片

32 你從哪裡得到它們的？

33 真正的日本

34 關於拋光

尾聲  東京，敖德薩，倫敦（2001—2009）

35 志良

36 一臺天體觀測儀，一臺測繪儀，一臺地球儀

37 黃色，金色，紅色

致謝

前言

1991年，我得到一個日本基金會提供的兩年獎學金。這個計劃的目的是選定7名專業興趣不同（工程、新聞業、工業、制陶）的英國年輕人，讓他們有機會在一所英國大學學習日語，然後到東京生活一年。我們的所得將有助於開創與日本接觸的新時代。我們是這個計劃接納的第一批人，背負著很高的期望。

第二年，每天上午我們都要穿過街頭林立的快餐店和電子商品店上山，去澀谷的一所語言學校學習。當時東京正從20世紀80年代泡沫經濟的破滅中復蘇。上班族常常在全世界最繁忙的人行橫道上駐足，隻為了看一眼屏幕上爬升得越來越高的日經指數。為了避開地鐵高峰，我會提前一個小時出門，去與一位年長的獎學金獲得者踫面，他是位考古學家；我們會在去學校的路上喫肉桂面包、喝咖啡，當作早餐。我有家庭作業，正經的家庭作業，從我小學畢業後，這還是第一次。我每個星期要學習150個日文漢字，分析小報上的一篇文章，每天還要背誦幾十條日常對話。我從來沒有像這樣害怕過家庭作業。其他年輕的獎學金獲得者會用日語和老師們談笑風生，談論他們看過的電視節目或政治丑聞。語言學校有兩扇綠色的鐵門，我記得，為了體會28歲的人踢學校大門是什麼感覺，有一天早晨我踢過這兩扇門。

下午的時間由我們自由支配。每星期有兩個下午，我會在一間陶藝工作室度過，周圍有各種各樣的人，從制作茶碗的退休商人，到用粗紅陶土和網格制作前衛作品的學生，大家共處一室。付過預付款後，拉過一條無人占用的長凳或帶腳輪的椅子，就可以坐下來開工了。那裡並不嘈雜，但不時地有興奮的嗡嗡交談聲。我開始第一次用瓷泥制作作品，把罐子和茶壺的陶坯從轉輪上取下來，然後輕輕撫平它們的邊緣。

我從小就開始制作各種盆盆罐罐，並纏著父親帶我去上夜間學習班。我的第一件作品是一隻上了奶白色釉、帶一抹鈷藍的碗。我學童時期的大多數下午是在一間陶器廠度過的。我17歲就早早離開了學校，向一位嚴師學習，這位老師是英國陶藝家伯納德·裡奇（Bernard Leach）的信徒。他教會我材料之間的關聯和適用性：我用灰色黏土制壞過數百個湯碗和糖罐，也因此打掃過數百次地板；我還會幫忙制作釉料，精心調配成東方色彩。他從未去過日本，書架上卻有很多關於日本陶器的書。上午茶的時候，我們會討論某個茶碗與我們手裡的咖啡杯相比，有什麼優點。他會沒頭沒腦地說，注意，少就是多。我們通常在沉默或古典音樂聲中工作。

我在少年時代的學徒生涯中期，曾在日本度過了一個長長的暑假，拜訪日本各地的陶器村，包括益子町、備前和丹波，向一些同樣嚴厲的制陶師傅學習。每一次推拉紙門的聲響，或茶館花園裡的流水漱石聲，都能使我頓悟，就像每間鄧肯甜甜圈店前的霓虹燈都能讓我心神不安一樣。回國後，我為雜志寫了一篇文章，記錄了當時自己有多麼投入其中，文章的題目是《日本和陶藝家倫理：培養對材料和時代印記的敬畏》。

學徒期結束後，我在大學學習英國文學。我花了7年時間默默無聞地獨立工作，在威爾士邊境布置工作室，後來又來到糟糕的內城區。我非常專注，我的瓶瓶罐罐也一樣。現在我又一次來到日本，在一間亂糟糟的工作室裡，坐在我旁邊的男人在大聊棒球，我則在制作一隻束口瓷瓶。我自得其樂：事情進展得不錯。

每星期有兩個下午，我會來到日本民間工藝博物館（Nihon Mingei-kan）的檔案室，撰寫一本關於裡奇的書。博物館位於郊區，由一座農莊改建而成，藏有柳宗悅收集的日本和朝鮮的民間工藝品。柳宗悅是一位哲學家、藝術史學家和詩人。他發展了一套理論，解釋為什麼由一些不知名手藝人制作的工藝品，如陶器、籃子、布藝等，看起來會那樣美麗。在他看來，是因為在大量制作物品的過程中，制作者完全超脫了自我，從而使這些物品表現出無意識的美。20世紀早期，年輕的他和裡奇在東京成了形影不離的好朋友，他們常常寫信，互相交流閱讀布萊克（Blake）、惠特曼（Whitman）和羅斯金（Ruskin）的心得體會。他們甚至在東京郊外不遠的小村子裡創辦了一個藝術家聚居地。在那裡，裡奇在當地男孩的幫助下制陶，柳宗悅則向他那群放蕩不羈的朋友講述羅丹（Rodin）與美學。

穿過一扇門，石頭地板變成辦公室鋪著的油氈，後面走廊的盡頭就是柳宗悅的檔案室：長12英尺、寬8英尺的小房間。房間裡有幾個頂著天花板的書架，上面全是他的書和一摞摞馬尼拉紙盒，紙盒裡裝著筆記和信件。房間裡還有一張書桌和一盞燈。我喜歡檔案室。這個檔案室非常安靜，而且極為昏暗。我在這裡閱讀，做筆記，計劃寫一本關於裡奇的修正主義歷史的書。那將是一本隱秘地探討日本風的書，西方由此熱情而富有創造性地誤解了日本上百年。我想知道日本為什麼能讓藝術家群體產生如此的熱情和專注，以及讓學術界固執地提出一個又一個誤解。我希望通過撰寫這本書，能幫助自己從對這個國家無法自撥的深深迷戀中解脫出來。

每星期還有一個下午，我會和我的舅公伊吉（Iggie）在一起。

我從地鐵站出來後走上山，走過閃閃發光的啤酒售賣機，走過埋葬著47名武士的泉嶽寺，走過一座形狀奇特的巴洛克風格的神道教會堂，走過由直率的X先生經營的壽司吧，然後在高松宮宣仁親王植有松樹的花園的高牆邊右轉。我走進大樓大門，乘電梯上到六樓。伊吉會坐在靠窗的扶手椅上看書。多半是埃爾莫爾·倫納德（Elmore Leonard）或約翰·勒卡雷（John Le Carré）。或法文的回憶錄。“很奇怪，”他說，“有些語言就是要比別的語言溫暖。”這時我通常會彎下腰，他會給我一個吻。

他的書桌上擺著一本空記事簿、一沓帶有他的信頭的信紙，還有鋼筆，盡管他已不再寫作。從他身後的窗戶看出去，是一臺臺的塔弔。東京灣消失在四十層高的公寓樓背後。

我們一起喫午飯，午飯通常由他的女管家中村太太準備，或交給他的朋友志良操辦，後者住在這套內部連通的公寓裡。午飯通常是一份煎蛋卷和沙拉，來自銀座一家極好的法國面包店的烤面包。一杯冷白葡萄酒，桑賽爾或普伊—富美。一個桃子。一些奶酪，然後是非常好喝的咖啡——黑咖啡。

伊吉84歲了，有點駝背。他總是穿得無可挑剔：人字呢外套，衣袋裡掖著手帕，配以灰白的襯衣和領帶，顯得非常得體。他留有一小撮白胡子。

午飯後，他會拉開長玻璃櫃的滑動門——這個玻璃櫃幾乎占了起居室的整面牆，然後取出一隻又一隻根付：鑲著琥珀眼睛的兔子；佩武士劍、戴頭盔的小男孩；幾乎隻看得見肩膀和四肢、轉過頭吼叫的老虎。他會遞給我一隻，我們一同觀看，然後我再把它小心翼翼地放回玻璃架上幾十個動物和人物中去。

我會為玻璃架上的小杯子注水，以防像牙在干燥的空氣裡出現裂紋。

“我有沒有告訴過你，”他會說，“我們小時候有多麼喜愛這些東西？它們又是怎麼由巴黎的一個親戚送給我父母的？我有沒有跟你說過安娜口袋的故事？”

談話的主題可能會發生奇怪的轉變。這一刻，他或許還在講他們在維也納的廚子做了皇家薄酥餅，當作他們父親的生日早餐，那是一種多層煎餅，上面撒了層糖霜；然後由管家約瑟夫隆重地端進餐室，用一柄長餐刀切開來；爸爸還一直說，就算是皇帝過生日也不可能指望有比這更好的開端。但下一刻，他又談起莉莉的第二次婚姻。誰是莉莉？

感謝上帝，我想，即使我不了解莉莉，至少對某些故事發生的地點足夠了解：巴德伊舍（Bad Ischl）、克韋切什（Kövecses）、維也納。隨著塔弔上的建築燈光在黃昏時分亮起，並向東京灣深處延伸，我會產生這樣的想法：我要做個書記員，也許應該拿上筆記本坐在伊吉旁邊，把他口述的“一戰”前的維也納記錄下來。我沒有這樣做。這種做法過於鄭重其事，也不恰當，似乎還顯得貪婪。就像在說：這是個美好而珍貴的故事，我要占有它。總之，我喜歡事物在不斷打磨中變得圓滿的方式，而伊吉的故事裡還有些生硬的河石。

就在那一整年的午後，我得知他們的父親為他姐姐伊麗莎白（Elisabeth）的聰穎而驕傲，還聽說他媽媽不喜歡女兒巨細無遺的講話方式。講話要有重點！他還常常帶著幾分熱切，提到和妹妹吉塞拉（Gisela）玩的一個遊戲。他們得從客廳拿走一些小東西，帶到樓下，避開男僕，穿過天井，然後順著階梯來到地下室，把它們藏在房屋下的拱形地窖裡。接著他們互相挑戰，看誰敢把它們取回來。他還提及他在黑暗裡弄丟了一些東西。這似乎是一段未完成的、片段的回憶。

有許多故事發生在克韋切什，那裡有他們的鄉下莊園，這個地方後來成了捷克斯洛伐克的一部分。他的媽媽埃米（Emmy）在黎明前叫醒他，讓他和獵場看守人一起外出。他第一次自己帶著一支槍去茬地裡獵野兔，當看到野兔的耳朵在帶著涼意的空氣裡顫抖時，又無法扣動扳機。

吉塞拉和伊吉偶遇過一群吉卜賽人，他們用鐵鏈拴著一頭會跳舞的熊，在莊園邊上靠近河岸的地方宿營。兩人很是驚恐，一溜煙地跑回了家。他還講到東方快車a如何停在站臺上，他們穿著白色長裙的外祖母如何在站長的攙扶下下車，他們又是如何前去迎接她，接過她在維也納的德梅爾蛋糕房（Demel）為他們買的用綠紙包著的蛋糕包裹。

還有埃米在早餐時把他拉到窗前，讓他看餐室窗外一株落滿金翅雀的秋天的樹。當他敲打窗戶時，金翅雀飛走了，而樹上仍然是耀眼的金黃色。

午飯後，伊吉去午睡。我洗過碗，接著應付我的日文漢字作業，有一搭沒一搭地填寫著一張又一張方格紙。我通常會等到志良下班，帶著日文和英文的晚報以及第二天早餐喫的羊角面包回來。志良會播放舒伯特或爵士樂的唱片，我們一起小酌片刻，然後我纔離開他們。

我在目白租了個非常舒服的單間，透過窗戶能俯瞰種滿杜鵑花的小花園。房間裡有電鈴和電水壺，我很滿意，但晚上通常煮面應付，過得很孤單。志良和伊吉每個月會帶我出去喫兩次晚飯，或者聽音樂會。他們會帶我去帝國飯店喝酒，然後喫美味的壽司或韃靼牛排；或者為了向從事銀行業的祖先致敬，喫法國牛排。我不喫鵝肝醬，那是伊吉的主食。

那年夏天，英國大使館舉行了一場學者招待會。我要在招待會上用日語發表演講，彙報這一年的學習成果，並闡述文化是如何作為橋梁連接兩個島國的。事先我不厭其煩地把演講稿背了無數遍。伊吉和志良也來到現場，端著香檳為我打氣。後來，志良捏了捏我的肩膀，而伊吉給了我一個吻。他們一起微笑著告訴我，我的日語“很地道”，演講效果空前好。

他倆相處得很好。志良的套間裡有一個日式房間，裡面鋪著榻榻米，還有個小神龕，擺著他母親和伊吉母親埃米的照片，他在這裡搖鈴、做祈禱。穿過連通門便來到伊吉的套間，他的桌子上擺著一張他倆在瀨戶內海一艘船上的合影，身後是布滿松林的山峰，四周粼粼細浪反射著陽光。那是1960年1月。志良留著背頭，顯得那麼瀟灑，一隻胳膊搭在伊吉的肩膀上。還有一張照片，拍攝於20世紀80年代，在夏威夷外海的一艘遊艇上，他們手挽手，都穿著晚禮服。

“活得時間長是一種痛苦。”伊吉輕聲說。

“在日本老去很美妙，”他的聲音提高了一些，“我已經在這裡生活了大半輩子。”

“你一點也不想念維也納嗎？”（為什麼不坦率些，直截了當地問他：“等你老了而又不生活在你出生的國家，你會想念些什麼呢？”）

“是的。我直到1973年纔回去。那裡氣氛沉悶，令人窒息。人人都知道你的名字。你在卡恩特納街（Kärntner Strasse）上買一本小說，他們也會問你，你母親的感冒好了沒有。你簡直動彈不得。屋子裡全是鍍金的裝飾和堂皇的大理石。那裡是那樣陰暗。你見過我們在環城大道（Ringstrasse）上的老房子嗎？”

他常常突兀地說：“你知道日本的梅子糕團比維也納的好喫嗎？”

“實際上，”停頓片刻，他會接著說，“爸爸常常說等我年齡夠大，就推薦我進他的俱樂部。俱樂部每個星期四在歌劇院附近的某個地方聚會，裡面都是他的朋友，他的猶太朋友。每次聚會回來，他總是興高采烈。維也納俱樂部。我一直想跟他一起去，但他從沒帶我去過。後來我去了巴黎，然後去了紐約，你知道，接著戰爭開始了。”

“我想念那些日子。我想念那些日子。”

我回到英國後不久，1994年，伊吉去世了。志良打電話給我，告訴我他是在住進醫院3天後去世的。這是一種安慰。我回到東京參加他的葬禮。參加葬禮的有二十幾個人，包括他們的朋友、志良的家人、中村太太和她的女兒，每個人都落了淚。

遺體是火化的，我們一起等著骨灰拿出來，然後輪流用長長的黑筷子把沒有燒化的碎塊挑到骨灰壇裡。

我們趕到寺院，那裡有伊吉和志良的墓地。20年前，他們就安排好了這塊墓地。墓地位於寺院後面的山丘上，每塊墓地之間用低矮的石牆隔開來。他倆的名字都已經刻在那塊灰色墓碑上，墓碑上還有一個放置鮮花的地方。墓地旁放著一桶桶水和刷子，還有刻著銘文的標牌。來參加葬禮的人要拍三次手，接著向家人致意，並為自己遲到致歉，因為你是最後一個來的；然後淨手，取出舊的菊花，把新的菊花放進水裡。

在寺院裡，骨灰壇被安放在一個小講臺上，前面擺著一張伊吉的照片——他穿著晚禮服在遊艇上的照片。寺院住持誦經，我們上香，然後伊吉被賜予一個新的法號，這個法號將幫助他來生順利。

接著，我們為他致悼詞。我試圖用日語表達舅公對我意義重大，但是我無能為力，因為我淚流不止。而且，盡管經過兩年費用高昂的學習，我的日語在需要的時候還是不敷使用。所以，在這所佛寺的小房間裡，在東京的郊區，我為距離維也納如此遙遠的伊格納斯·馮·埃弗呂西（Ignace von Ephrussi），為他離散的父母和兄弟姐妹念起卡迪希。

葬禮結束後，志良要我協助他整理伊吉的衣物。我打開更衣室的衣櫥，看到那些按照顏色排列的襯衣。收拾領帶的時候，我注意到地圖上有他和志良在倫敦、巴黎、火奴魯魯和紐約度假的標記。

整理完畢，一杯葡萄酒下肚，志良拿出毛筆和墨水，寫了一份文件，然後封存起來。他告訴我，上面寫的是，他過世後，那些根付將由我照管。

所以我是下一個。

這批根付共有264隻。這是一些非常小的物品，卻是一批數量龐大的收藏

我拿起一隻根付，在手指間轉動，又在掌心裡掂了掂。如果它是用栗木或榆木制作的，那甚至比像牙制的還輕。木制的根付很容易看出歲月的光澤：斑紋狼的脊柱上、抱著胳膊翻筋鬥的雜技演員身上有著微微的反光。像牙制的根付則顯出深淺不同的奶油色，層次豐富，但不是白色。一些根付上鑲嵌著琥珀的眼睛或角。還有些年代更久遠的有了輕微的磨損：在樹葉上休憩的法翁臀部上的斑點已經消失了。那隻蟬身上有了裂痕，一道幾乎令人無法覺察的裂紋。是誰把它摔了一下？在哪裡、什麼時候？

其中許多根付帶有簽名——標志著制成交付時物主的身份。有一隻根付是個坐著的人，雙腳間夾著一個葫蘆。他俯身對著葫蘆，雙手握著一把刀，刀子的一半沒進了葫蘆裡。這是份喫力的工作，他的胳膊、肩膀和脖頸都緊繃著，每塊肌肉的力量都使在刀刃上。另一隻刻的是個箍桶匠，他正用錛子加工一隻完成了一半的木桶。他俯著身子，半張臉埋在桶沿裡，因為專注而皺著眉頭。後者是用像牙雕刻的。兩隻根付的主題都與完成一個半完工的物品有關。看呀，他們似乎在說，我做到這裡的時候他纔剛剛開工呢。

把玩根付時尋找這些簽名是一種樂趣。它們或在涼鞋的鞋底，或在樹枝的末端，或在大黃蜂的胸部，也可能隱藏在刻刀筆觸間的稍許變化裡。我時常想像用墨水寫下日文簽名時的動作：毛筆蘸墨時的一掃而過，落筆時的行雲流水，還筆入硯時的干淨利落。真想知道根付制作者是怎樣用精細的金屬工具做出這些獨特簽名的。

有些根付上沒有名字。有些貼著紙片，上面有用紅筆精心標注的數字。

這些根付裡有很多老鼠。也許因為安置形態各異的尾巴能給工匠們發揮的空間，讓那些尾巴互相纏繞，置於水桶上、死魚身上、乞丐的袍子上，然後又把腳爪收束在刻紋下面。我後來纔發現，根付中也有為數不少的捕鼠者。

有些根付是對流動感的一種實驗，讓你的手指體會到松開的繩子、潑出去的水的表面。另一些則是觸感復雜的、在局促空間內完成的雕琢：一個木頭浴盆裡的少女、一隻蛤殼上的蝸紋。有一些則兩者兼具，令人驚奇：一條在石頭上蜿蜒盤曲的龍。摸索著溫潤而堅實的像牙表面，可以感受到龍身體的突兀的質感。

它們通常是不對稱的，我饒有興趣地想，就像我喜愛的日式茶碗一樣，你無法從局部推及整體。

回到倫敦後，我把一隻根付放在口袋裡，隨身攜帶了一整天。把根付放在口袋裡，說攜帶不是太貼切，因為聽起來太刻意。根付是那麼輕、那麼小，一放進口袋，幾乎就消失在鑰匙和零錢之間，讓你忘記了它的存在。這隻根付是顆成熟的枸杞果，栗木制的，產於18世紀的江戶城，即現在的東京。在日本，秋天不時地能看到枸杞，枝條從寺廟的牆頭或私家花園的圍牆探出來，在擺放著自動售貨機的街頭搖曳，令人難以置信，但又賞心悅目。我的這顆枸杞即將熟軟，頂端的三片葉子似乎在指間摩挲一下就會脫落下來。果實也帶有輕微的不均衡感，一側比另一側更成熟在下端可以摸到兩個小孔，其中一個孔稍大——可以穿入絲線，於是這隻根付就可以充當小袋子的繩墜。我試著想像這隻根付的主人。它制作於19世紀50年代日本向外國開放貿易之前，因此保留著日本的審美風格：它也許是為一位商人或學者雕刻的。它安靜、內斂，但能令你微笑。用感覺如此柔軟但實際上非常堅硬的材料制作出這樣的東西，這種矛盾的觸感很美妙，需要用心體會。

我把這隻根付放在口袋裡，去博物館參加會議，會議的主題是我正在進行的一項研究工作，然後去我的工作室，接著又去了倫敦圖書館。每隔一會兒，我就會用手指撥弄根付。

我意識到自己有多麼關心這個堅硬而柔軟、很容易丟失的物品是怎樣保存下來的。我需要找到一個方法來揭示它的故事。擁有這隻根付——繼承了它們——意味著我也承襲了對它們和那些曾經擁有過它們的人的責任。可是對這些責任，我既不了解其所在，又充滿疑慮。

我從伊吉那裡得知了它們的來龍去脈。我知道這些根付是19世紀70年代我曾外祖父的堂兄查爾斯·埃弗呂西（Charles Ephrussi）在巴黎買來的。我知道他在19、20世紀之交把它們作為結婚賀禮送給了我在維也納的曾外祖父維克托·馮·埃弗呂西（Viktor von Ephrussi）。我知道我曾外祖母的女僕安娜的故事，非常了解。我知道它們隨伊吉一起去了東京，當然，它們也是伊吉和志良生活的一部分。

巴黎，維也納，東京，倫敦。

那顆枸杞果的故事始於它的產地江戶，也就是1859年美國海軍準將佩裡（Perry）的黑船隊敲開日本國門，使其與世界通商前的舊東京。但它的第一個落腳地是查爾斯位於巴黎的書房。那是埃弗呂西公館（Hôtel Ephrussi）的一個房間，從那裡能俯瞰蒙梭街（rue de Monceau）。

我開局不錯。我很高興，因為我和查爾斯有著直接的、口耳相傳的聯繫。我的祖母伊麗莎白5歲時，曾在瑞士盧塞恩湖（Lake Lucerne）畔梅根（Meggen）的埃弗呂西牧屋（Chalet Ephrussi）見過查爾斯。那座“牧屋”共有六層，是用粗石料砌成的，上面有小型炮塔拱衛，看上去很是丑陋。它是由查爾斯的大哥朱爾斯（Jules）及其妻子範妮（Fanny）於19世紀80年代早期建造的，作為逃避“巴黎的可怕鎮壓”的避難所。它巨大而宏偉，足以庇護所有來自巴黎和維也納的“埃弗呂西族人”，以及來自柏林的形形色色的親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