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裡希·瑪麗亞·雷馬克（Erich Maria Remarque，1898 ~ 1970），德裔美籍小說家。出生於德國一個工人家庭，18歲時志願參加次世界大戰，在前線負傷，戰後做過教師、記者、編輯等多種工作。1929年，小說《西線無戰事》出版，引起轟動，迅速被翻譯成二十多種語言，使他成為蜚聲世界的作家。因為他的反戰立場，納粹上臺後，將他與托馬斯·曼等人的作品公開焚毀。1938年，他被剝奪德國國籍，後流亡美國。1947年，他加入美國國籍，次年返回歐洲並定居瑞士。1970年9月25日，雷馬克在瑞士逝世。1991年，雷馬克的家鄉奧斯納布呂克設立埃裡希·瑪麗亞·雷馬克和平獎。

雷馬克的著作大多帶有自傳色彩，用詞精練，抒情的書寫中卻透出客觀、冷峻的氣質，被比作德國的海明威。他一生共著有十五部小說、三部劇本和兩部文集，其中，《西線無戰事》《凱旋門》《三個伙伴》《愛與死的年代》等多部作品被改編為電影。

譯者：朱雯（1911—1994），江蘇省松江縣（現屬上海市）人，著名翻譯家、作家。1928年，朱雯進入東吳大學文學院學習，讀書期間即開始翻譯丁尼生、高爾基等人的作品，同時也有小說和詩歌發表，出版了短篇小說集《現代作家》和長篇小說《旋渦中的人物》。大學畢業後，朱雯任省立松江中學國文教員，業餘時間仍進行翻譯和創作，還曾與施蟄存合編《中學生文藝月刊》。抗戰爆發後西行，於廣西桂林高級中學任教。1939年，朱雯初到上海，曾任中學教員和新聞翻譯。1943年，因“抗日罪”被捕，出獄後前往安徽屯溪的上海法學院任教。戰爭結束後，他返回上海定居，在高校任教並翻譯。

朱雯一生譯著頗豐，主要有雷馬克的《西線無戰事》《凱旋門》《裡斯本之夜》等多部作品及阿·托爾斯泰的《苦難的歷程》三部曲。他所譯的雷馬克作品雖然是從英文轉譯，但譯筆忠實而流暢，感情充沛，影響深遠。

“不需勸誘，你就會被他（雷馬克）的作品征服；無需誇張，他就能震撼你的心靈。”

——斯蒂芬·茨威格

Remarque給我們看的不是英雄，隻是與你我相同的丘八，恐怖，恐怖，永遠在恐怖及神經錯亂如醉如狂的狀態中自衛與殺人，而且殺人是所以自衛，自衛不得不殺人。這纔是戰爭的真相，是英雄的本色。

——林語堂

雷馬克是偉大的作家。毫無疑問，他有一流的文筆，能自如地駕馭語言。不管是寫人還是寫物，他的筆觸都敏銳、穩重、堅定。

——《紐約時報》

雷馬克對現代戰爭殘酷性的刻畫，其威力在任何時代都不會有絲毫減弱。

——《泰晤士報》

（一）

想起來也覺得奇怪，在我家裡一張書桌的抽屜裡，還藏著一個剛寫了個開頭的劇本《掃羅》，還有一疊詩稿。不知有過多少個夜晚，我曾從事劇本和詩文的寫作。我們差不多人人都做過這種事。可是現在在我看來，那一切已經變得那麼虛無縹緲，我都不能理解那時的自己了。

自從我們來到這裡，早年的生活就被完全割斷了，沒費我們吹灰之力。我們常常試著回顧過去，想找到一種解釋，可是並不怎麼成功。對我們這些二十歲的年輕人而言，對克羅普、繆勒、勒爾和我而言，對我們所有被坎托列克稱為“鋼鐵青年”的人而言，偏偏一切都特別模糊。凡是年紀大一點的人，跟他們過去的生活總有著緊密的聯繫，他們都有立足之地，他們都有妻子，有兒女，有職業，有愛好，這種種聯繫是那樣牢固，便是戰爭也破壞不了。我們這些二十歲的年輕人，卻隻有父親和母親，有些人也許還有一個姑娘。那也算不了什麼，因為在我們這種年紀，父母的影響是微弱的，而姑娘們呢，也還不能把我們控制起來。除此以外，也沒有多少別的東西了，有幾分熱情，有一點業餘愛好，還有我們的學校。我們的生活並沒有超出這個範圍。而這些東西，現在卻一點也沒有留下來。

坎托列克會說，我們正好站在生活的門檻上。看來也正是這樣。我們還沒有扎下深根，戰爭就把我們給衝走了。對其他的人，對那些年紀大一點的人來說，這不過是個中斷，往後的事情他們可以想像出來。但我們卻被它抓住了，也不知道將來的結局會是怎樣。我們所知道的，隻是眼下我們已經以一種奇特而憂傷的方式變成了被荒廢的人。盡管如此，我們並不是常常感到愁悶。

盡管繆勒很想弄到克默裡希的那雙長筒皮靴，但他跟別人一樣並不缺少同情心，這種人不敢在痛苦面前想到同情。他不過把事情看得更加透徹罷了。要是這雙靴子對克默裡希還有一點用處的話，那麼繆勒寧可赤著腳在帶刺鐵絲網上走路，也不會去考慮怎麼樣纔能夠弄到手。可是按照眼下的情況，那雙長筒靴就克默裡希目前的處境來說毫無用處，而繆勒卻可以很好地利用這雙靴子。克默裡希就要死了，不管誰能得到那雙靴子，反正都不重要了。那麼為什麼繆勒就不能得到呢？跟那個護理員比起來，他更應該得到這雙靴子。克默裡希一死，那就來不及了。因此，繆勒老早就在注意了。

我們早就失去進行其他考慮的能力了，因為其他的考慮全是假的。隻有事實是真的，對我們來說纔是重要的。何況，漂亮的長筒靴又很少見呢。

以前可不是這樣的。當初到區指揮部應征入伍的時候，我們一個班級總共有二十個青年，其中很多人在進營房之前，還生平次高興得忘乎所以地一起刮了胡子。對於未來，我們沒有確定的計劃。事業和工作的想法隻是我們人生理想的一種不切實際的點綴。我們仍然滿腦子都是模糊的觀念，把人生乃至戰爭理想化了，甚至給它們增添了一層浪漫的色彩。

我們受了十個星期的軍事訓練，這段時期所進行的培養改造，比在學生時代的十年影響更加深遠。我們懂得了，一顆擦亮的紐扣要比四卷叔本華的著作更為重要。先是驚訝，接著是怨恨，後是滿不在乎。我們意識到起決定作用的不是思想，而是靴子刷；不是智力，而是制度；不是自由，而是磨煉。我們懷著熱情和渴望成為了士兵，可是他們卻千方百計把這些東西從我們身上打下來。三個星期過後，我們再也不覺得這樣的事情是不可思議的了：一個穿著鑲邊制服的郵遞員，對我們來說要比從前我們的父母、我們的老師、從柏拉圖到歌德的全部文化都有著更大的權威。我們用那年輕的已覺醒了的眼睛，看到我們的老師們所保持的關於祖國的傳統觀念，此刻在這裡已經化成對個性的抹殺，即使對卑賤的奴僕也絕不會被要求這樣做：敬禮，立正，分列前進，舉槍致敬，向右轉，向左轉，鞋跟相踫的聲音，辱罵以及故意想出的千百種折磨。我們之前設想我們的任務也許會有所不同，但沒料到發現我們接受著英雄主義的訓練，竟同馬戲團裡的馬匹完全一樣。可是不久，我們也就習慣了。我們甚至還懂得，這些事情中有一部分是必不可少的，但是其餘部分隻要做樣子就夠了。在分辨這兩類事情上，士兵倒是有著一種出色的嗅覺。

我們一個班級，三人一群，四人一伙，分散在各個排裡，跟弗裡西亞的漁夫、農民、工人和手工業者在一起，大家很快就成了朋友。克羅普、繆勒、克默裡希和我，編在第九排，排長是希默爾施托斯下士。

他在營房裡被看作是折磨人殘酷的家伙，而他也因此頗為自豪。他身材矮小，肢體結實，兩撇赤褐色小胡子打了蠟，已經服了十二年軍役，原來的職業是郵遞員。他特別不喜歡克羅普、加登、韋斯特許斯和弗裡西亞群島，位於北海，分成三群：西弗裡西亞群島屬荷蘭，東弗裡西亞群島屬德國，北弗裡西亞群島分屬德國與丹麥。我，因為他感覺到我們身上有種無聲的反抗。

有一天早晨，我給他整理了十四次床鋪。每次他都能找出些差錯，把疊好的床鋪又抖亂了。我曾花了二十個小時——中間當然也歇過幾回——把他那雙古老的、硬得像石頭一樣的皮靴揉得和黃油一樣軟，連希默爾施托斯自己也挑不出瑕疵來。我又曾奉他的命令，用一柄牙刷去擦干淨下士住的宿舍。克羅普和我還曾奉命拿著一把笤帚和一隻鐵簸箕，去清掃營房庭院裡的積雪，若不是偶然被一位中尉撞見，把我們打發走，還申斥了希默爾施托斯一頓，那麼我們準會繼續干下去，直到凍死為止。可惜這件事的後果，隻是使希默爾施托斯更加懷恨我們。接連四個星期，每逢星期日都輪到我站崗，還在營房裡值了四個星期的班。我得背著全副行軍裝備和步槍，在那又松又濕、新翻耕的田地裡練習“預備，跑步走”和“臥倒”的動作，直到我變成一團污泥，筋疲力盡為止。四小時之後，我還得向希默爾施托斯報告，那時身上的衣服已經換洗干淨，不過擦破的雙手還在流血。我曾和克羅普、韋斯特許斯、加登一起，沒戴手套在嚴寒之中一口氣“立正”了一刻鐘，光手指搭在那冰冷的步槍鋼管上，而希默爾施托斯還暗中監視著我們，看我們的手指是不是有挪動。我曾在凌晨兩點鐘，隻穿一件襯衣，要從營房的層跑到下面的庭院，一連八次，因為我的抽屜冒出放東西的矮凳邊緣僅僅幾釐米。下士希默爾施托斯挨在我旁邊奔跑，往我的光腳趾上亂踩。在訓練拼刺刀的時候，我經常得跟希默爾施托斯對打，我拿的是一件沉重的鐵質武器，而他用的是一支輕便的木槍，因此他很容易打著我的胳膊，直到把我打得青一塊紫一塊。有一回，我實在氣瘋了，便不假思索地朝著他衝過去，往他肚子上狠命地撞了一下，把他撞倒了。他到連長那裡去訴苦，連長隻是對著他發笑，跟他說應該自己留心纔是。他知道希默爾施托斯的為人，看到他當眾出丑，似乎沒有一點不樂意的樣子。我練成了一個雙杠能手，還逐漸成了舉重行家。我們本來一聽到他的聲音就會發抖的，可是這匹脫韁的驛馬畢竟制服不了我們。

（二）

傍晚的祈福開始了。夜已降臨，從一個個彈坑裡升起來一團團迷霧。看起來，這些坑坑窪窪裡仿佛滿藏著精靈鬼怪的秘密似的。白茫茫的水汽在四周怯生生地爬行著，隨後它放大膽子，越過邊緣溜走了。就這樣，彈坑與彈坑之間就連成了長長的一條。

天很涼爽。我正在放哨，定睛往黑暗中瞅著。我已經筋疲力盡了，每次出擊回來往往是這樣，因此要我單獨跟自己的念頭做伴也很困難。說是念頭，實際上也並不是什麼念頭，那是一些回憶，在我虛弱的時候就會襲上心頭，而且會產生一種古怪的情緒。

傘投照明彈往空中直躥上去。於是，我看見一幅圖景，是一個夏天的薄暮，我正在一所大教堂的十字回廊裡，望著小小的回廊花園中央那幾株盛開的高大的玫瑰樹，大教堂的一些聖職人員就埋葬在這個花園裡。沿著四周的圍牆，都是耶穌受難的石雕圖像。那裡一個人都沒有，一種深沉的寂靜控制著這一處盛開著玫瑰花的四方院落，陽光暖暖地躺在沉重的灰色石頭上，我把手擱到上面，便感到一陣溫暖。在石板瓦房頂的右側角落裡，綠色的大教堂塔尖高聳在傍晚那黯淡的淺藍色的天空中。十字回廊的亮閃閃的支柱中間，有一種教堂所獨有的涼絲絲的黑暗氣氛，我站在那裡，暗自思忖，到二十歲的時候，我會不會經歷那種使人靦腆的戀情。

這幅圖景近得令人喫驚，它撥動了我的心弦，隨後它就在下一顆信號彈那冒起來的光焰中熔化了。

我抓起步槍，看是不是準備就緒能用了。那槍管有點潮，我將它抓在手裡，用手指把水汽擦去。

在我們的城市後面，幾片草地之間，有一條溪流，旁邊矗立著一行長了多年的白楊樹。老遠老遠就可以望見它們，雖然隻長在溪流的一邊，我們卻管它叫作白楊大道。還在兒童時代，我們對這些老樹就非常喜愛，它們會不可思議地把我們吸引過去，整天逃學，跑到它們旁邊去玩耍，傾聽樹葉沙沙作響。我們坐在樹下的溪流坡岸上，讓腳蕩在那清澈湍急的溪水裡。水流的清香以及風吹奏白楊的旋律，支配著我們的幻想。我們非常喜愛它們，想起當年的情景，我的心不免還要激烈地跳動一陣。

說也奇怪，所有浮現出來的回憶都有這樣兩個特性。它們總是十二分寧靜的，這是它們當中占優勢的一點。即使事實上它們並沒有達到寧靜的程度，可總是會變成那種樣子。它們是默無聲息的幻像，它們用神色和手勢來跟我說話，一言不發，一聲不吭；它們的沉默中存在著一種令人震驚的東西，它迫使我挽起衣袖，抓起步槍，以免自己受不住誘惑，沉湎在這種寧靜之中，以免我的身體跌倒，舒舒服服地消融在往事回憶的無聲的巨大的力量裡。

它們是這樣的寧靜，我們覺得簡直不可理解。在前線，寧靜是壓根沒有的，而前線的魔力又擴展得那麼遙遠，我們怎麼也擺脫不了。即使在偏僻的軍需庫和休息營地，那炮火的嗡嗡聲和低沉的隆隆聲也總是回旋在我們的耳際。我們從來沒有走得那麼遠，可以聽不到這些響聲。可是近這幾天，那實在是受不了。

正是因為存在著這種寧靜，這些關於往日的回憶喚起的與其說是願望，毋寧說是悲傷—— 一種無比巨大、無法克制的憂郁心情。這種願望，我們是有過的，可是它沒有再回來。它已經過去了，它屬於另一個世界，這世界對我們來說也已經逝去了。在兵營裡，對往日的回憶還在我們心裡喚起過一種叛逆狂暴的願望，因為在那個時候，它仍然和我們聯繫在一起，我們屬於它，它也屬於我們，盡管我們早已跟它分離了。它在軍歌中出現，這些軍歌，每當我們在清晨的曙光和烏黑的樹林剪影之間齊步行進，到荒野裡去操練的時候總是要唱的，它是藏在我們心中、發自我們心裡的強烈的懷念。

可是在這裡，在戰壕裡，我們已經喪失了這種懷念。它再也不會在心中出現了。我們已經死去，而它也遠遠地站在天邊，它是一種幻像，一種神秘的反映，它老是縈繞著我們，而我們卻又是害怕又是毫無希望地愛著它。它很強烈，而我們的願望也很強烈。可是它是無法得到的，我們也都知道。那跟你要成為一位將軍的願望一樣，都是徒勞的。

而且即使把我們青年時代的這些景像重新還給我們，我們也會不知道該怎麼辦。由它們傳給我們的那種脆弱而神秘的力量，是不可能復蘇的了。我們也可能待在它們中間，走到它們裡頭去；我們也可能記起它們，愛著它們，一見它們就會激動起來。可是那好比凝神注視著一張亡友的遺像，那些是他的特征，那是他的面貌，而我們一起度過的日子，在回憶中卻成了一種虛假的生活。可是，這已經不是他本人了。

我們再也不可能恢復與那種情景過去那樣的聯繫了。那倒不是對它們的美麗和它們的情緒的理解把我們吸引住了，而是那種共同的感情，那種對我們生存中的各種東西和事件的兄弟之誼，給我們劃了個界限，使我們父母親的那一個世界，對我們來說竟成為不可理解的了——因為在那個時候，我們對任何事物都溫存眷顧，熱烈忘情，連那細微的東西也足以把我們帶到永恆的長流中去。也許那不過是我們年輕人的特權。但到目前為止，我們還指不出一個範圍，找不到哪裡是一個盡頭。我們的血液裡有著一種期望，它把我們跟我們歲月的歷程聯繫起來了。

今天，我們要像旅行者那樣，走過我們年輕時代的歷程。事實使我們喫盡了苦頭，我們已像商人那樣懂得優劣，像屠夫那樣懂得屠殺的必要。我們已經不再是無憂無慮的了，我們隻是完全漠不關心罷了。我們不妨在那裡生活，可是我們當真應該在那裡生活嗎？

我們既像小孩子一樣孤獨淒涼，我們又像老年人一樣富有經驗，我們既粗野又憂傷，還膚淺——我相信，我們是完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