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為無可慰藉之人提供慰藉
                           ——《長日將盡》譯後記

日裔英國作家石黑一雄（Kazuo Ishiguro，1954年11月8日— ）因“以其巨大的情感力量，發掘了隱藏在我們與世界聯繫的幻覺之下的深淵”而榮獲二〇一七年度諾貝爾文學獎，瑞典文學院並進而明確指出石黑一雄的文學創作的三個關鍵詞是“時間、記憶與自我欺騙”。想來，石黑本人對此應該也是非常認可的，因為他在訪談中談到自己創作的要點時，就說過：“我基本上就是依賴回憶。”
《長日將盡》（The Remains of the Day）是石黑一雄的第三部長篇小說，榮獲一九八九年度的布克獎，真正奠定了他國際一流作家的地位，這部小說與之前的兩部長篇《遠山淡影》（A Pale View of Hills, 1982）和《浮世畫家》（An Artist of the Floating World, 1986）的的確確全篇都是以主人公的回憶展開和構成的。
以第一人稱回憶過去、講述奇遇、敷演故事甚至說三道四可以說是長篇小說這一體裁最傳統也最常用的一種敘事策略，與全知全能的第三人稱（也稱為“上帝視角”）敘事分庭抗禮，共為長篇小說敘事方式的兩大宗派。相較於第三人稱敘事，采用第一人稱的好處在於容易獲得讀者的共鳴，讀者很容易就會與敘述者的價值觀產生認同，直至在情感上都會與主人公同悲同喜。但這僅限於可靠的敘述者，在敘述者是“可靠的”情況下，敘述者的情感傾向和價值判斷與作者或者說體現在作品中的整體傾向是一致的，讀者可以大體上將敘述者的聲音等同於作者的聲音，現代主義興起之前的小說基本上都是這種情況，典型的如維多利亞時代長篇小說繁榮期的眾多作品，像狄更斯的《大衛•科波菲爾》和夏洛蒂•勃朗特的《簡•愛》等。現代主義興起之後情況就大不一樣了，亨利•詹姆斯的小說藝術就集中在對敘事角度的強調上，與此聯繫在一起的是敘述者的聲音首次變得不那麼可靠起來。詹姆斯故意選擇感知視角、理解能力受到限制的敘述者，典型的比如說孩子，用這種受限的視角去觀察，用這種尚不能完全理解敘述對像的聲音去講述，由此就會造成敘述者講述的內容與成熟的讀者實際感受到的內涵之間的一種微妙的、巨大的偏差，這種有意味的偏差對於讀者所造成的審美和情感的衝擊是極大的。美國文學批評家韋恩•布斯（Wayne Booth）在其敘事學名著《小說修辭學》（The Rhetoric of Fiction）種首次對所謂“不可靠的敘述”進行了命名和論述：“當敘述者的言行與作品的範式（即隱含作者的範式）保持一致時，敘述者就是可靠的，否則就是不可靠的。”
《長日將盡》的第一人稱敘述就是典型的“不可靠敘述”。如果說亨利•詹姆斯的不可靠敘述源於敘述者觀察和理解能力方面的受限，石黑一雄的不可靠敘述則是由於敘述者自身的有意回避和遮遮掩掩。
《長日將盡》的情節是由英國豪門巨族達林頓府的管家史蒂文斯獨自駕車前往西南部六天行程中的回憶所構成的。史蒂文斯為達林頓勛爵工作了三十多年的時間，親眼見證了達林頓府一戰和二戰期間最為輝煌的鼎盛時期，在這個時期，這個顯赫的貴族府第實際上成為對於整個大英帝國的大政方針尤其外交政策起到巨大影響的權力中樞，“這世界就是個輪子，以這些豪門巨宅為軸心而轉動”，通過達林頓勛爵，納粹德國的駐英大使“裡賓特洛甫先生幾乎可以完全繞過我們的外交部門，直接接觸到我們的最高層”。但在二戰以後，由於達林頓勛爵在戰前一直奉行不光彩的親納粹政策，達林頓府盛極而衰，已經由世界的“軸心”淪落到“門前冷落車馬稀”的境況。在爵爺也身敗名裂、郁郁而終（小說暗示爵爺是自殺身亡）之後，連達林頓府都已轉手賣給了美國商人法拉戴先生，達林頓府作為世襲貴族達林頓家族的祖產，在世代相傳以後終於為外姓——而且是外國人所有了。在達林頓府的全盛時期，身為管家史蒂文斯手下有三十幾個全職員工供他差遣，而在此時，府裡的員工加上他這個大管家也就隻剩下了四個人，宅第的相當一部分已經關閉起來，不再使用。新主人法拉戴先生好意地主動提出讓史蒂文斯駕車外出去休個假，汽油費由他來負擔；而更主要的是因為府裡現在的人手實在是捉襟見肘，史蒂文斯就想力促三十年前共事過的女管家肯頓小姐重返達林頓府任職，由此即可一舉解決府裡人手不夠的難題，所以想借此休假機會順道前往肯頓小姐的住處親自勸她重新出山，結果卻無功而返。《長日將盡》這部小說寫的就是史蒂文斯這六天駕車出遊的沿途見聞，更主要的是對於過去他這大半輩子管家生涯的斷續回憶與思考。
那麼他都回憶和思考了些什麼？我們為什麼又說他的敘述是不可靠的？他為什麼要有意無意地躲閃和回避？他躲閃和回避的又是什麼呢？
干了大半輩子職業管家的史蒂文斯，他回憶和思考的一個最為重要問題就是：怎樣纔能算得上是個“偉大的”管家？一個“偉大的”管家與一個極有能力的管家的本質區別又在哪裡？史蒂文斯認為就在於他是否擁有一種“尊嚴”。那麼這種“尊嚴”到底又是一種什麼東西，它具體的內涵應該如何表述？史蒂文斯在經過一番深入的思考，並以自己的父親管家生涯中的實際言行作為實例，得出結論說：“‘尊嚴’雲雲，其至關緊要的一點即在於一位管家無論何時何地都能堅守其職業生命的能力”；“偉大的管家之所以偉大，是由於他們能夠化入他們的職業角色，並且是全身心地化入”。身為“管二代”，史蒂文斯還進而還將他們這代管家與以他父親為代表的上一代管家在價值觀上的不同做了一番比較，他認為老一輩更關心的是雇主是否是有封號的世家貴族，而他們這一代更關心的則是雇主的道德地位，他們更加理想主義，更希望效力於那些為人類的進步作出貢獻的士紳：這個世界是個輪子，以那些豪門巨族為軸心轉動，而他們這些有理想的管家莫不以盡可能地靠近這個軸心為志向，他們這個職業的終極價值就體現在為那些肩負著當代文明大任的偉大士紳們服務，如果，也隻有做到了這一點，你纔可以被稱為一位“偉大的”管家：“一個‘偉大的’管家肯定隻能是那種人：他在指點自己多年的服務生涯時能夠自豪地說，他已經將他的全副纔能用以服務一位偉大的紳士了——而通過這樣的一位紳士，他也等於是服務了全人類”。
那麼史蒂文斯為之而效力了三十多年的達林頓勛爵，他是否居於這個世界的軸心位置，他是否是位偉大的士紳，他的作為是否促進了人類的進步呢？
達林頓勛爵當然居於這個世界的軸心，用史蒂文斯自己的話說：“是我們這代人最先認識到了前幾代人全都忽略了的一個事實：即世界上的那些重大的決定事實上並不是在公共議事廳裡，或者在會期隻有寥寥數日又完全置於公眾和新聞界關注之下的某個國際會議上做出的。更多的情況下，那些關鍵性的決定反倒是在國內那些隱秘而又幽靜的豪宅裡經過討論、進行權衡後做出的。”小說中集中描寫過在達林頓府召開的兩次會議（外加無數“不宜公開”的密談）：一是一九二三年三月召開的國際會議，達林頓勛爵邀請了來自世界各國的高級外交官和政要、傑出的神職人員、退役的軍方士紳、作家與思想家共二十幾位正式代表參加；還有一次規模雖沒有這麼盛大，卻直接邀請到包括納粹德國駐英大使與英國首相在內的最高級別的官員到達林頓府進行密談。正如史蒂文斯和肯頓小姐之間的那段對話所顯示的那樣：史蒂文斯向肯頓小姐抱歉說他實在太忙，沒時間詳細探問她跟他的求婚者會面的結果，因為“具有全球性重要意義的事件此時就正在府內進行當中呢”，而肯頓小姐則回答：“府裡又何曾發生過不重要的事呢，史蒂文斯先生？”
那麼達林頓勛爵是否是位偉大的士紳呢？他的作為是否促進了人類文明的進步呢？用史蒂文斯自己的話說：“無論近年來對達林頓勛爵的功過如何評說……我都該為爵爺說句公道話：他本質上是個真正的好人，一個徹頭徹尾的紳士，時至今日，我都為自己能將最好的年華奉獻給為這樣一個人服務上而深感自豪。”達林頓勛爵參加過一戰，對陣的敵人是德國，但他出於紳士的原則和本能，對於已經敗北的敵人就自然會表現出慷慨和友善。加之戰後簽訂的《凡爾賽和約》的確對於德國有諸多不公開的條款，這就激起了達林頓勛爵的同情和義憤，尤其是在他的一位德國摯友自殺之後，他開始致力於為德國爭取平等的國際權益，一九二三年的那次重要的國際會議就是專門為此而召開的。可以說到此為止，達林頓勛爵的所作所為是完全正當的。但在納粹政權上臺以後，德國已經從之前的犧牲者一變而成咄咄逼人的侵略者，達林頓勛爵卻仍舊秉持之前的親德、挺德立場，執迷不悟，終至於成為納粹德國的幫兇。如果說一九二三的那次會議還是完全正當的，那麼到一九三六年他一手安排納粹德國的駐英大使與英國首相到達林頓府密談，甚至想促成英王在那個時候親訪德國，與希特勒會談，用勛爵的教子的話說就是：“在過去這幾年當中，爵爺可能是希特勒先生在本國為他搖旗吶喊，助他實施其宣傳詭計最為得力的一枚棋子了”。而之所以走到這一步，居然正是因為勛爵是位真正的紳士，因為他為人真誠，品德高尚。所以答案是：達林頓勛爵確實是位品德高尚的紳士，但他卻並沒有成為一位偉大的紳士，他非但未能促進人類文明的進步，反而淪落為納粹的棋子和幫兇。
這也就可以解釋史蒂文斯的回憶為什麼會躲躲閃閃、避重就輕，甚至自我欺騙了。表面看來，史蒂文斯的遣詞造句非常正式、規範，面面俱到而又謹小慎微，恰合他大半輩子的管家身份，但表面上滴水不漏的敘述當中，暗底裡卻有潛流湧動，甚至暗潮洶湧。他一方面說他們這代管家有著理想主義的追求，良禽擇木而棲，要選擇真正偉大的紳士為其服務，在助其促進全人類的福祉中實現自己的職業價值，成為“偉大的”管家；另一方面在勛爵的教子小卡迪納爾明確向他指出勛爵已成為納粹的棋子和幫兇以後，他又采取鴕鳥政策，故意視而不見，並且為自己找借口，說像他們這樣的人是完全不可能理解當今的國際大事的，最好的辦法就是完全信賴他們已經認定是既明智又可敬的那位雇主，將全副精力奉獻於為他提供最好的服務上。他一方面堅稱達林頓勛爵是位偉大的紳士，他為自己將最美好的年華奉獻給為這樣一個人服務上而深感自豪，另一方面卻又在兩次截然不同地場合有意地回避他是否曾為達林頓勛爵服務的話題，甚至不惜矢口否認。他一方面義憤填膺地為爵爺聲辯，說人們攻擊爵爺是個排猶主義者絕對是卑鄙齷齪的無恥讕言，一方面又因為奉爵爺之命開除了兩個猶太女僕而難以釋懷，幾成心病……這種前後不一，甚至完全矛盾的表述實在是太多了，而其根源則在於達林頓勛爵並非如他所願意相信的那般完美，但正視這一點就等於抹殺了他三十年來鞠躬盡瘁地工作的意義，乃至於把他整個人生的意義也都一筆抹殺了，而這是他絕對無法面對的殘酷真相。
達林頓勛爵具有真正的紳士精神，秉持Noblesse oblige（位高則任重）的道義責任，在一戰後為明顯受到不公平待遇的戰敗國德國鳴不平，並且不限於道義上的支持，勇於行動，以殫精竭慮的實際作為運籌帷幄，奔走呼號，其精神何等高尚，其行為何等高貴。在為德國爭取平等待遇的那次國際會議上，勛爵曾跟美國的政客劉易斯先生有過一次正面的交鋒，劉易斯先生說他們憑借自己高貴的精神治國理政的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了，現在的國際事務需要專業人士來掌管，他們都是外行，他們根本就搞不清狀況，僅憑著美好的願望隻能是成事不足敗事有餘。勛爵則反駁說他所謂的專業精神無非是通過欺騙和操縱來為所欲為，是依照自己的貪欲和利益來排定輕重緩急，而他所謂的外行，他更願意稱之為“榮譽”。多年後，當爵爺運用自己的影響力居然將英國首相拉到自己家裡來和納粹德國的駐英大使進行密談的時候，他當初的至交兼同道的兒子，也是他的教子的小卡迪納爾因為不願看到他所尊敬的教父跨入萬劫不復的境地，特意趕來苦苦相勸，但爵爺卻置之不理。借酒澆愁的小卡迪納爾對史蒂文斯吐露了真情，他重提當初劉易斯與爵爺爭執的這一幕，而他現在的看法已經完全倒了個個兒：“唉，我不得不說，史蒂文斯，那位美國老兄還真是說到了點子上。這還真是無可否認的事實。當今的世界太過險惡，是容不得你那些善良高貴的本能的。你自己也親眼看到了，是不是，史蒂文斯？他們是如何操控那些善良和高貴的力量，將它們玩弄於股掌之上的。你自己也親眼看到了，是也不是？”執迷不悟的達林頓勛爵一意孤行，直至成為納粹德國最有力的棋子和幫兇，直落得身敗名裂、自殺身亡的下場，而所有這一切，他又都是出於最為高貴的本性，秉持最為高尚的道義責任而做出來的。這是何等的悲劇！
而懷抱理想主義、一心想做一個“偉大的”管家的史蒂文斯呢？他年輕時也曾頻繁更換雇主，直到他有機會效命於達林頓勛爵纔安頓下來，這一干就是三十幾年。因為他認為“良禽擇木而棲，良臣擇主而事”，他認定了勛爵就是他要找的明主，就是能夠實現他偉大管家抱負的偉大紳士。史蒂文斯的父親也是位管家，而且他對父親評價甚高，認為父親的作為體現出了他最為看重的職業尊嚴，堪為偉大管家的表率。他曾因為肯頓小姐隻稱呼父親的教名不尊稱他先生而跟她翻臉，造成很長一段時間內男女管家之間的不和。那麼按說史蒂文斯跟父親的關繫應該是相互尊重、非常融洽的了吧？卻並不盡然。我們看到父親意外摔倒受傷後，史蒂文斯再奉爵爺之命去跟父親攤牌，規定他已經不便行事哪些職責的時候，父子倆的關繫是何等地僵硬：父親對他的態度異常冷淡，很不耐煩，而他對父親竟然隻以第三人稱稱呼，沒有絲毫親熱之意。緊接著的就是那最為盛大的國際會議了，這也是他身為管家可以盡情發揮的最盛大的舞臺，結果呢，一邊是需要他施展全副本領，展現他偉大的職業精神的盛大會議和宴會，另一邊則是他視之為職業表率的親生父親在寒酸的頂層閣樓裡等著咽氣。絲毫不出意料，他當然是為了所謂的職業精神而置垂死的父親於不顧了。他為了成為偉大的管家首先是完全犧牲了親情——父子之情。
然後又犧牲了愛情。史蒂文斯雖說差不多一開始就跟肯頓小姐有過衝突，但在多年的共事中逐漸建立起工作上相互信任、情感上也相互信賴的親密關繫。整部小說都是以史蒂文斯的口吻敘述的，正如對於達林頓勛爵的敘述是一種不可靠的敘述一樣，他對於肯頓小姐的敘述也一直都是躲躲閃閃的，原因就在於他不敢正視他對肯頓小姐的真情，而根源仍在他為了所謂的管家的職業精神而隻得壓抑甚至犧牲自己的情感。盡管在對有關肯頓小姐的往事回憶中史蒂文斯沒有隻字提及自己對她的真情實感，但在貌似客觀中立的敘述中隨處可見他對她的依戀以及因無法對她的情感做出回應而隱含的負疚之情。已經分離三十多年後的史蒂文斯反復閱讀肯頓小姐的來信，幾乎到了能夠背誦的程度，切盼她能重返達林頓府再次與他共事，為此而不惜有意地曲解信裡的字句，故意誇大了肯頓小姐重返達林頓府的意願。有關肯頓小姐有幾個場景深深地印在史蒂文斯的腦海中，永遠無法忘懷，僅各舉一個無限美好、一個無限傷痛的場景為例：他反復提到一次傍晚時分，他不知因為什麼工作而來到樓上，夕陽透過客臥一扇扇半掩的房門照射到走廊上，而透過一扇門，他看到肯頓小姐映在窗前的側影；肯頓小姐向他揮手，柔聲叫他過去，他和肯頓小姐一起看到花園中他父親在涼亭前來回蹀躞的身影。三十多年以後，肯頓小姐在來信中再次提到這個場景，形容老史蒂文斯“就仿佛一心想找回他失落在那裡的某樣珍寶”，史蒂文斯認為形容得非常形像，這個場景對他來說是否也正是一樣已經失落的珍寶呢？另一個場景則讓他傷痛不已，盡管他抵死也不會承認。他獨自一人站在肯頓小姐起坐間外面的後廊上，為是否敲門而舉棋不定，因為他突然間確信就在一門之隔、相距僅幾碼之遙的地方，肯頓小姐正在傷心地哭泣。他一方面說這一刻已經牢牢地嵌入了他的記憶中，“同樣難以忘懷的”還有當時他在那裡內心深處升騰而起的那種特別的感受，但另一方面他又說現在他卻又記不清他到底出於什麼原因站在那後廊上了。他甚至（有意無意地）把這個場景張冠李戴，安在肯頓小姐得知姨媽的死訊之後了，那麼那慟哭就是哀悼她姨媽了。但結果卻並不是。既然這個場景已經根植在他的記憶深處，他又怎麼會張冠李戴呢？他然後纔好像恍然大悟一般，想起那是在肯頓小姐的姨媽去世已幾個月後的事情，確切地說是發生在小卡迪納爾意外來訪的那個夜晚。那個夜晚發生了什麼？明的層面上是我們上文已經提到的，達林頓勛爵居然安排英國首相和納粹德國駐英大使在那個夜晚到他家裡密談，小卡迪納爾為了讓教父能懸崖勒馬，闖上門來做最後的規勸（小說並沒有明寫，而隻通過史蒂文斯的口吻說聽到他們爺倆在吸煙室裡激烈地爭吵）。在史蒂文斯職業生涯的層面上，他由開始的情緒低落而漸漸湧起了一種深深的成就感，認為在如此煎熬的一個夜晚，當歐洲幾位最有權勢的紳士就在他的服侍之下決定著這塊大陸的終極命運的過程中，他始終都保持了一種與他的職位相稱的“高貴尊嚴”，他因此而將這一晚視作他職業生涯的頂點，是他“這一生所能達到的所有成就的一個總結”。這是明的層面，那麼暗的層面呢？——則是肯頓小姐在多年的期盼、多次的努力和試探之後，終於灰心絕望，在那一夜接受了一位舊識本恩先生的求婚。肯頓小姐為之痛哭失聲的是自己已經破碎的愛情，那站在門外的史蒂文斯內心翻湧的又是一種什麼樣的“特別的感受”呢？
為了實現自己成為偉大管家的理想和抱負，史蒂文斯不惜犧牲父子的親情（這種犧牲並非單方面的，可以看出老史蒂文斯也做出了同樣的犧牲）和男女間的愛情，以至於成為一個幾乎壓抑了一切正常情感、完全不近人情的工作機器。就在他自以為已經實現了人生的終極目標、職業的終極價值以後，卻纔發現他借以實現目標和價值的這位偉大的紳士，其實卻是納粹的幫兇、民族的罪人，他最後竟羞於承認他曾是這位爵爺的管家。這是何等的悲劇！

媒體評論：  這部小說的敘事者是完美無缺的英國總管史帝文斯。他試圖在幾近妙不可喻的工作領域裡自我貶抑，藉此為狹隘的生命經驗賦予某種形式與意義。史帝文斯的職涯歷經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卻終未察覺周遭的生活原貌──好比，他那位貴族主人顯然同情納粹，但他渾然未覺。這部精準又悲傷的小說尚有更加懸人心念的情節──究竟，史帝文斯能否在其極度壓抑的生存方式中，容許些許積極的生命情意？
──亞馬遜網絡書評

不世出的傑作……令人信服且完整的勾勒細節，一個人的生命旅程在讀者眼前抽絲剝繭，別出心裁且引人入勝，時而逗趣，時而愚昧，終究感人至深。
──《周日時報》

石黑一雄的上乘之作：攸關人的存在、階級與文化等提旨的諷刺喜劇，引人入勝，魔法般轉化為細膩深刻且揪心的動人敘事。情節交錯、教人贊嘆……石黑一雄是具獨創性且卓越的天纔。
──《紐約時報》

一個既優美又殘酷的故事。
──小說家／薩爾曼．魯西迪
一位大藝匠家。
──詩人&小說家／瑪格麗特•阿特伍德《石板雜志》
整個世代中最傑出且最有原創性的作家。
──劇作家／蘇珊?希爾 英國《星期日郵報》
真是一部完美的小說。我根本舍不得放下。
──小說家／安?碧亞提
巧妙的敘述與完美無瑕的語調控制……來自這位卓越的小說家。
──小說家／朱利安•巴恩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