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華語讀者
2021年波蘭“斯坦尼斯瓦夫·萊姆年”
暨萊姆誕辰100周年

為什麼會有萊姆這樣的人呢？他是20世紀波蘭傑出的作家之一，甚至也可以說是傑出的科幻小說家。他的文學纔華和智慧，以及他戲劇般的人生，共同鑄就了這位奇纔。
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殘酷地摧折了他的青春。有著猶太家庭背景的他，被迫隱姓埋名，改變身份，做起了焊工。1945年後，當發現家裡已無以為繼的時候，他正式踏上了寫作的道路。在戰後的1946年至1949年間，萊姆發表了他人生中的部作品。
斯坦尼斯瓦夫·萊姆曾在雅蓋隆大學學習醫學。盡管沒有完成學業，但在與教授和同學的對話中，萊姆提出了重要的問題，這些問題貫穿在他今後的作品當中：人與機器的邊界在哪裡？人可以“從原子中”構建出來嗎？人工智能時代的道德標準究竟在哪裡？
萊姆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所做的各種預測和直覺判斷已成為當代現實生活的一部分。然而，他的作品發人深省的並非物質與技術層面的想像，而是道德層面上的深刻思考：人的創造力能夠達到何種地步？機器權限的邊界在哪裡？在一個機器和人類共同存在的世界裡，道德的標杆將會是怎樣？這些都是我們在當今文明技術發展的同時要去尋找的答案。
萊姆懷著好奇和從容之心看待未來。作為一名卓越的未來學家，他能夠猜想到在不久的將來，等待人類的是什麼。這也是他的作品值得一再回味的原因。許多作品盡管寫作於幾十年前，但在今時今日依然能凸顯出它們的時代前瞻性。
賽熙軍
（Wojciech Zaj?czkowski）
波蘭共和國駐華大使
2021年3月9日於北京

萊姆有非常了不起的想像力，是真正獨一無二的。萊姆的作品對人和宇宙的關繫有著更深刻的描述，與美國的科幻小說相比，在文學上也更為精致，有著更為深遠的意境，也給人帶來更多的回味和思考。
——劉慈欣

如果我們找不到外星人，可能是因為我們對外星生命的理解，都以為他們是人。
——梁文道

萊姆總是能從核心處嘲弄我們的生活，他能把科技論文、民間故事、寓言、神話傳說等都烹調在一起，並用幽默而力透紙背的荒誕語言和荒誕情節，返照我們的世界。
——吳岩

他是當今活躍的作家中☆智慧、☆博學、☆幽默的一位。
——安東尼·伯吉斯

無論是語言的駕馭、想像力還是塑造悲劇角色的手法，都非常優秀，無人能出其右。
——庫爾特·馮內古特

相比之下，我們疲憊的宇宙顯得蒼白無力。
——《華盛頓郵報》

與阿瑟·克拉克、艾薩克·阿西莫夫和菲利普迪克比肩的科幻小說巨人。
——《紐約時報》

其主之聲計劃（HMV）的相關文獻浩如煙海，在廣度和多樣性上遠超曼哈頓計劃。公開披露後，美國乃至全世界都被相關論文、專著及隨筆淹沒了，數量多到僅書目清單就能獨成一大本書，有百科全書那麼厚。權威版本是《巴洛因報告》，後來美國圖書館發行了一，其精華內容則收錄在《美利堅百科全書》的第八卷。其他作者關於該計劃的圖書，也有一些享有很高聲譽，比如拉帕波特的《次星際溝通》，迪爾的《在其主之聲中》，以及普羅瑟羅的《其主之聲：對物理學的意義》。第三本是精準的文獻之一，由我的已故友人撰寫，盡管此書應該算作專業文獻—“專業”意味著研究對像和研究者之間有著清晰的界限。
史學專著多得不勝枚舉。科學史研究者威廉·安格斯的四卷本《749天：一部編年史》是一部不朽巨著。它細致入微的記錄令我驚嘆；安格斯聯繫到了其主之聲計劃的所有前員工，並將他們的視角彙編在一起。但我無法讀完這部作品—就像我無法讀完一整本電話黃頁。
另一類書籍不是紀實性的，而是闡釋性的，涵蓋範圍從哲學、神學到精神病學，不一而足。閱讀這類出版物總是令我疲倦而惱火。關於這個項目有多話要說的人都是從未直接接觸過它的人，我敢肯定這不是巧合。
對於萬有引力或電子學之類的話題，物理學家們也有相似的感受—與那些遍覽科普讀物的“博學之士”截然相反的感受。這些“博學之士”認為自己懂得專家們都不願意提的一些事情。二手信息總是給人一種整潔清晰的印像，而科學家們手頭的數據則滿是漏洞和不確定性。那群闡釋其主之聲計劃的作者往往會把他們得到的信息強行塞進自己已有信念的束身衣裡。他們還會毫不客氣、毫不猶豫地砍掉與之不符的信息。倘若這樣的書籍隻是少數，讀者至少還能欣賞一下作者們別出心裁的瞎掰能力，但是，此類圖書已在不經意間蔚然成風，你甚至可以用一個專門術語稱呼它—其主之聲書寫癖。科學自誕生之初就總是被一圈偽科學的光暈環繞著，偽科學就像蒸汽一般從那些受教育程度不高的腦瓜子裡升騰而出。而其主之聲計劃又是一樁史無前例的現像級事件，所以它在稀裡糊塗的愚蠢人群中引發劇烈騷動也就不足為奇了，這種騷動還頂著一繫列宗教派別的頭銜。
說實話，即便隻想大體上了解其主之聲計劃涉及哪些問題，信息量也會超出單一個體的腦容量。明智之人若發現自己對某事一無所知，尚能抑制住熱情，但傻瓜絕無可能因此冷靜下來。所以，在因其主之聲計劃而誕生的出版物海洋裡，任何人都能找到適合自己的東西，隻要他不過度關注真相就行。另外，即便是再莊嚴可敬的人物也要試手寫點兒什麼獻給這項計劃。備受尊崇的帕特裡克·戈迪納寫了《新啟示》，這本書至少邏輯清晰；而伯納德·皮尼亞尼神父的《敵基督的長信》就配不上同樣的評價了。這位虔誠的神父將其主之聲計劃貶低為鬼魔學（為了讓教堂的上級給書稿蓋上“無妨害”的印記），還將計劃的終失敗歸因於“神的介入”。我猜想，這大概是因為項目裡合成出的那樣東西，有人開玩笑地稱之為“蠅王”，而皮尼亞尼神父把這個詞兒當真了。他的行為就像一個孩童，認為行星和恆星的名字都刻在星體上，天文學家隻要通過望遠鏡就能讀取。
還有大量嘩眾取寵的文字就更不必說了，它們就像加熱即食的速凍食品一樣，食材差不多是事先嚼過的，配上一種永遠新奇、顏色鮮艷的醬汁，在玻璃紙底下的賣相要比實際喫起來強太多。《展望》雜志使用政素為其繫列文章調味（並為我捏造了一些我從沒說過的話）；《紐約客》上的菜肴要精致一些，還撒了些許哲學香料。而在《其主之聲的字裡行間》一書中，夏皮羅博士從精神分析角度提出闡釋。我從中了解到，項目的所有參與者都是由一種力比多驅動的，並且因為受到了的、的性神話的投射，這種力比多是不自然的。同時，夏皮羅博士還掌握了關於各宇宙文明性生活的精準信息。
我窮盡一生也想不明白，為什麼沒有駕照的人不許在公共道路上開車，但是在書店裡，你總能找到好些毫無體面可言（更別說知識了）的人寫出來的書。毫無疑問，此類作品的數量呈指數級增長，導致了印刷文字的通脹，但出版方針也是一個同樣重要的原因。當我們的文明處在童年期時，隻有出類撥萃的、受過良好教育的個體纔有能力閱讀和書寫，印刷術發明之後這個標準也沒怎麼變；而且即便一些愚蠢之人的作品得以出版（我想這是無法完全避免的），這類書籍的數量也不像今天一樣是天文數字。現如今，在垃圾的洪流中，有價值的出版物必然會沉底，因為在十本爛書中找出一本好書，要比在一百萬本爛書中找一千本好書容易得多。此外，還會出現一種無法避免的現像—“偽剽竊”，即無意中重復了一些不知名寫作者的點子。
我無法確定自己寫的東西會不會與他人已經寫出來的東西重復。這就是人口爆炸時代的一大害處。我之所以決定把與其主之聲計劃相關的往事寫下來，是因為到目前為止，我還沒有看到任何令我滿意的關於該計劃的文字。我不能保證“我會說出真相並且隻說真相”。如果我們當年的辛苦勞動終被冠以成功之冕，那說出真相還有可能；不過，倘若真的成功了，我也就沒必要再寫什麼回憶了，因為到時候終真相的耀眼光芒一定會令其破解過程黯然失色，終真相就是板上釘釘的事實，它會烙在人類文明的中心。但是，失敗在某種程度上把我們所有的努力都打回了原點。由於我們並不能理解那道謎題，我們真正擁有的隻有自己搭建的腳手架—卻沒有建起大廈本身；隻有嘗試破譯的過程—而非原文的內容。我們試圖覓取群星間的金羊毛，返程時帶回的隻有航行日志。就是在此處，我與前文被我評價為“客觀”的、以《巴洛因報告》為首的文獻產生了觀點上的分歧，因為“失敗”一詞並未在這些文獻中出現。比起項目開始時，我們在項目結束時不是收獲了巨大的財富嗎？我們不是在許多學科中都開創了新的篇章嗎？比如膠體物理學、強相互作用物理學、中微子天文學、核子學、生物學，還有重要的，關於宇宙的新知識。列出的這些僅僅是主體信息中我們感興趣的一些內容，專家們稱，這些新進展將給我們帶來巨大的收益。
這固然是毋庸置疑的。但是，此收益與彼收益不同。一隊螞蟻在路上遇到了一具哲學家的尸體，它們也會好好利用。這個比喻令你震驚嗎？那就對了。從一開始，文獻就隻有一位敵人，那就是對已表達出的觀點的限制。事實證明，自由表達的權利有時反而會對某個觀點造成更大的威脅。因為被禁的思想尚能秘密地在人群中擴散，而當一件重要的事實在錯誤的信息洪流中迷失，當真相的聲音被荒唐的喧囂蓋過，我們又能怎麼辦呢？那聲音雖然仍在自由地回響，卻無法被他人聽見，因為信息技術令我們陷入了這樣一種境地：聽眾接受得清晰的信息，來自叫得響的那個人，哪怕他喊的話都是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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