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大火之後的早晨、
大海老頭
流言之桶
我們的復仇日
謊言
附身於我們的魔鬼
聰明的那個
年輕姑娘可能會糟蹋掉她的機會
一個自由的選擇
可憐的男男女女
饑餓的侵襲
家的壁壘
淹死的男人
結婚十二周年紀念日
上面有粉色大玫瑰的地毯
仁慈的影子
沙發
最大的孩子
非洲的故事
聖誕前夜
情感之泉
譯後記

安妮•恩萊特

梅芙•布倫南不必非得是女人，纔會讓她的作品被遺忘，盡管這點肯定有關繫。她不必非得變成流落街頭的女人，纔會讓她的作品被復興，盡管這點可能也有關繫。關於她精神狀況變糟的故事讓任何跟文字打交道的人都感到害怕，大家在她干淨尖刻的句子裡搜尋她之後發瘋的蛛絲馬跡，然後又轉而審視他們自己。
對新生代的愛爾蘭女性作家而言，布倫南是尚未勝利的昔日鬥爭的傷亡人員。她的文字能很好地支撐她被復興的名聲，尤其是那些關於愛爾蘭的故事。這些故事極具現代感，就是喬伊斯的《都柏林人》的那種現代感。這部分是因為克制。貝內迪克特•凱利 ，沃爾特•麥肯 ，可能就連瑪麗•拉文 ，在《紐約客》的頁面上都冒著一眼就被看出是“愛爾蘭人”的風險，換句話說就是文字抒情或親切。弗蘭克•奧康納是這伙人中最討巧，也最成功的那個。布倫南的文字則始終精準、堅硬：躍然紙上的是某種既美妙又讓人難以承受的東西。
盡管缺乏表面的嫵媚，布倫南其實是非常愛爾蘭的。她的母親烏娜和丈夫鮑勃一起參加了一九一六年“復活節起義” ，鮑勃因此被捕入獄。起義過後三十七周，梅芙出生了——你或許可以說，在愛爾蘭自由邦創立的同一時期，她母親懷上了她，她是一個真正的復活節起義者的女兒。幾年後，鮑伯•布倫南離開他年輕的家庭，參加了愛爾蘭獨立戰爭和愛爾蘭內戰。他東躲西藏，流亡好幾個月，梅芙幼時的家幾度被持槍男人們突襲搜查。愛爾蘭自由邦成立後，他為埃蒙•德•瓦萊拉創辦了《愛爾蘭新聞報》 ，梅芙十七歲時，她的父親作為愛爾蘭駐美國首位使節，被派往華盛頓。布倫南夫婦在韋克斯福德 的蓋爾語聯盟 結緣相愛時，他們不可能預見這樣的一個非凡未來，但他倆都看到了某種遠大的理想。他們的三個女兒的名字都取自愛爾蘭古代女王：伊瑪、迪爾德麗和梅芙。
她是一位“蓋爾公主”。栗色的頭發，綠色的眼眸。一個“小精靈”，一個“被仙女調包的孩子”，大家都欣賞她的敏銳纔智。對布倫南的描述很難不涉及到她的愛爾蘭血統。一九四一年，她搬去紐約，在《時尚芭莎》找到一份工作，當她的家人返回愛爾蘭時，她則留在了美國；成了一位“定居的旅人”。已經離群索居的她，從一個租屋搬去另一個租屋，極少擁有一個歸她獨用的廚房。然而，她似乎對愛爾蘭或家庭生活有所思念。她的傳記作家安吉拉•伯克寫道：“在她的成年生活中，梅芙對喝茶和直接加熱的明火執著到了堪稱怪癖的程度。”
一九四九年，三十二歲的她在《紐約客》找到一份工作，威廉•麥克斯威爾為她修改文章，並成為她的摯友。“在她身邊，”他寫道，“能看到風尚被徹底革新。”布倫南是一名美麗的未婚女子，置身於一個滿是男人的昏暗辦公室裡。她在衣服翻領上別著鮮花，噴著“俄羅斯皮革”，一款香奈兒為敢於在公共場合抽煙的女子設計的香水。她總是在工作，產出卻很少，喫煮雞蛋控制體重。
到一九五零年代早期，關於她的愛爾蘭特質的描述從捉摸不定變成了令人望而生畏。她的措辭尖刻到“能修剪籬笆”，她講話像“碼頭工人”一樣，她當眾說“操”，還在第三大道上的科斯特洛酒吧 喝酒。有一次，她坐在卡座上卻沒人接受她的點單，於是她拿起一隻頗有分量的、裝滿糖的糖罐，把它扔到地上。她很不明智地嫁給了《紐約客》的同事聖克萊爾•馬克威，同為酒鬼——同是瘋子，確實——他娶到是一個愛爾蘭處女新娘。當時布倫南三十六歲。一位友人說，他們“像兩個外出進行一場危險散步的孩子：倆人都是如此危險，卻又是如此迷人。”
值得一提是當時沒有任何一個愛爾蘭中產階級女性會進入一家都柏林酒吧。愛爾蘭的飲酒文化，雖然以其所有的極大樂趣而聞名，卻是深深地與羞恥綁定在一起的。梅芙的渴望是源於一種絕妙的社會不確定性，也是源於一種極度的需求。正如她死後出版的書籍編輯克裡斯托弗•卡德夫所言，她的作品顯示出“一種渴望的怨恨，一種渴望的懷舊和一種對愛的渴求。”

布倫南作為一名小說家的進程遠不是穩定的。她撰寫一個關於城市見聞的專欄，名為“冗長女士”，還有語調悲傷明快，非常符合《紐約客》一貫文風的短篇回憶錄。她最初發表的小說略帶諷刺，均以美國為背景。這些故事發表在一九五二年和一九五六年之間，此後是一段時間的沉寂。讓她聲名再起的那些愛爾蘭的故事，直到一九五九年——她母親去世一年後，她自己的婚姻也開始瓦解時——纔開始出現。第二波更有前途的小說出現在一九六四年她父親去世後。
這些故事是關於兩對夫妻，巴戈特夫婦和德頓夫婦，他們都住在布倫南長大的雷納拉 。巴戈特夫婦比德頓夫婦更快樂一點，但要區分回憶錄和小說，一對夫婦和另一對夫婦，可能很難——他們都那麼孤獨，活動的範圍都那麼小。他們全都可互換地生活在切瑞菲爾德大道48號，布倫南童年時的家，他們登上同一道小樓梯，望著外面同樣的金鏈花樹。這些故事是痛苦的收復行為。布倫南圍繞這些人生活中的一些小事施展筆墨。一個新沙發送到家，令人興奮。一個賣蘋果的男人敲門。人們結婚，在公園散步，上班，死去。客人來訪、沮喪失望、無止盡的小殘酷行為——尤其是德頓夫婦之間，他倆唯一的兒子成了神父，讓他的母親飽受喪親之痛。一些最感人的故事幾乎完全無事發生。一個男人走進他死去妻子的臥室，在那裡什麼都沒找到。一個女人在她孩子房間的牆上看到她自己的影子，感到安慰。
在一九五零年代，《紐約客》刊登文章都它是真實的還是虛構的，作者即便有署名，也是在文章的最後。這給遣詞造句和句子發生的順序施加了一種絕妙的壓力。精確和實質細節被高度重視；揭示來得緩慢且低調。這種文風某種程度上可能強化了布倫南從一開始就采用的感覺。麥克斯威爾說，布倫南的一些短篇自始至終都很輕很淡。然而，它們“肯定是精心寫成的故事，洋溢著家的安全和溫馨”。
“這是一句褒獎，但德頓夫婦的故事裡極少有安適，可以說他們相互極其厭惡，無論壁爐有多溫暖，無論喝多少杯茶，都沒有用。”
一九六九年，一本由“冗長女士”專欄文章集結而成的書出版，約翰•阨普代克在《大西洋月刊》上寫了書評。時年五十二歲的布倫南，既不是年輕時那個無懈可擊的風格女王，也不是老年時的那個瘋婆子。她是“一個姿色漸衰的傳說中的愛爾蘭美女，依然頂著一頭奪目的紅發，且極度精靈古怪”，大概是在同場喫飯喝酒的作家威廉•麥克弗森說。那一年，還有一本短篇小說集被發表，書名是稍微有點異想天開的《進出永無島》 。這本書反響不錯，但沒有抵達大西洋的另一邊，也沒出過簡裝版。用出版界的話來說，這是一段已經結束的職業生涯的一個有希望的開始。
在《紐約時報》對這本短篇小說集的書評中，安妮•奧尼爾-巴納 寫到把愛爾蘭作家區分開來是多麼困難：“興筆提及的都柏林街道名字……或是鄉村、郡名、城鎮名，以及它們洶湧的壓抑和激情……這可能是任何一位《紐約客》愛爾蘭作家的產物。”像這樣被混為一談一定令人窒息，尤其是對布倫南而言，她是一個執著於事物特性的人。
她是一位都柏林作家，布倫南的文字裡不存在任何流動的鄉村韻律。而且，她對“打著愛爾蘭的名號在海外兜售沼澤和雷聲之類的描寫”感到很不耐煩。愛爾蘭的口述傳統有其表演性的一面，可能會讓一位作家筆下的“人物”變得“有個性”，但布倫南的人物極少有什麼“個性”可言。就連“意見”一詞都會讓她焦慮。
布倫南被那些認識她的人形容為時尚的或有愛爾蘭風情的，他們似乎知道這些詞語是什麼意思，但她也被形容為沉默或健談，很難調和這兩點。或許她是像她的母親。當1957年梅芙把她的丈夫領回家時，飽受健康問題困擾的烏娜像是變了一個人：“她不是那個大家經常面對的蒼白、耐心、飽受病痛折磨的馴服婦人，馬克威見到的是一個身體不適的小個老太，像一隻發出嘶嘶威脅聲的貓，大笑起來像一個惡魔，從早到晚喋喋不休地講著冗長的故事……馬克威說，沒有一個（故事）對任何人有一句好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