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
二〇〇八年夏1你是窮人嗎？
想知道一個人有多貧窮，就問他從小長大的家裡一共有幾扇窗戶，這是最省事的辦法。平日裡喫的東西和穿的衣服都說不準。想知道他貧窮的程度，隻能通過窗戶的數量。沒錯，貧窮就看窗戶的數量。沒有窗戶或者窗戶越少，多半可以判斷那個人到底有多窮。
以前，對不知是誰說起這個理論時，曾經被反駁說這並不絕對。她的主張是這樣的：“即使隻有一扇窗戶的話，也有可能是那種面朝庭院的巨大窗戶，擁有像樣的大窗的家不能說是貧窮吧。”
不過，要我說的話，這已經是跟貧窮無關的人類的想法了。面朝庭院的窗戶。大窗戶。話說庭院是什麼？像樣的窗戶是什麼樣的？
對生活在貧困世界裡的居民來說，大窗戶和像樣的窗戶這樣的想法本身就是不存在的。對他們來說，窗戶就是在擺得滿滿當當的衣櫥和彩色收納盒後面卻從來沒見打開過的發黑的玻璃板，或是被油黏糊糊地固定住，從未見它運轉過的廚房換氣扇旁邊的那個肮髒的四角框。
所以，想要討論貧窮，並且真正能聊這個話題的果然隻有窮人。現在進行時的窮人，或者過去曾經貧窮過的人。而我，兩者皆是。我從出生時起就很窮，現在也依然是個窮人。

我之所以突然想起這件事情，可能要歸咎於坐在眼前的女孩。暑假的山手線沒有想像中那麼擁擠，人們刷手機、看書，都安靜地坐在座位上。
看不出是八歲還是十歲的女孩，兩側坐著一位腳邊放著運動包的年輕男子和一個頭戴黑色大蝴蝶結發箍的女孩，坐在他倆中間的她好像是獨自一人。
她皮膚黝黑，身材纖瘦。由於日曬的關繫，臉上淺色的圓斑反倒更惹人注意。灰色的短裙褲裡伸出的兩條腿就跟從淺藍色的針織背心裡伸出來的胳膊差不多粗細。女孩雙唇緊閉，聳著肩，我看著神情緊張的她，不由得想起了孩提時代的自己，貧窮這個詞就從腦海浮現了出來。
我盯著她領口松垮的淺藍色針織背心，和原本可能是白色的，但滿是污漬已經看不出是什麼顏色的運動鞋。我心想，如果女孩現在突然張開嘴露出牙齒，裡面全是蛀牙的話怎麼辦？說起來，她沒有帶任何行李。沒有雙肩包，沒有手提包，也沒有挎包。車票和錢都放在口袋裡了吧。雖然我不知道這個年紀的女孩坐電車外出的時候是什麼打扮，但是她什麼都沒帶的樣子讓我有些不安。
看著看著，我從座位上站起來，走到那個女孩面前，心想無論說什麼都好，一定要跟她搭個話。就像在記事本的角落裡畫下隻有自己纔懂的記號，我產生了必須和她交流的想法。說什麼好呢？或許可以從她看上去粗硬的頭發上找到話題。即使風吹也不會飄動呢。長大了斑就會消失的，不用在意。要不還是聊聊窗戶？我家沒有能看見外面的窗戶，你家有窗戶嗎？
我看了看手表，正好正午十二點。電車向前駛去，仿佛在沒有一絲涼風的最炎熱的酷暑中穿行，廣播裡傳來“下一站神田”的含混聲音。到站後，車門伴隨著洩氣似的聲音打開，明明剛到中午，卻有個喝醉的老人踉蹌地上了車。好幾名乘客條件反射般一下子讓開了，老人發出了低吟。散開的鋼絲球似的灰色胡須糾纏著一直垂落到穿舊的工作服的胸口處。他一隻手捏著皺巴巴的便利店塑料袋，另一隻手想要拉住扶手，因而失去了平衡，踉踉蹌蹌的。我在電車發車前看了一眼，發現剛纔那個女孩不見了。

到達東京站走出檢票口後，令人難以置信的人潮讓我不由得停下了腳步。這些人不知道從哪裡來，也不知道往哪兒去，與其說這是單純的人潮，不如說簡直像是在觀看一場競技比賽。我心中沒底了，像是有人在對我說：“不知道規則的隻有你一個人。”我緊緊握住手提包的提手，大大地嘆了口氣。
第一次來東京站是在十年前的夏天。我那時剛滿二十歲，也像今天這樣，是個汗水無論怎麼擦都不斷湧出來的夏天。
我把十幾本書裝進一個無比結實且巨大的帆布背包裡，包是高中時代在二手商店猶豫了很久後買的（這個包現在依然是我的伙伴），而這十幾本書我片刻都不想離身。一般人通常會把這些放進搬家的行李裡托運，而我卻把它們當作護身符之類的東西，背著它們來了東京。十年過去了，現在是二〇〇八年。三十歲的我完全不是我二十歲時所想像的樣子。我的文章至今仍然沒有任何人讀（在似乎沒有人可以觸及的網絡角落，偶爾發布文章的博客點擊量一天至多也就幾個人），更別說它根本還沒能出版。我幾乎沒有任何朋友。公寓屋頂的傾斜狀況，剝落的牆壁，過於強烈的夕陽，靠每月全勤打工賺來的十維持的生活，寫著寫著我就連目標究竟在哪裡都不知道了。所有東西都一成不變。生活就如同依舊插著父母那一代采購的書籍的舊書店書架，在這整整十年裡，唯一改變的就隻有身體疲憊不堪這件事而已。
我看了看鐘，十二點十五分。結果，我比約好見面的時間早了十五分鐘到，隻好靠在冷冰冰的粗壯圓柱上，凝視著人們來來往往。在嘈雜的人聲和無數聲響形成的喧鬧中，抱著許多行李的大家庭吵吵嚷嚷地從我的右邊跑到了左邊。又來了一對母子，小男孩緊緊握著媽媽的手，屁股邊上晃蕩著一個過大的水壺。不知從哪裡傳來嬰兒的哭喊，一對雙雙化了妝的年輕情侶大笑著快速走過。
我從包裡拿出手機，確認了一下沒有來自卷子的信息和電話。如果不出意外，卷子她們按照預定時間從大阪坐上新干線，那麼還有五分鐘應該就到東京站了。約好踫頭的地方就在出了丸之內北出口的此處附近。雖然我提前給她們發了地圖進行說明，但總覺得有些不安，於是確認了一下今天的日期。八月二十日。完全沒錯。約好的就是今天，八月二十日十二點，在東京站丸之內北出口。

〇 要說“卵子”這個詞裡為什麼帶有一個“子”字，那是因為“精子”裡有一個“子”字，“卵子”隻是為了配合它罷了。這是我今天最大的發現。我去了好幾個圖書室，但是借書的手續太復雜了，大部分圖書室的藏書都很少，又狹窄又陰暗，還會有人偷看我在看什麼書，我會迅速地把書藏起來。最近我去了像樣的圖書館。在那兒還能用電腦，而且學校也讓我累得夠嗆。就跟傻子似的。很多事情都是如此。像這樣把“就跟傻子似的”寫下來是很傻，不過學校的事情好歹總會過去，所以也沒什麼，但是家裡的事不會隨隨便便就過去，因此這兩件事沒法混為一談。寫字隻要有紙和筆就能進行，也不花錢，什麼都能寫。這是絕佳的方法。“討厭”對應的文字有“厭”和“嫌”日語中“厭”和“嫌”都可以讀作“いや”，表示討厭的意思。，“厭”這個字真的有討厭的感覺，所以我就練習寫“厭”字。厭，厭。
綠子

今天從大阪過來的卷子是我的姐姐，比我大九歲，今年三十九歲。她有一個馬上十二歲的女兒叫綠子。卷子獨自撫養著自己二十七歲時生下的綠子。
從十八歲左右開始，我有幾年曾經和卷子以及剛出生的綠子三個人一起生活在大阪市內的公寓裡。之所以如此，雖然也有卷子在生下綠子前就和丈夫離了婚的因素，但主要還是出於照顧孩子和經濟方面的原因，我頻繁在彼此的住處間往返不如三個人一起生活來得便捷。因此，綠子沒有見過自己的父親，後來我也沒聽說她和父親見過面。綠子就這樣對自己的父親一無所知地長大了。
我至今都不是很清楚卷子和前夫離婚的原因。我記得當時和卷子聊過很多關於離婚和前夫的事，也記得自己覺得那樣不行，可是想不起來具體是覺得哪裡不行。卷子的前夫生在東京長在東京，因為工作搬去大阪的時候遇見了卷子，很快就意外有了綠子。我依稀記得他用當時在大阪很少聽見的標準語，稱卷子為“你”。
我們姐妹原本和父母一起住，四個人住在一棟小房子的三樓。
我們住的是一間六疊的房間和一間四疊的房間相連的屋子。一樓開了一家居酒屋。走幾分鐘就是能看見海的港口街區。我總是注視著像鉛一樣的黑色波浪發出激烈的聲響，成團地拍在灰色的碼頭上，然後四濺開來。無論走到哪裡都能感受到海潮的濕氣和浪濤的狂野，到了晚上街道上就滿是喝醉後吵吵嚷嚷的男人。我經常看見有人蹲在路邊和建築物投下的陰影裡。咆哮和鬥毆也是家常便飯，還發生過飛過來的自行車砸在眼前的事情。那一帶有流浪狗生了很多小狗，這些小狗長大後又到處生下流浪狗。不過我在那裡隻住了幾年，升小學的時候，父親不知去向，之後我們三人就寄居在祖母當時住的府營住宅區一起生活。
雖然與父親隻相處不到七年，但我從小就知道父親是個身軀就跟小學生似的矮小男子。
父親不工作，不分白天黑夜地睡覺過日子，可米外婆——我母親的母親憎恨淨讓自己女兒喫苦的父親，背地裡叫他“鼴鼠”。父親穿著發黃的運動背心和長褲，隨意地躺在房間裡頭一直不整理的床上，從早到晚都在看電視。枕邊堆積著充當煙灰缸的空罐子和雜志，房間裡總是充斥著煙味。父親懶得更換睡姿，嫌麻煩到了要看向我們這一側的時候就使用手持鏡的程度。他心情好的話也會開開玩笑，但基本上很少說話，我完全不記得他有跟我一起玩或是帶我去過哪裡。睡覺的時候、看電視的時候，甚至是什麼事都沒有的情況下，父親也會心情不好，突然發出怒吼，有時喝了酒發起脾氣來還會打母親。一旦動手，他還會找理由毆打卷子和我，因此我們所有人都從心底懼怕這個身材矮小的父親。
有一天，我放學回家，父親不在家。
要洗的衣物堆積如山，明明還是那間和往常沒有任何區別的狹小陰暗的房間，僅僅因為父親不在，看上去就變得完全不同了。我吸了一口氣，向房間的正中央移動。接著我試圖發出聲音。一開始發出的是像在確認喉嚨聲調的微小聲音，然後我下決心從腹部底部吐出了意味不明的語句。沒有任何人在家，於是我就肆意地活動起了身體。越是什麼都不用思考地盡情活動手腳，身體就越是輕快起來，而且感覺就像力量從體內某處往上湧。電視上積滿了灰塵，水鬥裡放著髒的碗筷。碗櫥的門上貼著貼紙，柱子的木紋上刻著身高線。那些平時目之所及的東西宛如被撒上了魔法的粉末，看上去閃閃發亮。
不過，我立馬就憂郁了起來。因為我清楚地知道，這些隻存在於一瞬間，接著又要開始毫無差別的一天。父親隻是罕見地有什麼事情出去了，很快就會回來。我放下書包，像往常一樣坐到房間的角落裡，嘆了一口氣。
可是父親沒有回來。到了第二天、第三天，父親都沒有回來。過了一陣子，有幾個男人上門來了，每次都被母親趕了出去。還有一次我們佯裝不在家，第二天玄關外到處都是煙蒂。這種事情發生了好幾次，就在父親離開整一個月的那一天——母親把父親攤著的被褥拖出了房間，竭盡全力塞進了因為熱水器壞了而一次都沒用過的浴室。在那個滿是霉味的狹小空間裡，父親那浸染了汗水、油脂和煙味的被褥看上去黃得令人咋舌。母親盯著被褥看了一會兒，然後飛起一腳使勁地踢了上去。又過了一個月，在某個深夜裡，母親叫著“起來起來”把我和卷子搖醒，她的臉上充滿了在黑暗中都能看出來的走投無路的表情。她帶我們坐上出租車，就這樣從家裡逃了出來。
為什麼不得不逃跑？在這樣的深夜裡到底要去往哪裡？我不明白，也不知道理由。很長一段時間後，我也曾委婉地想套母親的話，可是談論父親似乎變成了禁忌，最終我也沒能從母親口中得到答案。我感覺那一夜整晚都在不明所以地到處奔逃，結果到達的卻是市內我最喜歡的可米外婆家，隻是在城市另一端，坐電車不到一小時距離。
我在出租車上惡心暈車了，最後吐在了母親的空化妝包裡。沒從胃裡吐出什麼東西來，我用手擦去伴隨著酸味滴落下來的口水，母親摩挲著我後背的時候，我一直在想書包的事。書包裡有按照周二的課程表放好的書、筆記本、貼紙，放在最底下的空白本子裡夾著畫了好幾天終於在昨天晚上畫完的城池的畫。書包側面插著口琴，另一邊掛著飯盒袋。嶄新的筆盒裡裝著我喜歡的鉛筆、水彩筆、香珠和橡皮，還有交織著金銀線的帽子。我喜歡書包，晚上睡覺時我把它放在枕邊，走路時緊緊握著肩帶，無論什麼時候都很珍惜它。我把書包當成是能背在身上的隻屬於自己的房間。
可是，我卻把書包落下了。把視若珍寶的運動服、娃娃、書本和碗統統都落在了家裡，就這樣在黑夜中跑了出來。我想我們大概是不會再回那個家了吧。我再也不能背我的書包了；也不能把筆盒準確無誤地放在被爐桌的一角，然後攤開筆記本寫字了；再也不會那樣削鉛筆、靠在那面粗糙的牆壁上看書。一想到這些，我就覺得十分不可思議。大腦的一部分像被緩緩麻痺了似的獃住了，手腳都使不上力氣。現在這個我是真正的我嗎？我稀裡糊塗地想著。因為，剛纔那個我還想著一到早上就和往常一樣睜開眼睛去學校，然後度過和平常一樣的一天。剛纔閉上眼睛睡覺的我，根本無法想像自己在幾小時後竟然會拋下一切，和母親還有卷子坐上出租車在深夜裡奔逃，再也回不了家了。
我凝視著窗外倒退的夜色，總覺得直到剛纔還一無所知的自己似乎還在被窩裡睡覺。天亮後，發現“我”不在的我究竟會怎麼辦呢？這麼一想，突然心裡沒了底。我把肩膀緊緊地靠在卷子的胳膊上，睡意漸漸來襲。我從垂下的眼簾的縫隙間看見了發光的綠色數字。隨著漸漸遠離的我們的家，那個數字也無聲地持續增長。
趁夜逃跑似的寄居到可米外婆家後，我們四個人開始一起生活，但是這樣的日子並沒有維持很久。我十五歲的時候，可米外婆去世了，母親則在此兩年前，也就是我十三歲的時候去世了。
突然變成兩個人相依為命的我和卷子把在佛壇角落找到的可米外婆的當成護身符，從那以後就拼命打工生活到了今天。從母親查出患有乳腺癌的初中時期到可米外婆隨後因肺腺癌去世的高中時代，我幾乎沒有這段時期的記憶，因為打工實在太忙了。
記得起來的，就隻有在初中春、夏、鼕的長假謊報年齡去打工的那個工廠的樣子。從頂棚上垂下來的電烙鐵的電線以及火花的聲音，堆積如山的紙板箱，還有無論怎樣都忘不掉的從小學那時起就出入的小酒館。那是母親的朋友開的一家小店，母親白天兼職打好幾份工，晚上就在那家店裡上班。還是高中生的卷子稍早一點開始在那裡洗碗打工，接著我也進了廚房，一邊看著喝醉的顧客和招呼他們的母親，一邊調酒、做下酒菜。卷子除了洗碗的零工外，同時又在烤肉店打工，她展現出了異於常人的努力，那家店的時薪大概是吧，她一個月最高拿到過十的收入（這成了店裡的一個小小傳說），高中畢業幾年後她就晉升為了正式員工，接著就一直工作到那家店倒閉。在那之後，卷子懷孕了，生下綠子以後，她輾轉打過好幾份零工，現在三十九歲了，依然每周在小酒館上五天班。也就是說，卷子的人生幾乎和身為單親媽媽，拼命工作然後得病死去的我們母親的人生如出一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