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萊爾·吉根

（1968—  ）

生於愛爾蘭威克洛郡一個大家庭，是家中最小的孩子。十七歲時遠赴美國路易斯安那州新奧爾良，在洛約拉大學主修英語和政治學，一九九二年回到愛爾蘭，在威爾士加迪夫大學生活一年，獲創意寫作碩士學位，並在威爾士大學教授本科生。

故事發表於《紐約客》《格蘭塔》《巴黎評論》和《美國最佳故事》。曾獲得威廉·特雷弗獎、魯尼愛爾蘭文學獎、奧利弗·庫克獎和二〇〇九年戴維·伯恩斯愛爾蘭寫作獎。其他獎項包括休·倫納德獎學金、麥考利獎學金、馬丁·希利獎、基爾肯尼獎和湯姆·加侖獎。兩次獲得弗朗西斯·麥克馬納斯獎，同時是溫蓋特獎學金獲得者。都柏林聖三一學院和劍橋大學彭布羅克學院選擇吉根作為二〇二一年布裡納·斯湯頓訪問學者（Briena Staunton Visiting Fellow）。

二〇〇九年，小說《寄養》獲得由美國作家理查德·福特擔任評委的戴維·伯恩斯愛爾蘭寫作獎，在頒獎詞中，福特贊揚吉根對詞語的直覺“令人毛骨悚然”，以及她“對生命的重要過程和結局的耐心關注”。

二〇一九年新建的愛爾蘭文學博物館（MOLI）舉辦了一場常規展覽，以紀念二十世紀和二十一世紀傑出的愛爾蘭作家，吉根為作家之一。

同時還是國際知名的創意寫作教師，現居愛爾蘭。

南極

愛在高草間

水最深的地方

舞蹈課

暴風雨

唱歌的收銀員

燙傷

男孩的怪名字

有膽量就來滑

男人和女人

姐妹

鼕天的氣息

再怎麼小心都不為過

燃燒的棕櫚樹

護照湯

致謝

暴風雨

母親會在夢中未卜先知，還會在夢中找到東西。那天早上，她睡眼惺忪地下來，說道：“我知道那把舊砍刀在哪兒了。”她穿上靴子，我跟著她來到沼澤地。她在一棵懸鈴木下停下來，指著石灰石牆上一叢荊棘堵住的地方。

“就在那兒。”她說。

果然，她沒有說錯。我們用新砍刀劈開那些荊棘，找到了舊的砍刀。

乳品間陰暗潮濕，我父母將他們很少用到的東西都堆放在那裡，在我出生之前就這樣做了。牆上的黃色油漆已經起泡鼓了起來，鋪在地上的石板反射著亮光。韁繩一動不動地掛在房梁上，馬嚼子上落滿灰塵。攪乳器還在那兒，裡面依然殘留著酸牛奶的氣味，桶身依舊光滑，但木頭上面布滿蟲洞，而攪乳棒早已不見了蹤影。在我的記憶中，窗戶上從來就沒有裝過玻璃，隻有鏽跡斑斑的窗欄，還有樹林刮來的風穿過窗欄時的響聲，宛如怪異的掌聲。

不知是誰把育雛箱和水槽也推進了乳品間，金屬的水槽曾經像茶匙一樣閃閃發光，如今卻布滿了鏽跡。剛孵出來的小雞宛如黃色花瓣，我們將它們捧在手心，放進溫暖的育雛箱裡。它們就像毛茸茸的小球，小腿不停地動著，靠育雛箱裡的溫度來溫暖自己。有了溫暖，我們纔得以生存。有時候，外面的寒冷占了上風，那些移動的黃色小球會倒下，爪子像橙色的箭頭指著下面。父親會像撥掉新長出來的雜cao一樣將它們扯出來扔掉。但母親會輕柔地將它們撿起來，仔細觀察黃色的身體，看它們是否還活著。在確定它們已沒有了生命跡像後，她會說：“我可憐的小雞。”然後朝我笑一笑，將它們順著斜槽扔出去。

牛奶過濾器也還在那裡，舊的紗布濾網一團團地掛在一根快要磨斷的繩子上，肮髒不堪。罐子裡的醋栗醬聞起來像雪利酒，已經在瓶子裡干癟了下去，上面還長出了胡須般的霉菌。我們以前經常做海棠果果凍，把酸酸的水果切成四塊，連核帶籽一起煮成果泥。把黏稠的液體倒進一個舊枕套，將凳子倒過來，再將枕套的四個角分別拴在凳子的四條腿上。滴答。滴答。滴答。汁水整晚滴進保鮮鍋中。

他們經常派我到乳品間取東西：一罐清漆、六英寸長的釘子、一匹大腦袋母馬的馬籠頭。門閂太高了。我得站在一個雜酚油罐子上纔能夠到，而我按下去的金屬圓片薄如樹葉。我自己主動去那裡時，往往是去翻看那隻箱子。那是一隻鏽跡斑斑的大金屬箱，可在孩子的眼裡卻像海盜的寶箱。箱子太舊了，如果把裡面的東西倒出來，將它舉起來對著光，你會覺得是在透過漏勺看東西。裡面沒有我喜歡的東西——幾本受潮後粘在一起的舊書、幾張發黃的地圖、幾本禱告書，沒有照片。“都是你父親家人的東西。”母親壓低聲音告訴我，顯然不想讓父親聽到。箱子的長度和我的身高一樣，高度隻是我身高的一半，蓋子很緊，沒有把手。我會打開蓋子，看那些東西，用手指觸摸書脊斷裂、沒有了封面的書，然後用力把蓋子蓋上，箱子發出刺耳的金屬摩擦聲。

隨後便有了那個夢，而那個夢改變了一切。母親夢見了外婆，夢見她死了。她在廚房裡號啕大哭，半夜把我吵醒。她拍打著廚房的桌子。我穿著印有海龜圖案的睡衣站在樓梯盡頭，透過黑暗注視著。母親蜷縮在地板上，從沒有說過一句溫柔話的父親在對她說著溫柔的話。哄她，叫她的名字。瑪麗，瑪——麗，啊，瑪——麗。兩個人平時從不觸踫對方的身體，一方的手指會在對方的手抓住肉汁壺之前松開，但現在他們擁抱在一起。我躡手躡腳地回到樓上，聽著那些溫柔的話語慢慢變了味。

天亮時，電報到了。母親將它像卷煙紙一樣在手指間卷來卷去。父親做了安排。我打開收音機時，鄰家的一個女人在我的手上拍了一下。我的外婆，那個身上長著紫色疹子的女人，那個蒼老的布滿青筋的乳房下垂著的女人，那個我們像洗一幅畫一樣洗過的黃褐色皮膚的女人，僵硬地躺在一個鑲了邊的盒子裡回家了。我們把她放在客廳的涼爽處。

葬禮結束後，鄰居們驅車來到家裡，車道上汽車一輛接一輛。我坐在陌生人的大腿上。他們把我像煙cao袋一樣傳來傳去。我喝了三大瓶檸檬汽水。姨媽站在那兒守著火腿。“誰要再來一塊中間的肉？”她手裡的切肉刀發著寒光。

母親坐在那裡，盯著爐火，一句話也沒說。甚至在那條牧羊犬站到躺椅上舔自己的時候也沒有說話。

母親開始打掃牛棚，盡管我們多年前就把牛賣了。她拿著院子裡的刷子和水桶出去，擦洗馬廄和過道，甚至把舊輪轂蓋擦得光可鋻人。以前，我們把泛著泡沫的牛奶倒在那隻舊輪轂蓋裡喂貓。然後她進屋，和雕像說話，直到晚飯時間。她想像著暴風雨的到來。她一聽到風聲就把自己鎖在樓梯下面，一聽到雷聲就用棉花堵住耳朵，和狗一起躲在桌子底下。有一次，我和父親在廄樓上碾大麥，看見她在田野裡呼喚牛群。“咂咂！咂咂！赫西！咂咂！赫西！”她把鍍鋅桶子的把手搖得噼啪作響，要把想像中的奶牛呼喚回家。父親溫柔地把她哄回家。從那時起，她開始住在樓上。

於是，夏天到來的時候，輪到我把大茶壺拎到男人們的面前，壺嘴中塞著《農夫期刊》中的一頁。男人們吸著干cao卷成的香煙，看著我，口無遮攔地對我父親說，我很快就會變成個大姑娘。

她半夜來找我，穿著一件我從未見過的淺藍色睡衣。她把我從床上拉起來，在黑暗中走下樓梯，穿過修剪過的cao地，wo們的光腳丫沾上了cao籽。我們穿過麥茬地一直往上走，她的手像老虎鉗一樣抓住我。她睡衣的下擺在身後隨風飄動。然後，我們到達了山頂，仰面躺在地上，看著星星，她一頭黃銅色的頭發，嘴裡說著瘋話，然而那些話並非毫無意義，她感覺到了我們感覺不到的東西，就像狗能最先聽到車道上汽車的聲音一樣。

她指給我看她稱之為“平底鍋”的東西，那是樹頂之上聚集的一群星星，並告訴我那些星星怎麼會在那裡。動物們口渴難耐，卻沒有水喝。由於干旱，長頸鹿彎下了脖子，綿羊開始掉毛，蛇的身子因為太干而無法彎曲；但是一頭小母豬發現了一隻裝滿水的平底鍋，讓所有動物喝上了水，渡過了難關，直到雲朵擰出了雨水。那平底鍋有一個彎曲的把手，動物們喝到水之後，星星就變成了它的形狀，這就是天上的東西。我把天空中的白點連在一起，也看到了“平底鍋”。我還感覺到我睡衣上的烏龜開始沿著我的腿爬行，一直爬到腋窩下。

我們在那裡一直待到天亮，干cao的味道隨風飄來。她告訴我十五年來父親的手是如何弄得她身上青一塊紫一塊，告訴我愛一個人與喜歡一個人之間的區別，告訴我她不喜歡我就如同她不喜歡父親，因為我的眼睛透著同樣的殘忍。

從那時起，我開始無緣無故地去乳品間。那裡很安靜，隻有風聲和頭頂上水箱的汨汨聲。房梁之間的天花板上有個洞，那便是嬰兒房，我的幾個姐姐以前常常帶著洋娃娃上去，腦袋總會撞到傾斜的屋頂。

面包車來接她的時候，幾個姐姐早就離開了家。父親說她受了傷，但看不出任何傷痕。我問他是不是她體內在流血。

“差不多吧。”他說。

我想起了水槽上方的聖心畫，那顆被永不熄滅的紅光照亮的紅心。

我打開金屬箱子，望著裡面的東西。我拿起一本祈禱書，手指翻動著書頁。棕褐色的書頁很光滑，宛如母親的胳膊。我打開一張破損的棕色地圖，分辨不出哪個是陸地、哪個是海洋，直到找到一個我認識的地方。一隻昆蟲的翅膀粘在挪威那裡。我能聽到父母在隔壁房間說話。我打開另一本書，想看看裡面有沒有圖片，結果一張也沒有。我鑽進箱子裡，蹲下來。我聽到玻璃破碎的聲音。響聲變成了母親的聲音，越來越大，近乎哭聲。有東西掉了下來。我拉了拉鐵皮箱蓋，讓那塊金屬罩在我身上，鏽跡斑斑的箱蓋蓋上時發出了刺耳的響聲。周圍一片漆黑，好像我已經不存在了。躲在黑色的大鐵皮箱子裡、坐在受潮的書籍上面的不是我。箱子裡有一股陳腐的霉味，像面包箱裡面的氣味，或者碗櫥背後掉有蛋糕屑的地方的氣味。一個世紀前的氣味。我記得有一次老鼠咬穿了育雛箱的格柵。它們抓住了小雞，我們發現到處都是絨毛，上面還連著腿，有肉的地方都被喫掉了。我們看到剩下的小雞嚇壞了，疲憊不堪，躲在油漆桶或幾卷編羊欄的金屬線之間，因為它們還不會飛走。我和父親把它們抓在手裡，它們發了瘋似的細聲尖叫，黃色的身體不停地顫抖。

最後一個說我很快就會變成個大姑娘的人被燙傷了。母親總是說，沒有什麼比燙傷更糟糕的了。她沒有說錯。這是讓他們知道，誰也別想在我面前胡說八道。現在他們乖乖地把威靈頓長筒雨靴脫在門外。再沒有人說土豆中間太硬。我會用分餐勺敲打他們。他們也知道這一點。

我星期天會去看她，但她不知道自己在哪裡，也不知道我是誰。

“是我，媽媽。”我說。

“我一聞到魚的味道就受不了，”她說，“受不了他和他的鯡魚。”

“你不認識我了嗎？我是愛倫。”

“特洛伊的愛倫！騎上你的馬！”她說。

她是紙牌行家，每個星期都能從別人的口袋裡把錢騙到手，護士長不得不趁她洗澡時從她的鞋子裡把錢掏出來。

但我仍然一次次去那家瘋人院。我喜歡走廊裡消毒液的氣味，喜歡護士們的橡膠底鞋，還有那裡為星期天報紙爭吵的氣氛。這說明了我內心的什麼？母親總說瘋癲有家族遺傳性，而我從父母兩邊都遺傳了這一點。我想我去那裡有自身的原因。也許我已經習慣了。為了保護自己，早早地沾染上一點瘋癲，就那麼一點點。就像接種疫苗。你必須面對最糟糕的情況，然後纔能應付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