虛構的中美洲城市聖克裡斯托瓦爾，曾經與周邊任何一座大城市一般無二，地區的經濟中心，種植茶葉和柑橘。隨著小企業的繁榮發展、水電站的建造與河道的修葺，整座城市開始加入到現代文明的行列。人們如此沉浸在繁榮中，卻不知他們身處的世界早已全然失效，變成了一個粗陋的、沒有意義的構造，官僚機構像沾了膠水的網一般籠罩著所有人，生活像節拍器一樣獃板而乏味，有的房子把它的住戶變成了爬行動物，有的把他們變成了人，也有的，把他們變成了昆蟲。

有一天，聖克裡斯托瓦爾的街頭突然出現了一群來路不明的孩子，衣衫襤褸，面黃肌瘦，說著無人能懂的語言。起先他們靠沿街乞討過活，隨即開展了一繫列破壞活動。更令人心驚的是，本地的孩子似乎也被這種暴亂的氣息感染了，有人聲稱能聽到他們的心聲，有人在暗夜裡加入了他們的行列。在政府的搜捕之下，孩子們先是躲進大森林，後來又藏進下水道，在那裡，建立起了一個名為“光明共和國”的法外之地……

“世界就是這樣告終，不是嘭的一響，而是噓的一聲。”孩子們是新世界的美夢，舊世界的遺民，他們的出現，恰如一聲輕輕的嘆息，宣告了古老美洲文明的終結；如下水道中精心搭建的光之殿堂，破開了目之所及的一切迷霧。

巴爾瓦不需要任何寫作上的建議，他早已創造出了一個完美的世界，早已擁有了一門與其年紀毫不相稱的精湛技藝。——諾獎作家馬裡奧·巴爾加斯-略薩傾力推薦

在《光明共和國》中，巴爾瓦不僅運用了一如既往的大膽敘事，發揮了處理模糊情境的天賦，更增添了形而上學與暗黑寓言的維度，令人緊張而又不安，頗具康拉德《黑暗之心》式的犀利，呈現出了偉大文學作品的氣像。——2017赫拉爾德小說獎頒獎詞

合上書頁時，你會被一種巨大的無力感籠罩，仿佛我們活在世上，卻將永遠迷失。而巴爾瓦寫作的模糊性（一種嚴謹、精確而非空洞的模糊），幫助我們承受住了這種沉重的無力感。《光明共和國》是一部宏偉的著作，被一條深深的、不確定的古老河流貫穿。——《西班牙文化報》

事實上，巴爾瓦的重建過程展現了社會中幾個重要概念的演化過程：暴力，童年，秩序，恐懼。這是《光明共和國》*深刻也*光明的核心。——《西班牙民族報》

心懷恐懼的人和戀愛中的人一樣細心。也許這隻是一個很小的發現，但當我在襲擊的幾天後發現它時，那感覺就像兩個涇渭分明的大陸融為了一體。我常常坐在家裡的走廊裡，一邊輔導女兒做作業，一邊看著音樂會那天下午冒出三個孩子腦袋的柵欄那裡。我感到奇怪的是，雖然我記不清他們的臉，但是他們給我的感覺卻很清晰：我相信自己感覺到了他們的身高、比例甚至體重。然後我看著女兒的臉龐，再次有了那種感覺：她伏在作業本上，我仔細觀察著她的眼白及其與深色皮膚的美妙對比，圓圓的額頭和垂下的臉頰，桀驁不馴的濃發。

維克多·科萬在《拒絕偏見》欄目1995年1月15日的一篇文章中寫道：我們開始用另一種方式看待我們的子女，好像我們成了敵人，這並不奇怪。他說得不無道理。我們竭盡全力尋找那些孩子時的絕望，和我們突然對自家孩子產生的警覺之間出現了某種重合，就好像在一些孩子身上開始的情感必然在其他孩子身上終止，一方隻是另一方的反面。

初的幾天裡產生了三種相互矛盾同時又相互補充的反應：震驚，報復欲和同情。幸災樂禍的情緒因為超市襲擊事件而變得更強烈了。在那些孩子還隻是在大街上乞討時，眾人表現出來的那種偽裝成慷慨和善良的憐憫，如今已經變成了震驚，然後又變成了仇恨。受害者的家人在市政府門前集會，要負責人償命(包括我)，迫使政府召開了一個荒唐的全體會議，會上達成了一個原本可以被簡單直接地稱為“捕獵”的行動決議，但由於對像是孩子，所以我們決定命名為“搜查”。

我們認為他們的營地在大森林裡確定無疑，所以並不介意浪費幾個小時來確保一進去就能抓到盡可能多的孩子。畢竟——我們認為，好像我們犯的錯還不夠多似的——他們隻是孩子，不可能走得太遠。我們的想法是讓警察出其不意地進去，然後把他們帶回來接受未成年人審判，但是襲擊事件在全國引起的反響太大，事情出人意料地變得復雜起來。監控錄像造成了極大的不安，全國所有的電視臺都播放了。記者一窩蜂地趕往聖克裡斯托瓦爾市，市民們向警察提供的說法和證詞開始自相矛盾，人們說當天下午和第二天都在自己家附近見過那些孩子，能從窗戶裡看到他們在半夜裡摸黑翻垃圾桶。大街上擠滿了相機和記者，想成為主角的神秘欲望支配了許多真正的目擊者，驅使他們提供了想像力極為豐富的證詞，若不是前一天有兩個人去世，他們會直接變成喜劇演員。或許他們已經是了。那些衝突過去許多年後，有一次馬婭跟我說，在聖克裡斯托瓦爾，人們永遠不會失去笑容，即使嚴峻的事件發生。她說這話的時候，我驚訝地發現真的是這樣，而她並沒有多作解釋。我想起，即使是在嚴峻的日子裡——也許恰恰是在那樣的日子裡——我也總能想起自己曾在某個時刻開懷大笑。這不僅僅因為我們試圖用一些令人興奮的笑話減輕自己的痛苦，而且關乎一個看似不太可能卻合乎邏輯的發現：當我們在持續關注一樁罪行的影響時，遲早會有某種東西讓我們露出微笑。但是我們時不時地大笑並不意味著我們的生活很舒心。國內無能的官僚機構像一張沾了膠水的網一樣籠罩著我們，內務部要求我們對每一個決定作出解釋，由於巴爾梅斯部長內閣的無能，我們甚至無法獲得批準以便盡早開始搜查行動。

1月11日一大早，一支由五十名警察組成的隊伍開始沿著埃萊河東岸進行搜查。城裡看不到那些孩子的蹤影，我們便以為他們不可能在別的地方。市警察局局長阿馬德奧·羅克組織大家按照包圍戰略進行搜尋，一旦看到那群孩子，警察就會包圍他們，然後不斷縮小包圍圈。但那隊警察在深入密林七公裡後，除了兩處被拋棄的營地、幾件衣物、殘留的食物和幾個玩具之外，沒有找到任何線索。在十五個小時的搜尋之後，一名警察被珊瑚蛇咬傷了，隻好被沿著水路送了回來。當隊伍沒能帶回一個孩子，卻帶回了一名舌頭腫得像海綿的警察時，沮喪開始蔓延。

大森林吞沒了聖克裡斯托瓦爾的孩子們，讓他們銷聲匿跡了。假如我和他們在一起的話，陷入痴迷的特雷莎·奧塔尼奧在1月17日的日記中寫道，我會和“貓”一起爬到樹上，他們永遠都找不到我們。不管是在樹上還是在河底，那些孩子在哪裡藏了將近四個月至今仍然是一個謎。現在我們可以比較有把握地確定他們的一些行動，鋻於他們在內地的一個佃戶農莊和兩個基督教原住民部落短暫出現過，我們可以繪制一張包含部分藏匿點的地圖，但是知道這些也解決不了多少問題。同樣，我們也不清楚那些接觸的性質。孩子們和那些群體聯合的紐帶是對聖克裡斯托瓦爾的共同怨恨，因此，他們的關繫比他們後來承認的更友好也不是不可能。但是無論友好與否，他們的接觸也不會太多，否則我們總會發現的。

人類的邏輯有其獨特的運行方式，有的景像似乎與之並不相符。“不可能，太荒謬了”，我們有時會這麼說。但是一些事情過於荒謬並不能阻止它們發生。聖克裡斯托瓦爾的孩子消失在大森林裡就屬於這種情況，那荒謬景像的首要後果便是把我們留在那裡獨自幻想。接下來的那個星期我們不僅懷疑我們的感覺，而且懷疑現實本身。我們以為灌木叢的葉子隨時會分開，我們會重新看到他們孩子氣的臉，等到這種情況發生，一切都將回到正軌。但是那些孩子沒有出現，搜查的警察每天回來時都努力掩飾他們的沮喪，每當我們看向大森林時，都會覺得那片密林為了保護那些孩子，已經變成了我們的敵人。即使它不是一則道德寓言，那也必須承認它們非常近似。許多年前，在讀一本現在已經記不太清了的書時，偶然看到的一個意像，徹底改變了我對現實的認識。作者描寫一個人物望著大海，突然明白了他想像中的“大海”這個詞與真正的大海並不相符，每當他說到“大海”時，想到的隻不過是它那微不足道的藍綠色海面，上面漂著泡沫，而從來不會想到大海真正的本質：深不可測的水體中充滿了魚類、暗流，以及——尤其是——黑暗。大海是真正的黑暗王國。孩子們消失的那天，聖克裡斯托瓦爾的市民對大森林也有類似的感覺。我們突然感覺自己好像混淆了外表與本質。在逃往那個秘密的腹地時，那些孩子像是用一艘潛艇把我們也帶走了。我們或許看不見他們，但是在他們的目光深處，在他們的恐懼中心，我們卻比任何時候都更接近他們。

兩個月的時間很長，期間他們經歷的事情對我們來說仍然是一個謎。如果有人不相信那些孩子在沒有幫助的情況下能夠在如此惡劣的環境中生存下來，那麼隻需要回顧一下歷史上那些野孩子的故事，從十四世紀的黑森狼孩、十六世紀末在畜群中長大的孩子巴姆貝格，到他們的鼻祖，被神話裡的卡匹托爾山母狼哺乳長大的羅慕洛和雷莫。所有這些在大自然或者動物的保護下生存下來的孩子儼然是不容置疑的人類證據。1923年，兩個女孩——阿瑪拉和卡瑪拉，一個六歲，一個四歲，被印度加爾各答地區的一個狼群養大；二十世紀中期，比森特·瓜瓜在智利南部被幾隻美洲獅養大；二十世紀九十年代，烏克蘭女孩奧克薩娜·馬拉亞被幾隻狗養大；烏干達的一群綠猴收養了約翰·薩班尼亞。隻要稍作調查，就可以證實類似的情況有很多，雖然沒有這些這麼驚人。在那裡，在那種缺少孩子和動物相互認可的迫切性和便捷性的情況下，那三十二個孩子很可能同大森林開始了對話，不用說，在這場對話中，我們並沒有受到邀請。

我們被這種把我們排斥在外的東西吸引了，但是這種吸引力並不能保證在其籠罩下產生的想法是符合邏輯的。人們推斷並發表的大多數關於那三十二個孩子的謬論恰恰是對他們在那幾個月的所作所為的猜測。這並非偶然：我們將自己的特性投射到了一處意義完全空白的地方，然後終相信老虎們會戀愛，上帝是一個善妒的復仇者，樹木也有思念。從行星到原子，人類繫統地賦予了那些他們無法理解的事物以人性。

對於在大森林所發生的一切所產生的巨大的意義空白，我們應該習慣於帶著學者的那種謙遜而不是評論家的那種傲慢進行思考。為什麼不考慮這種可能性——大自然正試圖在那些孩子身上孕育一種全新的、陌生的文明，完全不同於我們以無法解釋的熱情所捍衛的這種文明——盡管它似乎遙遠而虛幻呢？每當這麼想時，我的心就回到了那幾個月，以及大森林腹地裡的一切為了那些孩子做出了怎樣的改變：光，時間，誰知道是否還有愛。

這更像是幾千年前那個為了將自己的行刑日推遲一天而每晚取悅蘇丹的人編造的故事：一群孩子被隨意拋棄，困在大森林腹地，試圖在幾乎密不透光的樹葉穹頂下創造世界。大森林的綠色是死亡真正的色彩。既不是白色，也不是黑色。吞噬一切的綠色，在這一大片饑渴的、雜色的、窒悶的、強大的混亂中，弱者支撐著強者，高大者剝奪著矮小者的光線，隻有細微纔能撼動巨大。三十二個孩子在那片大森林裡活了下來，就像是一個展示出返祖式抗爭能力的群落。一天，我去腹地的一個農莊遠足，偶然將手放在一棵樹上，樹上有一窩白蟻，我隻好馬上把手縮回來。數以億計的白蟻喫光了那棵十五米高的大樹的樹心，產生的熱量比暖氣還要高。孩子們有種和那些昆蟲一樣的群落性：他們是外來者，也是寄生者；他們看似弱小，卻能夠抹殺長達幾個世紀的努力。我不想陷入我剛剛批評過的那個錯誤，但是我幾乎可以發誓說那群孩子也抹殺了愛。或者說某一種愛。我們的愛。

如今，根據其中一個女孩的尸體我們得知，這個十三歲的女孩已經懷孕。因此，他們之間應該有性關繫，包括那些小的孩子。在大森林裡的那幾個月在這方面的作用是決定性的。愛是如何從零開始的？在一個沒有任何參照的世界裡應該如何相愛？從未聽說過愛的人永遠都不會相愛，拉羅什富科這句著名的格言對於這三十二個孩子的處境有著特殊的重要性。他們會在黑暗中低語、牽手、愛撫嗎？他們告白的話語，欲望的眼神是怎樣的？鐵鏽味在哪裡終止，新的一切從哪裡開始？如同從西班牙語中催生出一種新的語言，也許他們用我們慣常的示愛舉止創造出了新的東西。有時我樂於相信我們曾看到過那些舉動，隻是當時並不理解，相信他們在城裡時，我們曾目睹過那些人性的萌芽。某種因我們而誕生，並持續與我們相對立的東西。童年比虛構更強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