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英：您是如何想到寫《人，或所有的士兵》這部作品的？
鄧一光：寫完《我是我的神》後就想寫一個角度小點的故事，關注人性中另外一些側面，比如一些脆弱和隱秘的內容，想知道它們在故事中會呈現出怎樣的光芒，當時特別質疑之前那種恣意汪洋的寫作。我自己總結，想寫人的小，而不是大。隨著年齡的增長，生命中的一些在失去，一些潛流是重要的，卻因生命在高峰期的輕謾而忽略了，一些微微的生命內容，也被我忽略了，想找回來。後來慢慢地，發現失去的不是真失去，是被限制住了，囚禁住了，想寫一個限制者或囚禁者的故事。
張英：為什麼是囚禁？這個題材不多見。
鄧一光：作為個體生命，特別微弱無力，在他一生中，很多願景和行動力被囚禁住了。比如我是農民，或是工人，一生在田裡干活，在工廠工作，其實我有很多和稼穡、和機器不一樣的念頭，但我被生計和職業囚禁住了，我的行動不屬於我自己，我被囚禁在一個地方。再比如，我有很多願望想去做，想把自己敞開，去擁抱世界，我對自己的現狀不滿意，想要改變，成為另外的樣子。可我不可能那樣做，我被社會角色和人際關繫，更主要是主體的格式化，被思想和精神限制住，被無知、文明、秩序……囚禁住，那樣的我是分裂的。我為這個題材著迷，我認為人終是要從人性中找到和自我對話的窗口，當時就想寫這麼一個故事。
張英：您選擇這個題材，寫作之前都做了哪些工作，如何落實您的想法？
鄧一光：首先要找形式上的囚禁，比如從原始部落開始，一直到現代社會的各種秩序，比如限制和剝奪人自由、尊嚴，甚至生命的手段，比如監獄。這個故事的場景也可以放到現代或未來，以日常生活為背景，寫進一個大企業，寫在一個自由人身上，寫現實中不存在的世界，都可以，但我後來覺得，把故事放在非常態環境中，可能更有表現力。
張英：這個非常態環境就是太平洋戰爭中的香港。
鄧一光：故事醞釀階段，選擇過幾個歷史環境，也考慮過當下，但特別不好找落地點。此前也知道香港在1941年到1945年被日本侵占時的一些情況，那會兒沒引起注意，移居深圳後，和香港一河之隔，有時過去走一走，逛逛書店，看幾場戲，接觸了一些人，很多氣息撲面而來，於是開始收集資料，做些田野考察，它們讓我漸漸產生出興趣。
張英：能具體說說是什麼讓您選擇這個寫作背景？
鄧一光：首先，香港戰役在太平洋戰爭中幾乎沒什麼戰略價值，說得上的價值，是日本知識界復興派鼓吹亞洲論和世界強國論，讓日本陸海軍出奇地達成一致，選擇在占領香港的方式上，用武力打敗老牌帝國英國，這讓香港成為太平洋戰爭中座被攻打下來的城市。每座城市都有它的光榮史和屈辱史，香港1842年起被英軍占領，1941年又成為日本占領地，1945年英國人再回到香港，重新奪得殖民權益，換言之，香港是三度被殖民，而殖民是一種文明改造和囚禁。那個年代香港人口多時有160萬華人，1946年時是60多萬華人，這麼多華人，在香港卻沒身份，他們的身份被囚禁在殖民管理機制和占領地文化的浸潤中了。而香港戰役造成了日後亞太地區政治態勢的改變，也在香港的城市屈辱史上抹上了一道戰爭血痕，形成了香港人說不清道不明的一些文化記憶，甚至形成了部分香港的城格和香港人的文化人格。
其次，我去查這段歷史資料時，發現可以接觸到的非常少，英國政府沒對這場戰役做出整體交代，日本也沒。日本直到1975年，纔由防衛廳出了一本很薄的小冊子。重點在長沙作戰，戰略上要打通大陸線，從部署上能看出，打香港隻用了一個師團的部分兵力、一支艦隊和少量的空軍，和長沙作戰完全不一樣。至於國民政府，留下的隻是些行文模糊的總結，我看到了第七戰區戰役總結，隻有幾千字，連史料條件都不具備。我很喫驚，太平洋戰爭個被攻下的城市，這麼重要的政治意味、戰略價值和戰爭標志，記錄怎麼會這麼少？參戰國各方為什麼不總結，卻都采取了沉默方式？即使在戰前和戰爭中，基於戰略考慮撒了很多的謊，戰後為什麼不反省？這個選擇不是隨機的，而是具有意識形態考量的。比如為什麼日本陸海軍高層堅決要先打下香港，而不是先打下新加坡、馬來西亞、菲律賓以後，香港不攻自破。攻打香港的日軍三十八師團氣，再戰瓜達爾卡納爾島，被盟軍打廢了，以後再沒參戰能力，後連建制也被解除了。我問了很多歷史學家、政治學家、軍事學家，日本陸海軍高層為什麼要選擇攻打香港？沒人能清晰地回答。我當時就覺得，這場戰爭的理由沒出處，不是沒人知道，是知道的人不說，它被囚禁在什麼地方了。
張英：當時有個“文化大營救”，茅盾、鄒韜奮、夏衍、梁漱溟、蔡楚生、張友漁、胡繩、戈寶權等文化名人，以及上千名進步學生被營救出香港。其中有些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擔任部長級官員，很多人成為了文化、文學藝術、教育、新聞等領域的棟梁。
鄧一光：如果這些人沒被營救出來，他們的命運會完全不一樣，很可能中華文明的進程都會換個面目。這場戰爭所產生的影響，無論對香港還是對內地都非常大。如今一說張愛玲、蕭紅大家都知道，她們好的作品或是在香港寫下的，或記錄了香港戰時生活，可為什麼很多人不知道這段歷史？這樣一步一步走進這段歷史，我決定用它做背景寫這個故事。
張英：看到《人，或所有的士兵》的名字時，我在想，這本書是否把您的文學理念做了個全面總結：首先是人，其次是所有的士兵？
鄧一光：說到底，正是因為人對自己肉體生活和精神生活的不確定性困惑、不滿足和不放棄的執念，纔有了虛構化的文學性表達。書定稿時，有人給我提建議，說書名拗口，應改個容易辨識的，就叫《士兵或所有的人》。我沒同意，寫這本書時，名字隻有一個：人。我要從符號化回到生命本體。先不說主人公，說張愛玲、蕭紅，這些在故事中出現的人物，當時中國剛剛擺脫帝王統治走向共和，軍閥混戰，國運坎坷，作為那個時代的知識分子，他們的個體生命在其間不斷掙扎，他們都是永恆少年。所以，一定要從個體生命開始，至於他是不是士兵不重要，叫《人，或所有的平民》《人，或所有的工人》《人，或所有的農民》都可以，人不能易位。
鄧一光：故事中寫到200多位歷史人物，主要人物是虛構的。
張英：你把整個故事放在法庭庭審和庭外調查這樣一個閉環結構中講述，為什麼？
鄧一光：法庭結構是一種限制形式，讓故事在“囚禁”中講述。
張英：你又寫了一個從開放社會到戰俘營的多國人相處的結構，好幾個講述者他們背景不同，什麼樣的人都有，為什麼這樣設置？
鄧一光：個體與群體既有交互也有衝突，這是人類生活的基本狀況，戰爭是意識形態和文化總和的衝突，在不可調和時導致的結果，囚禁是其中一個環節。太平洋戰爭前，香港已是重要的東亞港口城市，160萬人口主要是兩廣和福建籍為主的華人，但權力在數千到上萬名歐洲和美洲人手上，政治、經濟和文化權力由他們體現，衝突的主導也是，後來一些上海和重慶的華人去了，聲音多了一些，不過華人仍是利益邊緣體。更大範圍的衝突，導致太平洋戰爭爆發，之前的衝突和交互換了一個場合，換到一個肉身的日常生活被囚禁，尊嚴、精神和自由被剝奪的戰俘營裡，主導者成了東亞國家，這個東亞國家不但對西方有復雜的情感和利益訴求，對亞洲，包括同在東亞的中國也有復雜情感和利益訴求，那麼多文化觀、民族觀、歷史觀在被充分限制的體繫裡共存。這種異質性的存在，需要一個適合講述的結構。
張英：布局挺有意思，您把香港戰役的外部空間擴充了。
鄧一光：題材決定的。
張英：這種結構意識落實在寫作上，有難度嗎？
鄧一光：技術上沒有，歷史現場上有。當事各方都選擇沉默，資料獲取非常困難。我在處理資料時也有障礙，不懂英語和日語，隻能支付翻譯費，找學生和兒子幫忙，這個工作用了幾年時間，後還是覺得這一塊的歷史是坍塌的，很難把一些支離破碎的信息拼接起來，更別說還原故事的現場真相。
張英：您說戰爭是意識形態和文化總和的衝撞，在不可調和後導致的結果，能更詳細地談談嗎？
鄧一光：意識形態是人類現有手段的終目的，不同民族、國家、團體都可能引發意識形態對立，不管哪種目的，政治的、經濟的、種族的、宗教的、文化的，到後，衝突到不可協調時，作為終極手段，隻能用戰爭來解決。而戰爭也隨科技進步不斷發生戰爭介質的改變，到兩次世界戰爭，殺傷性和破壞性越來越大，當然戰爭也有另外的觀察視角，比如戰爭推動歷史進步，但不是這本書要討論的。
張英：從開闊的角度講，戰爭僅僅出現在意識形態領域中嗎？暴力手段在個體之間有沒有？
鄧一光：暴力是人的本性之一，戰爭條件在人性中自然存在，天生就有。意識形態性質的戰爭滿足於人的高級欲望，而初級形態的暴力滿足於人的初級願望，一方面，人們想遏制戰爭，制止戰爭，另一方面人們做不到這點，更大的需求不斷滋生出對戰爭動因、權力和結果的欲望。這是個巨大的悲哀。
張英：這個看法很有意思，近一兩百年發生的戰爭似乎都與人性中對戰爭的欲望有關。
鄧一光：比這個更早，2300年前蘇美爾地區的城邦國家，他們實行的是公民兵制，《吉爾伽美什與阿伽》中記載，基什國王要打埃勒克國，埃勒克國長老會說我們投降，民眾說誰要投降，我們打，結果全國的人都自願跑去打仗，國王和長老會並沒強迫他們。早期人類使用的工具是石頭和棍棒，比較奢侈的是獸骨，它們的作用是不加區分的，尋找和種植食物、建立棲身地、爭奪配偶、征服其他人。古希臘文學大量故事講的是人性暴力源頭，哲學家早看到人性的這一逆根性產生的機制，迄今為止，人類還沒找到一種方式，能真正遏制自己心中的暴力欲望和衝動。
張英：包括甘地、曼德拉，還有哈維爾，他們知道生命的價值，不贊成用暴力對暴力，用黑暗對黑暗。
鄧一光：任何一個人，任何一個民族都需要看到自己天性中的黑暗、內心的陰影，主動加以約束。哈維爾在《公民自由權運動宣言》和公民論壇中，從公共場合批評該怎麼談話入手，建立公共衝突的準則，用以約束暴力在無序交流中的升級。暴力則不同，升級為戰爭更不同，戰爭是惡性發展自己的能力，推動野心和願望，無視人類良性競爭原則的行為。
張英：就像甘地，提出普遍的要求，反抗，但不是和軍隊對抗，不是進行戰爭，而是從每個人開始，說真話，用和平的方式抗議，形成一種洪流，顯示你力量的存在，慢慢地推進。
鄧一光：和平主義作為一種觀念是偉大的，作為一種力量則非常微弱，但它的精神是了不起的。這樣的文明精神在種族中一代代積累，力量會越來越大，會將抑制暴力的願望轉化為人類共識。我的主人公對戰爭有質疑，他沒有理論依據，困惑於生命遺傳中的兩難，同時被生命史中的審美感動，甚至戰俘營管理者在要殺死他時，被毒蛇咬傷了，他也去救施害者，用後一點力量把毒液吸出來。有位批評者說，他不能接受這樣的行為。我回答他，從道德層面我也不能接受，但你沒看到他那樣做也是反抗，比你我更接近人應當有的尊嚴。
張英：是的，雖然很少。
鄧一光：太少了，所以纔要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