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這事兒發生在戰爭中期，那地方有個火車站臺，就像周圍一望無際的平原一樣，單調素樸，灰蒙蒙的。慢吞吞的火車從莫斯科出來有兩天了，一路往西；還得跑上兩三天吧，看煤剩多少，車跑多快。天剛蒙蒙亮，但那人——事實上是半個人——已經在木輪小推車上，朝著軟臥車廂的位置，努力推著自己前進了。除了前頭的操縱杆，沒有別的法子驅動小車，為了不從推車上翻落出去，一根繩子穿過車底，繫在了他的褲腰上。男人的手上纏著污黑的布條，因為一直在街上和車站乞討，皮膚糙得很。
他的父親是之前那場戰爭的幸存者。受村裡牧師祝福後，他就出發去為祖國和沙皇而戰。等到回來時，牧師和沙皇都不在了，他的祖國也不是原來那個了。他的妻子看到戰爭對他下的毒手，尖叫了起來。現在，又發生了另一場戰爭，同樣的入侵者回來了，不過改換了名姓：雙方都是。但其他的都沒變：年輕人仍然被槍崩成碎渣，然後被外科醫生粗暴地切開。他自己的腿就是在一家野戰醫院裡被切掉的，周圍是被炮彈炸斷的樹木。一切都是為了偉大的事業，從來都是如此。他根本不在乎。讓別人去爭吧，他隻關心每一天怎麼熬過。他已經成了一種生存技術。某種程度上，所有男人都會變成各種生存技術。
一些乘客下車來呼吸滿是灰塵的空氣，另一些臉貼在車窗上。這個乞丐靠近他們，開始高唱一首下流的軍營歌曲。有的乘客也許會扔給他一兩個戈比，聽他唱歌圖個樂子；另一些則直接給錢把他打發走了。有的故意把硬幣扔在自己這邊，硬幣滾遠了，他去追，雙手蹭著水泥站臺往前，他們大笑不已。這情景讓其他人出於同情或羞愧，直接遞來更多的錢。他眼裡隻有手指、硬幣和衣袖，對羞辱無動於衷。這就是那個飲者。
兩個坐軟臥車廂出行的人站在車窗前，想搞清楚他們在哪裡，會停留多久：幾分鐘？幾小時？或者一整天？沒公布什麼消息，他們也知道不能去打聽列車的動向——即便你是車上的乘客——那樣你就會被列為破壞分子。這兩人都三十來歲，年紀不小了，對這樣的教訓已經心領神會。那個在聽的人是個戴眼鏡的瘦子，有些神經質；脖子和手腕上掛著大蒜護身符。他那位旅伴的名字被歷史遺忘了，盡管他是那個在記的人。
坐著半個人的小推車嘎吱嘎吱地朝著他們駛來。歡快的鄉村下流小曲一路向他們吼來。歌者停下來，做了個喫東西的手勢。戴眼鏡的人舉起一瓶伏特加回敬。那是一種多餘的禮貌，一個乞丐什麼時候拒絕過伏特加呀？一分鐘後，那兩個乘客跑到站臺上，跟乞丐會合。
於是，就有了三個人，那是喝伏特加時約定俗成的人數。那個戴眼鏡的人還拿著酒瓶，同伴拿來三個杯子。酒快從杯子裡溢出來了，兩位旅客屈身祝酒。他們踫杯的時候，那個神經質的家伙轉過頭去——清晨的陽光在他的鏡片上閃爍著——叨叨了一句什麼；他的朋友笑了起來。然後他們將伏特加一飲而盡。那個乞丐舉起杯子，想再要一些。他們又給他倒了一杯，然後拿走杯子，回到車上。借著酒勁在截得隻剩一半的身體裡奔騰，乞丐讓自己朝另一伙乘客滾了過去。等到兩個人重新落座，那個聽者幾乎忘了他說了些什麼。但那個記的人，纔剛剛開始記。

章 在電梯旁

他隻知道，這是壞的時候。
他已經在電梯邊站了三小時。他在抽他的第五支煙，他的思緒在跳躍。
臉龐，名字，記憶。切下的泥煤在他手裡沉甸甸的。瑞典水鳥從頭頂掠過。遍野的向日葵。康乃馨精油的氣味。網球場傳來的妮塔溫暖甜蜜的氣息。一個寡婦高潮時沁出的汗液。臉龐，名字。
還有死人的臉龐和名字。
他可以從公寓裡拿一把椅子過來。但他緊張的神經無論如何都要讓他合乎尋常。顯然，坐著等電梯看上去多怪啊。
他的情境突如其來，但又完全合乎情理。就像生命裡的其他事情。比如性欲。突如其來，但又完全合乎情理。
他試著讓思緒停留在妮塔身上，但腦子不肯聽話。它就像一隻綠頭蒼蠅，聒噪而淫亂。它落在了塔尼婭身上，這是理所當然的。然後它嗡嗡嗡跑到了另一個女孩身上，那是羅扎利婭。他臉紅了，是因為想到了她，還是為那個不合常情的事件暗暗自得？尤爾根森和藹可親、胡子拉碴的臉；然後記起來的，是他母親攥著他手腕的兇悍憤怒的手指。還有他的父親，那個生性親切、可愛、不切實際的父親，站在鋼琴旁，唱著“花園裡的菊花早已凋謝”。
刺耳的聲音在他腦海裡回響。他父親的聲音，他彈奏著華爾茲和波爾卡，向妮塔獻殷勤，工廠的汽笛發出了升F大調的四聲轟鳴，狗衝著一個不安的巴松管手吠叫，鋼襯的政府包廂下方，響起一陣打擊樂和銅管樂的尖嘯。
這些噪音被一個來自真實世界的聲音打斷了：升降電梯突然的嘎吱聲。他的腳動了一下，踢翻了靠在腿邊的小箱子。他等著，記憶突然一片空白，隻充滿恐懼。電梯停在下一層後，他的手腳纔聽使喚。他撿起箱子，感覺裡面的東西輕輕移動。這讓他的思緒跳到了普羅柯菲耶夫睡衣的故事上。
不，那不是綠頭蒼蠅。更像是阿納帕的蚊子。隨處降落，吸食血液。
站在這裡，他原以為可以控制自己的思緒。但是，夜晚，孤身一人，好像是思緒在控制他。是的，人無法逃脫命運，就像詩人向我們保證過的那樣。也無法逃脫思緒。
他記得切除闌尾前那天晚上的疼痛。他吐了二十二次，衝護士罵光了所有他知道的罵人話，然後乞求朋友叫個民兵來結果他，這樣就可以結束疼痛了。叫他來，干掉我，不用再疼了，他懇求道。然而朋友拒絕幫忙。
現在他不需要朋友，也不需要民兵了。這裡有足夠多的志願者。
他跟自己的腦子說，一切都是在1936年1月28日早晨，在阿爾漢格爾斯克火車站發生的。不，他的腦子回答，不是那樣的，不是在某一天某一地發生的。是在許多地方，在許多時候發生的，有些甚至發生在你出生前，發生在其他國家，發生在其他人腦海裡。
之後，無論接著會發生什麼，它都會以同樣的方式，在其他地方，在其他人腦海裡繼續。 他想起了香煙：一包包卡茲別克、別洛莫爾、赫澤格維娜?伏洛爾。想起有人將半打紙煙碾碎，塞進他的煙鬥，桌上留下一些紙筒和碎紙片。
即使到了眼下，這是否還能修補、恢復、反轉？他知道答案：醫生說過鼻子的復位。“它當然能復位，但我向你保證，看上去隻會更糟。”
他想起了扎克列夫斯基，還有那座“大房子”，以及誰可能會在那裡取代扎克列夫斯基。應該已經有人這麼做了。從來不缺扎克列夫斯基們，這個世界不缺，這個世界就是這樣子造起來的。可能抵達理想世界後，確切地說，那差不多是兩千億年後，扎克列夫斯基們就不需要再存在了。
時不時地，他的腦子拒絕去相信發生的事情。這不可能，因為從來不可能，就像少校看見長頸鹿時這麼說。但這是可能的，它也發生了。
命運。這是一個大詞，意味著某些事你無能為力。當生活告訴你，“就這樣”，你隻好點頭，稱之為命運。就這樣，他命中注定被稱為德米特裡?德米特裡耶維奇。對此無能為力。自然，他不記得自己的命名儀式了，但他沒有理由懷疑這件事的真實性。一家人聚在他父親的書房裡，圍著一臺手提式打字機。牧師來了，問他父母想給這個新生兒起什麼名字。雅羅斯拉夫，他們回答。雅羅斯拉夫？牧師不太起勁。他說這個名字太與眾不同。他說名字與眾不同的孩子會在學校遭到取笑和嘲弄：不，不，他們不能叫這孩子雅羅斯拉夫。如此直接反對，讓他的父母有些不知所措，但他們又不想得罪牧師。那麼，你建議用什麼名字呢？他們問。給他起個普通點的，牧師說，譬如德米特裡。他父親指出自己已經叫德米特裡了，雅羅斯拉夫?德米特裡耶維奇聽起來比德米特裡?德米特裡耶維奇要更好一些。但牧師不同意。就這樣，他變成了德米特裡?德米特裡耶維奇。
名字有什麼關繫？他出生在聖彼得堡，在彼得格勒成長，在列寧格勒長大成人。名字又有什麼關繫？
他三十一歲了。幾碼外，他的妻子妮塔躺在他們女兒加琳娜身邊。加莉婭一歲了。近，他的生活好像穩定了下來。他從未如此直接地感受過事物的這一面。他感受過強烈的情感，但從來不能嫻熟地將它們表達出來。即使在球賽中，他也很少叫嚷，或像別人那樣失控；對球員技巧或是技巧不足的安靜講解讓他心滿意足。有人會認為，這是列寧格勒人典型的悶罐子風格；但除此之外，或心底裡，他知道自己是一個羞怯而焦慮的人。和女人在一起時，當他拋開羞澀後，他會在殷勤可笑和猶豫沮喪間搖擺不定。就好像他總是踩錯點。
但即使如此，他的生活終還是步入正軌，有了正確的節拍。隻是現在又開始動蕩不安。動蕩不安：這不隻是一個委婉說法。
過夜的小箱子靠在他的小腿肚上，讓他想起以前試圖離家出走的時刻。那時候他多大？可能七歲，或者八歲。他是否帶了一個小提箱？可能沒有——他母親的惱怒應該讓他根本沒時間收拾。那是夏天，在伊林諾夫卡，他父親在那裡做總經理。尤爾根森是房子的勤雜工，他會做東西，修東西，用小孩子能明白的辦法解決問題。他從不指導他做任何事，隻是讓他看著一片木頭如何變成一把匕首，或一隻口哨。他會遞給他一塊新出爐的泥煤，讓他聞上一聞。
他和尤爾根森越來越親。當那些讓他不快樂的事情發生時（那種事情經常發生），他就會說：“好吧好吧，我要走了，去和尤爾根森一起生活。”一天早上，他還躺在床上，就發出了當天的次威脅，或者誓言。但就這一次，對他母親來說，就已經足夠了。穿上衣服，我這就帶你去，她答道。他接受了她的挑戰——不行，沒時間讓你收拾——索菲亞?瓦西裡耶芙娜緊緊抓住他的手腕，然後他們開始穿過田野，去尤爾根森的住處。起初，他表現出毫不畏懼的強硬，在母親身邊大搖大擺地走著。但慢慢的，他的步伐遲疑了，他的手腕，然後是手，開始從母親的手裡溜脫出來。當時他以為是他自己掙脫的，但現在，他承認，是母親讓他脫手的，一個手指接一個手指，直到徹底松開。不是可以自由地和尤爾根森一起生活，而是可以自由地調轉屁股。他淚如泉湧，跑回了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