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 序

波德萊爾生前懷纔不遇，備遭阨運，身後卻是說不盡的風光，被尊為現代詩歌的創始人。兩位權威的波德萊爾專家，美國納什維爾城萬德比特大學的教授皮叔瓦和齊格勒合著的《波德萊爾傳》最近出了增訂版。據他們的統計，迄今為止，關於這位法國詩人的論文與專著已達五萬種。薩特1947年發表的《波德萊爾》別具一格，當年曾轟動一時，今天在汗牛充棟的“波學”著作中仍占有特殊地位。

一般傳記作者對傳主都采取仰角，薩特這本書雖不是嚴格意義上的傳記或評傳，但他卻用了俯角。采取仰角，自然是因為傳主是偉人或大名人，作者為學究或小作家，心理上先已處於劣勢。薩特當時的聲望已如日中天，不讓波德萊爾的身後榮名，何況他隻是把後者作為一個個案，借以實驗他發明的存在精神分析法。他手裡拿著手術刀，波德萊爾不過是他解剖的一具尸體。所謂存在精神分析法企圖用存在主義調和馬克思主義和精神分析法，在更大程度上接受的似乎是弗洛伊德而不是馬克思。弗洛伊德強調童年經驗，特別是性經驗對一個人的一生的影響，薩特強調的則是一個人早年的形而上選擇，“原初選擇”，對他成為他日後的那個樣子的決定性影響。

普遍認為，波德萊爾的一生與他的這個人不相稱。這個天纔得不到社會的理解與尊重，終生窮困潦倒；他的母親改嫁，繼父與他如水火不相容；他揮霍成性，情婦偏生吝嗇；他趣味高雅，卻染上一身梅毒，等等。薩特要證明，他的一生正是他自己選擇的。他的母親曾是他崇拜的偶像，他在母親身邊如同在一個聖殿裡一樣得到庇護。這個為他如此熱愛的婦人竟然再嫁給一名軍人，把他寄養在別人家裡，於是就產生他一生中那個有名的“裂痕”。他覺得自己被拋棄了，感到孤獨，並且把這種孤立設想成一種宿命。“這意味著他不限於消極地承受這種孤立並且希望它是暫時的；相反，他不顧一切地撲上去，把自己關在裡面；既然人們判處他孤立，至少他要求這個判決是不可更改的。”這就是他為自己做出的原初選擇。他發現並且要求自己是與眾不同的。像一個賭氣的孩子索性誇大自己的錯誤，一切自暴自棄、驚世駭俗的行為，莫不起源於此。他的孤獨賦予他若干義務和特權，他要求他的父母承認它，以便讓他們認識到他們的錯誤有多大，從而達到懲罰他們的目的。他的反抗是形而上的，其實他認同、接受他反抗的倫理價值。《惡之花》有傷風化案審理期間，他沒有一次曾企圖為自己的書的內容辯護，沒有一次曾嘗試向法官解釋他不接受警察和檢察官的道德。他需要有人審判他，需要權威的引導，甚至在性領域。他尋花問柳，尤其是殘花敗柳，而他真正贊賞的卻是冷淡的、無動於衷的女人。有詩為證：“在這賣春女的身旁，我不由想起／我求之不得的美貌多愁女郎……／因為我真會狂吻你高貴的肉體……／如果在某個夜晚，哦，冷酷的女王，／隻要你能自然而然地流出淚珠，／使你那冷冰冰的眸子暗淡無光。”冷淡的女人是審判官在性領域的化身。他與墮落的女人廝混，正是為了能在她們身旁想念可望而不可即的冷若冰霜的女人。

總之，薩特認為，波德萊爾的一切是他精心設計的，連他的梅毒病，幾乎都是他決心染上的。這也有詩為證，因為污穢、肉體的苦難、疾病、醫院，這一切對他都是誘惑：“更嚴重的缺陷，是她戴著假發，／青絲已從她潔白的頸窩飄離；／可這不妨礙情人的熱吻如雨點／落在她比麻風病人更剝蝕的額際……”

薩特自稱與詩無緣。心折波德萊爾詩藝的讀者讀這本書或許會大失所望，甚至不能容忍哲學家焚琴煮鶴，大煞風景。如果薩特偶爾也引用波德萊爾的詩（他更多引用的是書信），那隻是為了分析“詩的事實”，不作藝術賞析。而種種分析，歸根結底都是為了證實存在主義哲學的一個基本命題：每個人的一生都是他自己選擇的，因此每個人都要對自己的一生負責。波德萊爾畢生追求“不負責”，唯其因為這個“不負責”是他追求的，所以他要對之負責。讀薩特這部著作，我們固然可以從某個特定角度加深對波德萊爾的理解，更主要的，是我們看到一位大師如何應用他得心應手的理論和方法，做出極其漂亮的論證。

施康強

原載《中華讀書報》1998年2月18日

“他的一生與他這個人不相稱。”這句給人安慰的箴言，為波德萊爾的一生似乎提供了最好的圖解。他自然不該有這個母親，這種永久拮據的經濟狀況，這個家庭監護會，這個吝嗇成性的情婦和這身梅毒——再說：還有什麼比他的英年早逝更不公平的？然而，細細想來，便會產生一個疑問：假如我們考察他這個人本身，他既不是沒有缺點，而且似乎也不乏矛盾；這個邪惡者一經信奉了最平庸、最嚴格的道德觀念便不再改變，這個趣味高雅的人光顧最低賤的妓女，他之所以不離開羅賽特瘦弱的軀體是因為他喜愛貧賤，而他對“猶太丑女”的愛情好像預告了日後他對雅娜·杜瓦爾的眷戀；這個孤獨者對孤獨害怕到了極點，沒有伴侶他從不出門，他渴望有個家，能過家庭生活；這個頌揚奮鬥的人卻意志薄弱，不能迫使自己有規律地工作；他吁請人家出門旅行，他要求置身異地他鄉，夢想陌生的國度，而他自己猶豫了六個月纔出發前往翁夫勒，而且他一生中這次唯一的旅行，對他來說不啻是長長的磨難；他對受托監護他的莊重人士公開表示輕蔑乃至仇恨，然而他從未尋求擺脫他們，也沒有錯過一個機會承受他們嚴父般的訓斥。他本人與他的一生難道真有那麼大的差別嗎？假如他的一生與他這個人恰好相稱呢？假如，和普遍接受的觀念相反，人們的一生從來都是與他們相稱的呢？這個問題有待進一步探討。

當他父親去世時，波德萊爾隻有六歲；他崇拜他的母親；他被迷住了，備受尊重和關懷，還不知道自己是作為一個人而存在的，不過他感到有一種原初的、神秘的休戚與共關繫把他與母親的身體和心靈連成一體；他迷失在他們的相互愛戀之情的甜蜜與溫柔之中；他倆隻有一個家宅，一個家庭，配成亂倫的一對。他後來在給她的信中寫道：“我始終活在你身上，你是唯一屬於我的。你既是偶像，又是同志。”

沒有比這句話更能表達這一結合的神聖性質了；母親是一個偶像，孩子由於她給他的情愛而獲得神聖性，他不感到自己是個飄忽不定的、朦矓的、多餘的存在，反而把自己想成是受命於神的兒子。他始終活在她身上；這意味著他在一個聖殿裡得到庇護，他隻是，隻願意是神性的一種外現，她的靈魂的一個小小的、恆定的想法。正因為他完全消融在一個他以為既有必要也有權利存在的人身上，他就受到保護不受任何驚擾，與她絕對融成一體，他是理應如此的。

一八二八年十一月，這個被如此熱愛的婦人再嫁給一名軍人；波德萊爾於是被寄養在別人家裡。他那個有名的“裂痕”，始於此時。關於這件事，克雷佩引用了布依松一個意味深長的看法：“波德萊爾是個非常嬌嫩、纖細、獨特、柔弱的靈魂，遇到生活中第一個撞擊便破裂了。”在他的生命中有一個事件他不能承受：他的母親再嫁。提起這件事，他的話總是說不完，而他那可怕的邏輯永遠可以歸結如下：“一個人若有個兒子像我這樣——‘像我這樣’是心照不宣的——此人就不會再婚。”

這個突如其來的決裂和由此產生的憂傷不容任何過渡，便把他拋入個人的生存之中，不久前，他還整個兒沉浸在他與母親配成對的統一的、宗教性的生活之中。此一生活如海潮一般退落了，留下他孤單一人，干巴巴晾在一邊，他失去了他的存在理由，他懷著羞恥發現他是單一的，他的存在毫無價值可言。他那因被驅逐而產生的憤怒之情中，摻和著一種深沉的式微之感。日後回想此一時期時，他在《赤裸裸呈上我的心》中寫道：“從童年時代起就有孤獨感。”（盡管有家庭——而且尤其在同學中間——總有命定永久孤獨之感）他已經把這種孤立設想成一種宿命。這意味著他不限於消極地承受這種孤立並且希望它是暫時的；相反，他不顧一切地撲上去，把自己關在裡面；既然人們判處他孤立，至少他要求這個判決是不容更改的。這裡，我們觸及波德萊爾為自己作出的原初選擇，觸及這個絕對的承諾，通過這個承諾我們每個人在一個特殊的境遇中決定他自己現在是什麼樣子，將來又該是什麼樣子。波德萊爾被遺棄，遭摒絕，他要把這種孤立算在自己的賬上。他聲稱是他自己願意孤立的，這個孤立至少是來自他自己，無所謂承受不承受。通過他的個人存在的突然顯示，他感受到他是另一個人。不過，他同時懷著屈辱、怨恨和驕傲，肯定而且接過此一他性。從此以後，他以一種固執、悲切的激越心情把自己造成另一個人，一個與他母親不同的人——從前他與她融為一體，而她卻拋棄了他——一個與他那些無憂無慮的、粗俗的同學們不同的人；他感到自己，而且要求感到自己是唯一的，直到極端孤芳自賞，直到恐怖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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