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本序

瑪格麗特·杜拉斯以小說《情人》獲得1984年龔古爾文學獎。這一新作在去年秋季文學書籍出版季節出現之始，即引起廣泛的熱烈的反響，各大報爭相發表熱情洋溢的評論，去年9月初發行量每日即達到一萬冊之多。這位女作家原屬難懂的作家之列，這部作品出乎意料地受到如此熱烈的歡迎，取得很大的成功，被認為是“歷史性的”、“杜拉斯現像”。待龔古爾獎揭曉後，此書大概已經有近百萬冊送到讀者手中了。
這種所謂“杜拉斯現像”是值得注意的。《新觀察家》雜志上發表了一位普通讀者的來信，說“在一個月之前，瑪·杜對我來說還意味著瑪格麗特·杜拉斯祖瓦爾(Dura[z]oir，即杜拉斯寫的那種東西之意)，一個專門寫令人昏昏欲睡而且復雜得要命的書的作家，她還搞一些讓人看不懂的電影”，可是讀過《情人》以後，這位讀者終於“發現了瑪格麗特·杜拉斯”。一位五十六歲的心理學家說這部小說“由於這種完全獨特的寫法，在語法範圍內的這種簡練，對於形像的這種選擇”，簡直使他為之入迷。一位工程師發表感想說：把一些違反傳統、不合常規的感情寫得這樣自然，“必是出於大作家之手”，“如果作家缺乏纔氣，那種感情看起來就未免太可怕了”。有一位三十四歲的母親寫信在報上發表，表示她一向認為杜拉斯是“枯燥的、知識分子式的女小說家”，讀了她的新作之後，發現小說中有著如此豐富的情感、力量和激情，驚奇不已。這些不屬於大學文學院或文學界的人士發表的意見，當然各有其思想背景，但可予注意的是像杜拉斯這樣追求創新而不易為一般讀者所理解的現代作家在法國已漸漸為廣大讀者所理解和接受了。杜拉斯不是通俗作家，其作品竟“暢銷”到這樣的境地，恐怕不是什麼商業性或迎合某種口味的問題。
小說《情人》據說初起於瑪格麗特·杜拉斯之子讓·馬斯科洛編的一本有關杜拉斯的生活和她攝制的影片的攝影集，題目叫作《的形像》；這個影集題首寫明獻給布魯諾·努伊唐(法國當代著名的很有纔華的電影攝影師)；影集所收圖片自成一體，但其中有一幅居於中心地位的圖片，即在渡船上渡河一幅獨獨不見，但從影集整體看，缺少的這一幅又在所有的圖片中處處依稀可見。影集的說明文字有八十頁，杜拉斯的生活伴侶揚·安德烈亞在打字機上打好之後，認為這些說明文字不免畫蛇添足，是多餘的，建議杜拉斯以之另寫一本小說。杜拉斯也曾將影集連同說明文字送給出版家去看，反應冷淡。小說的起因便是如此。可知小說《情人》與作家個人生活密不可分，帶有自傳的因素，而且與作家的文學、電影(戲劇)創作活動也緊密相關。
瑪格麗特·杜拉斯說：《情人》這本書“大部分是由過去已經說過的話組成的”。她說：“讀者—忠實的讀者，不附帶任何條件的讀者對我這本書的人物都是認識的：我的母親，我的哥哥，我的情人，還有我，地點都是我過去曾經寫過的，從暹羅山到卡蒂納大街許多地點過去都寫過……所有這一切都是寫過的，除開瑪麗 — 克洛德·卡彭特和貝蒂·費爾南代斯這兩個人物。為什麼要寫這兩個女人？這是讀者普遍表示有保留意見的。所以我擔心這本書的已知的方面會使讀者感到厭煩，對於不知的方面，人們又會因此而責備我。”可見，從小說《情人》可以尋索出這位作家文學思想的發展和各個時期發表的作品的若干線索，有助於對這位在藝術上始終進行試驗的作家進一步了解。
一部小說帶有自傳色彩，與一部自傳體作品不能等同視之。杜拉斯說，《情人》“是一本由不得自己寫出而又舍我而去的書，它離開我的雙手被送出去，此後它就是它了。這是我寫的許多書中與各書諧音少的一本。其中隻有一句話沒有寫進故事框架之內，即第14頁與15頁(譯文見本書第10頁)：‘我的生命的歷史並不存在……’等等，關於寫作一事對於我究竟是怎麼一回事，我隻講過這麼一次：‘寫作，什麼也不是。’這本書全部都在這裡了……”
小說當然不能等同於自敘傳，同樣也不應僅僅歸之於一個故事，作品包含的內容大於情節。出版小說《情人》的出版家(子夜出版社)熱羅姆·蘭東指出：“有些人曾勸她刪去某些段落，我曾鼓勵她保留不動，特別是關於貝蒂·費爾南代斯的一節，這是這本書有意趣的一段，因為這一部分表明這本書的主題決非一個法國少女與一個中國人的故事而已。在我看來，這是瑪格麗特·杜拉斯和作為她全部作品的源泉的那種東西之間的愛的歷史。情人代表著許許多多人物……”這樣的意見可能是符合一部文學作品的實際情況的。
上面所說瑪格麗特·杜拉斯關於寫作的看法，在小說中其實提到不止一次，但語焉不詳，下筆時顯然避之惟恐不及而又不得不寫。在其他場合，杜拉斯談到文學問題的文字也不多見。這個問題在《情人》中畢竟也是一個不可忽視的方面，細心看去，似可探得一些消息。
有人問這位作家，在重讀自己的這本小說的時候，是不是有某些懊悔，感到遺憾的地方。回答是：沒有，隻有小說的結尾是例外，即小說後十行文字寫打來的一個電話。“不過，這是已經發生的事，像其餘的一切一樣，所以，在這一點上，又何必加以掩蓋？何況這正好就是全書的結局。我寫的書一向都是沒有結尾的。但在這裡，小說的開端就把全書關閉起來了。”這裡又一次指明《情人》一書與作者的其他小說作品的不同之處。
小說處理的題目大體仍然是關於愛情、死、希望這些觀念。如講到沒有愛的愛情，愛的對像便變成了“物”，等等。小說中對於現實生活中這樣一些普遍現像既置之於具體的時間與空間條件下加以描繪，又常常從的角度按不同層次給以測度，由此引出極度的痛苦、深可悲戚的情景，而運筆又偏於枯冷，激情潛於其下，悲劇內容既十分沉重又彌漫全篇，很是低沉悲傷。
《烏發碧眼》發表於1986年，寫的是厭世，對虛實不定的世事所懷有的莫名焦慮，同時又從較為獨特的視角揭示了現代人對性愛的感悟和反思。法國評論家當年曾有評論：“非常詩意地描繪了絕望的性愛，完美典型的杜拉斯式的敘述……”
《人們為什麼不怕杜拉斯了？》是法國評論家米雷爾·卡勒 — 格魯貝爾就杜拉斯作品的“可讀性”發表的專論，一並收入本書，對閱讀理解杜拉斯的作品當有裨益。

王道乾

1）王小波說：“我對現代小說的看法，都是被《情人》固定下來的。”
2）安妮寶貝說：“她不喜歡外國文學，卻無法拒絕杜拉斯。”
3）棉棉將杜拉斯的《情人》作為自己的師從文本，而杜拉斯帶來的影響在她的代表作《糖》中表現得淋漓盡致。
4）潔塵說：“杜拉斯對我的影響不僅僅是文學上的，這種影響還包括生活方式和價值觀的影響。我初讀到杜拉斯的《情人》還在上大學，正處於十七八歲的青春期。那時我狂熱地閱讀杜拉斯，而她的人生經歷和字裡行間所表達的價值觀是反傳統的，使得我在一段時間內深中其‘毒’。”
5）這或許會是杜拉斯後一本書。15歲，豆蔻年華，湄公河畔。那個濁世公子成了她的情人。因為這個故事，有了之後許許多多的故事。寫作周而復始。
——《自由報》
6）影像、老照片，於是有了《情人》。我們在書中讀到了拒絕、沉默，還有不願傾聽女兒心聲的母親，這個女兒想要用筆寫下一切。
——《巴黎早報》
7）假如杜拉斯有一個永遠不會忘記也不會背叛的情人，那這個情人叫做杜拉斯的文風，她運用語言的藝術令人擊節贊嘆。
——《新觀察家》周刊
8）應該高聲朗讀出《情人》那些優美的段落，這樣我們纔能更好地欣賞它的節奏、它的音律、它私密的呼吸聲，這些都是這位女作家的秘密。——《費加羅報》

我已經老了，有一天，在一處公共場所的大廳裡，有一個男人向我走來。他主動介紹自己，他對我說：“我認識你，永遠記得你。那時候，你還很年輕，人人都說你美，現在，我是特為來告訴你，對我來說，我覺得現在你比年輕的時候更美，那時你是年輕女人，與你那時的面貌相比，我更愛你現在備受摧殘的面容。”

這個形像，我是時常想到的，這個形像，隻有我一個人能看到，這個形像，我卻從來不曾說起。它就在那裡，在無聲無息之中，永遠使人為之驚嘆。在所有的形像之中，隻有它讓我感到自悅自喜，隻有在它那裡，我纔認識自己，感到心醉神迷。

太晚了，太晚了，在我這一生中，這未免來得太早，也過於匆匆。纔十八歲，就已經是太遲了。在十八歲和二十五歲之間，我原來的面貌早已不知去向。我在十八歲的時候就變老了。我不知道是不是所有的人都這樣，我從來不曾問過什麼人。好像有誰對我講過時間轉瞬即逝，在一生年輕的歲月、可贊嘆的年華，在這樣的時候，那時間來去匆匆，有時會突然讓你感到震驚。衰老的過程是冷酷無情的。我眼看著衰老在我顏面上步步緊逼，一點點侵蝕，我的面容各有關部位也發生了變化，兩眼變得越來越大，目光變得淒切無神，嘴變得更加固定僵化，額上刻滿了深深的裂痕。我倒並沒有被這一切嚇倒，相反，我注意看那衰老如何在我的顏面上肆虐踐踏，就好像我很有興趣讀一本書一樣。我沒有搞錯，我知道；我知道衰老有一天也會減緩下來，按它通常的步伐徐徐前進。在我十七歲回到法國時認識我的人，兩年後在我十九歲又見到我，一定會大為驚奇。這樣的面貌，雖然已經成了新的模樣，但我畢竟還是把它保持下來了。它畢竟曾經是我的面貌。它已經變老了，肯定是老了，不過，比起它本來應該變成的樣子，相對來說，畢竟也沒有變得老到那種地步。我的面容已經被深深的干枯的皺紋撕得四分五裂，皮膚也支離破碎了。它不像某些娟秀纖細的容顏那樣，從此便告毀去，它原有的輪廓依然存在，不過，實質已經被摧毀了。我的容貌是被摧毀了。

對你說什麼好呢，我那時纔十五歲半。那是在湄公河的輪渡上。在整個渡河過程中，那形像一直持續著。我纔十五歲半，在那個國土上，沒有四季之分，我們就生活在一個季節之中，同樣的炎熱，同樣的單調，我們生活在世界上一個狹長的炎熱地帶，既沒有春天，也沒有季節的更替嬗變。

我那時住在西貢公立寄宿學校。食宿都在那裡，在那個供食宿的寄宿學校，不過上課是在校外，在法國中學。我的母親是小學教師，她希望她的小女兒進中學。你嘛，你應該進中學。對她來說，她是受過充分教育的，對她的小女兒來說，那就不夠了。先讀完中學，然後再正式通過中學數學教師資格會考。自從進了小學，開頭幾年，這樣的老生常談就不絕於耳。我從來不曾幻想我竟可以逃脫數學教師資格會考這一關，讓她心裡總懷著那樣一份希望，我倒是深自慶幸的。我看我母親每時每刻都在為她的兒女、為她自己的前途奔走操勞。終於有一天，她不需再為她的兩個兒子的遠大前程奔走了，他們成不了什麼大氣候，她也隻好另謀出路，為他們謀求某些微不足道的未來生計，不過說起來，他們也算是盡到了他們的責任，他們把擺在他們面前的時機都一一給堵死了。我記得我的小哥哥學過會計課程。在函授學校，反正任何年齡任何年級都是可以學的。我母親說，補課呀，追上去呀。隻有三天熱度，第四天就不行了。不干了。換了住地，函授學校的課程也隻好放棄，於是另換學校，再從頭開始。就像這樣，我母親堅持了整整十年，一事無成。我的小哥哥總算在西貢成了一個小小的會計。那時在殖民地機電學校是沒有的，所以我們必須把大哥送回法國。他好幾年留在法國機電學校讀書。其實他並沒有入學。我的母親是不會受騙的。不過她也毫無選擇餘地，不得不讓這個兒子和另外兩個孩子分開。所以，幾年之內，他並不在家中。正是他不在家的這幾年時間，母親購置下那塊租讓地。真是可怕的經歷啊。不過，對我們這些留下沒有出去的孩子來說，總比半夜面對虐殺小孩的兇手要好得多，不那麼可怕。那真像是獵手之夜那樣可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