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近一次戰爭末期，我是在紐約度過的。我僅會一點英語，是個沒有祖國的人，57街的四周成了我的新故鄉。我走過了漫長而又艱險的道路，那是所有想避開希特勒政權的人不得不走的苦難之路。這條苦難之路穿過荷蘭、比利時和法國北部通往巴黎。它在那裡分成兩條。一條經裡昂到地中海沿岸，另一條經波爾多越過比利牛斯山，進入西班牙和葡萄牙，到達裡斯本港口。
如同許許多多逃離秘密警察的人一樣，我也沿著這條路走了過來。然而在我們逃亡所經過的那些國家裡，我們的安全仍無保障，因為我們中持有有效證件和簽證者寥若晨星。我們要是被憲兵逮住，就會被關起來，判處徒刑或被驅逐。有幾個國家未把我們趕到德國邊境那邊，這無論如何可以說是夠人道的。要是我們被逐回德國，必定會被投入集中營並且早已一命嗚呼了。
能夠攜帶有效護照的流亡者僅是少數，因此我們幾乎是馬不停蹄地在逃亡。我們沒有證件，在任何地方都不能合法地工作。我們中絕大多數人忍饑挨餓，孤獨寂寞，苦不堪言，因此我們就把流亡的道路稱為苦難之路。
城鎮的郵局和道路兩側的白色圍牆旁就是我們逗留的一個個站點。
在郵局裡，我們試圖獲得親屬和朋友留在那裡的信件。馬路旁的圍牆和房屋成了我們的報紙。牆上塗著白色、黑色的符號或文字，我們從中找到了相互間一直在尋覓的、浪跡天涯者的留言、住址、警告、暗示，仿佛聽到他們在一個普遍冷漠無情的時代對著天空呼喊。隨後而來的是一個非人道的時期—戰爭時期。在戰爭中，秘密警察、民兵以及憲兵一道干著卑鄙的勾當，追捕我們這些不幸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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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個月前，我搭乘一艘貨輪從裡斯本來到美國。當時我隻會一點點英語，我就像一個半聾半啞的人從別的星球上被流放到這兒。那當然是別的星球，因為歐洲在打仗。
此外，我的證件也有問題。雖然我奇跡般地搞到了有效的美國簽證，持這簽證入了境，但是護照上寫的不是我的姓名，而是別人的姓名。移民當局對此產生了懷疑，把我關押在埃利斯島。六個星期後，他們纔準許我居留三個月。在這期間我必須設法搞到去別的國家的入境許可證。我在歐洲時已經有過此類經歷。幾年來，我待在歐洲一個地方從未超過一個月，我是待一天換一個地方。作為德國的流亡者，我從1933年起已被正式宣告死亡。如今有三個月時間我無須再逃亡，這簡直是個令人難以理解的夢。
很久以來，用別人的名字、持死人的護照生存，我已經覺得這不值得大驚小怪了；相反，我覺得這很合適。我在法蘭克福繼承了這本護照。那位在死的那天把它送給我的人姓羅斯，於是我同樣也叫羅伯特·羅斯。我幾乎把我的真姓忘了。如果能保住生命，那麼許多事情都可以忘記。
我在埃利斯島遇到一個土耳其人，他在十年前曾到過美國。我不知道如今人們為何不讓他入境，我也不去問他是什麼原因。我曾多次看到過一些人被驅逐，其原因是表格中所提出的問題他們都回答不出來。這個土耳其人把一個俄羅斯人的地址給了我，那俄羅斯人住在紐約。土耳其人是早幾年認識他的，當然不知道他是否還在世。盡管如此，我一被釋放，就立即前去找他。我這麼做是理所當然的，多年來我就這樣生活。逃亡中的人必須依靠偶然事件活下去，偶然事件越是不可信，就越是使人覺得正常。這就是今日的童話，它們雖然不能令人振奮，但其結局卻往往令人驚喜地比先前預料的要好。
那個俄羅斯人在百老彙附近一家低檔的小旅館裡干活。他叫梅利科夫，說德語，並且立即接待了我。作為一個老流亡者，他一眼看出我缺少的是住處和工作。住處還容易解決，可以在他房間裡再放一張床。可我持旅遊簽證是不許工作的，我必須搞到另一種簽證：一個有限額號碼的入境簽證。我隻好打黑工。我在歐洲時曾干過，而我覺得打不打黑工並不礙事。我身邊還有些錢。
“您想過您可以靠什麼生活嗎？”梅利科夫問我。
“我在法國後是靠給商人推銷假畫和假古玩生活的。”
“您懂得鋻別畫的真偽嗎？”
“懂得不多，但有一些實際經驗。”
“您在哪裡學到的？”
“我在布魯塞爾博物館裡待了兩年。”
“被雇用嗎？”梅利科夫驚異地問。
“躲藏。”我回答。
“躲避德國人嗎？”
“躲避占領了比利時的德國人。”
“您躲了兩年？”梅利科夫說，“而他們沒有發現您？”
“沒有發現我，但發現了藏我的人。”
梅利科夫凝視著我：“您逃脫了？”
“是的。”
“關於那個人您還聽到過什麼嗎？”
“通常發生的事，他們把他投入了集中營。”
“他是德國人嗎？”
“他是比利時人，博物館館長。”
梅利科夫點點頭。“這麼長時間怎麼會沒有人發現您？”他隨即問道，“難道沒有人參觀博物館嗎？”
“有人來。白天我待在地下室的一個儲藏室裡。晚上館長來，帶給我食物，給我開門，讓我過夜。我待在博物館裡，可我不能走出地下室。當然我不能開燈。”
“其他職員知道嗎？”
“不知道。儲藏室沒有窗。有人來儲藏室，我就得屏住呼吸。讓我擔驚受怕的是在不該打噴嚏的時候打噴嚏。”
“有人因此而發現您嗎？”
“沒有。有人注意到館長晚上不是待在博物館裡，就是再回博物館一次。”
“明白了，”梅利科夫說道，“那時您能讀書看報嗎？”
“隻有在夏天和有月光的夜裡。”
“您在夜裡可以在博物館裡到處走來走去，觀看畫兒嗎？”
“隻要可以看的都看了。”
梅利科夫微微一笑。“我從俄國逃出來時，在芬蘭邊境上，有一次就在木屋的木材堆下躺了六天。當我出來時，我覺得躺的時間要長得多，好像至少有十四天。但是當時我年輕，年輕人總覺得時間過得慢。您肚子餓嗎？”他突然補問一句。
“是的，”我說，“而且非常餓。”
“這一點我也想到了。一個人被釋放時總是覺得餓。我們到藥店裡去喫飯。”
“到藥店裡去？”
“確切地說，到一家雜貨店去。這是這個國家很有特色的一種店。人們在那裡可以買到阿司匹林，也可以就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