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後記
“拉丁美洲是什麼時候倒霉的？”
2016年，巴爾加斯·略薩再次來到多米尼加共和國。他曾在這裡的大學教書，這裡也是他的名作《公羊的節日》中故事發生的舞臺。他在那裡參加了一場大型晚宴活動，然而他並不喜歡類似的場合，於是默默地坐到了靠近門邊的座位上，準備一有合適的機會就起身離開。但是還未等他行動，一個留著小胡子、體型微胖的男人就坐到了他身邊。對方和他攀談起來。他一開始並沒有認出對方，過了一會兒纔辨認出此人是記者、歷史學家、詩人托尼·拉夫爾(Tony Raful)。托尼·拉夫爾對他說道：“馬裡奧，我有個故事想讓你寫。”巴爾加斯·略薩禮貌性地笑了笑，想用句玩笑話搪塞過去：“天啊！但是別人想讓我寫的故事，我是不會寫的！”
可他後來還是把這個故事寫了出來。
托尼·拉夫爾曾經寫過一本叫做《罪行狂想曲》的歷史書，內容是1957年7月26日危地馬拉總統卡斯蒂略·阿馬斯被刺殺身亡事件。經過調查研究，托尼·拉夫爾認為，多米尼加共和國獨裁者拉斐爾·特魯希略是那場刺殺事件的幕後黑手，這個結論成為《罪行狂想曲》的主要線索，也是他給巴爾加斯·略薩講述的主要內容。巴爾加斯·略薩曾經讓特魯希略以主要人物的身份出現在《公羊的節日》中，他立刻對此產生了興趣，於是習慣性地開始了寫作準備：閱讀參考書目、制作大量寫作卡片、實地走訪調研……他閱讀了近年出版的很多研究著作，驚訝地發現特魯希略插手卡斯蒂略·阿馬斯遇刺事件在史學界已經不是新鮮事了，更令他震驚的是，史學家們還證實了另一處細節：在卡斯蒂略·阿馬斯遇刺當晚，特魯希略的左膀右臂喬尼·阿貝斯·加西亞就從危地馬拉逃到了薩爾瓦多，然後回到多米尼加共和國，與他同行的竟然還有卡斯蒂略·阿馬斯的情人。
巴爾加斯·略薩認為，自己在寫文論作品時能夠有意識地控制、掌握、表達自己的想法，可寫小說不同，他總是不能確定寫成的小說是否真正展現出了自己想要表達的東西。他能夠確定的是，小說可以更好地傳遞情感、直覺和激情，因此他始終認為自己對小說並沒有真正意義上的完全掌控力。這部關於危地馬拉的小說也是如此。首先，他從未想過自己會寫一部關於危地馬拉的小說，可是他寫了。在調研過程中，他發現危地馬拉是世界上美的國家之一，同時它的歷史也是一部世間罕見的暴力史；其次，在寫作過程中，他的寫作計劃總是會被打亂，筆下的人物仿佛真的有了生命一般，牽引著他下筆。
在巴爾加斯·略薩初的設想中，這部小說的主角應該是阿貝斯·加西亞。這是一個早在《公羊的節日》中就曾出場的關鍵人物，他的完整命運將會在這部小說中得到披露。然而在終成書時，阿貝斯·加西亞成了次要角色，那位在刺殺之夜和他一起逃走的女人——卡斯蒂略·阿馬斯的情人(在書中化名瑪爾塔)卻搖身一變，成了這部小說真正的主角。巴爾加斯·略薩發現這個人物身上充滿了謎團：她怎樣成為卡斯蒂略·阿馬斯的情人？她和刺殺事件到底有無關聯？她是同謀還是無辜的幸存者？包括歷史學家在內，沒人知道這些問題的答案，而這正是小說家應當去做的事情：用想像力來填補歷史的空隙。
瑪爾塔逃到多米尼加共和國之後，成了當地很有名氣的廣播電臺主播，她在節目中捍衛拉丁美洲的所有獨裁者，同時一再指控危地馬拉軍方，後者認為是一個在刺殺當晚死去的士兵為報父仇而殺死了卡斯蒂略·阿馬斯，她則認為這是彌天大謊。巴爾加斯·略薩費了很大力氣纔讓那個如今已上了年紀的女人同意會面，他們約定在她位於美國的家中會面。巴爾加斯·略薩發現她的家中掛有卡斯蒂略·阿馬斯的畫像，而她解釋說，她有過十個丈夫，而且他們全都是被她親手埋葬的，可她這輩子愛的男人還是那位危地馬拉上校、共和國總統卡洛斯·卡斯蒂略·阿馬斯。
隨著談話的深入，巴爾加斯·略薩發現，這是他這輩子做過的艱苦的一次對談，因為那個女人十分狡黠，總是能巧妙地避開他提問的重點。在多米尼加共和國生活期間，某日，傀儡總統“黑特魯希略”突然召見她，在前者的辦公室裡，那個女人拿到了一張空白支票，“你給自己估個價，你估的價值就是我估的價值。”“黑特魯希略”肯定以為這次和往常沒什麼不同，他可以隨意玩弄眼前的女人，可她像發狂的猛獸般撲到了他身上，和他扭打在一起，甚至用牙齒撕咬他的耳朵。“這是真的嗎？”巴爾加斯·略薩問道。她笑起來：“我的嘴上現在還殘留著那隻鬥牛犬的耳朵的味道呢！”巴爾加斯·略薩心想：在這種情況下，“黑特魯希略”無疑會殺她洩憤，雖然特魯希略後來要求傀儡總統向她道歉，但這一行為也明白無誤地證實了特魯希略纔是那個國家真正的掌權者這一事實，又增加了她被滅口的風險。“您不得不立刻離開多米尼加共和國的時候，很快就獲得允許來到美國，而且先是有了長期居留，後來幾乎立刻獲得了美國國籍。很多人認為，這些正是您為美國中情局做過許多有價值的工作的證據。”巴爾加斯·略薩終於拋出了這個重要的問題。可是這個問題惹惱了她，她的態度變了，整個談話的氛圍也變了。談話結束，巴爾加斯·略薩並沒有得到答案，可是這種神秘感使得她對他的吸引力有增無減，於是他改變了她的名字、外形和住處，她逐漸從次要角色變成了故事的主人公之一。
吸引巴爾加斯·略薩的另一個人物是阿本斯總統。在搜集刻畫這一人物的資料時，許多往事湧上巴爾加斯·略薩的心頭。他想起大學時期自己和周圍的年輕人們對阿本斯政府的支持，也想起阿本斯政府被推翻後，大家一起走上街頭進行示威遊行的場景。“因為阿本斯想做的是和平改革，是在不流血的情況下讓危地馬拉變成民主國家，這些都是我們拉丁美洲人早就希望出現的東西，因此阿本斯的改革是一個範例，是對我們的理想的檢驗。”然而這場改革，尤其是農業改革，觸及美國人的利益。美國聯合果品公司早在阿本斯的前任阿雷瓦洛總統執政時期就感受到了威脅，於是他們決定反擊農業改革計劃。在冷戰背景下，聯合果品公司出其不意地利用自由派媒體煽動輿論，使得上至美國政府、下至美國平民，舉國相信危地馬拉是蘇聯設置在拉丁美洲的橋t堡。終，美國政府策劃並支持了卡斯蒂略·阿馬斯的顛覆行動。危地馬拉人的理想破滅了，包括巴爾加斯·略薩在內的拉丁美洲人的理想也破滅了。
2019年10月28日晚，在馬德裡的拉美之家舉辦了巴爾加斯·略薩小說新作的發布會，上文所記錄的一切都是我在發布會現場從作家本人口中聽到的信息。當時的我對於1954年和1957年在危地馬拉發生的事情了解不多，也不知道馬德裡的拉美之家是有名的鬧鬼勝地(這是數日後我的導師在塞維利亞告訴我的)。次日，在巴爾加斯·略薩的住處，作家的愛人伊莎貝爾·普瑞斯勒(導師的兩個分別上小學和中學的女兒聽說我見到了這位西班牙社交名媛，興奮地尖叫起來)詢問我，是否將由我把這部小說翻譯成中文時，我的答案也是“不確定”“不知道”，可是在發布會現場聽了作家講述這部小說的創作過程之後，直覺告訴我，這肯定是一部傑作。我在接下來的幾天裡把書讀完，驗證了自己的想法：無論在情節還是在技巧上，這部小說都堪稱巴爾加斯·略薩自本書姐妹篇《公羊的節日》(2000)出版後，在新世紀裡創作出的質量的作品。
回到發布會現場，讓我們補全剛纔遺漏的一個重要信息：在巴爾加斯·略薩看來，為自己的作品選擇好的書名是一件十分重要的工作，可是這部作品的名字卻一直難以確定下來。同樣的困境，作家在三年前創作《五個街角》時也曾遇到過，那時的巴爾加斯·略薩在深入利馬城內危機四伏的五個街角街區之後纔靈光乍現，決定以該街區的名字命名自己的那本小說。這次的書名靈感則來自閱讀：某日，巴爾加斯·略薩閱讀阿維拉的聖特雷莎的信件時看到了這樣一句話：“這是艱辛時刻！”就是它了！《艱辛時刻》！還有什麼比“艱辛時刻”這四個字更能刻畫出拉丁美洲在上世紀五十年代所經歷的那段歷史呢？
阿本斯政府垮臺後，拉丁美洲的諸多改革派人士得出結論：和平改革是行不通的，拉丁美洲若想改變落後的現狀，隻能走武裝起義的道路。古巴革命的勝利進一步激化了這種思潮，於是在拉丁美洲各國紛紛爆發了武裝革命運動。然而古巴模式是難以復制的，後來的那些革命不僅沒有取得成功，反而激起了傳統勢力、軍人集團的反撲，拉丁美洲的許多國家陷入比以往更加殘酷的獨裁統治，甚至連該大陸z具民主傳統的哥斯達黎加、智利、烏拉圭等國也難逃阨運。
發布會開始時，豐泉出版社主編庇拉爾·雷耶斯致辭時有一句精彩點評，她說：“如果說《酒吧長談》探討的問題是‘秘魯是什麼時候倒霉的’，那麼《艱辛時刻》的核心主題就是‘拉丁美洲是什麼時候倒霉的’”。已然著作等身、功成名就的巴爾加斯·略薩依然在思考拉丁美洲的歷史和命運問題，他依然是那個在弱肉強食的軍校中觀察秘魯社會的士官生，依然是那個和奧德裡亞將軍獨裁統治做鬥爭的有志青年，依然是那個遠赴歐洲追尋文學夢的寫作者，依然是那個出政治淤泥而不染的總統候選人，依然是那個為自由和民主疾呼的思考者，也依然是那個“勇敢的小薩特”。
侯健
2021年5月31日，西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