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他們有如寫自己。他們那些荒謬的境遇，那些難以化解的痛苦，那些小小的歡樂，那些在失敗中不願放棄的微薄的希望，我自己都感同身受。如果我對他們有嘲諷，有批判，那就是在嘲諷、批判自己。他們的愛之深、責之切，他們的歷史感，他們與現實的摩擦繫數，都與我們的歷史、現實和未來有關。

——李洱

李洱一方面書寫中國和中國人的、中國文化的、中國心靈的故事，同時他的寫作也具有國際性。

——《人民文學》雜志主編、文學評論家 施戰軍

永遠有一種生活，是我們向往的，是屬於過去但已經失敗了的，但未來一定還會繼續且會不斷失敗的生活，它不是不可實現的美好烏托邦，而是亙古以來我們的心靈所包含的悲劇因子。這就是歷史。歷史之循環，歷史之意義和無意義。這也是費邊、應物兄、喬先生和無數典籍存在的悖論性和矛盾所在。

——作家 梁鴻

文字中的李洱做到了某種淋漓盡致的適度，他是過分的，又是節制和恰如其分的。如同並不燙人的沸水，始終處於“無端的沸騰”之中，但這是無名之火，虛無之沸  ……我隻是朦矓地感到，他構建了一種具有喜感的，充滿自我顛覆性的，看上去刻意啰嗦的，然而卻有深入歷史以及文化的內部構造之力量的敘述方式。而且，隻要李洱式的語態一出現，任何事情都會立刻起變化，演變為喜劇的奇妙之境，或者無妄之災。

——北京師範大學教授 張清華

李洱的寫作不是討好讀者，而是從學識與日常生活間尋覓審美表述的可能，與傳統的書寫在不同的路徑上。以思想家語錄和人物的內心活動交融，鋪陳命運之跡，是李洱的重要貢獻。其反雅言的雅言，有著非時代性的時代性。在我國長篇小說寫作裡，這是不曾存在的景觀。

——中國人民大學教授 孫郁

導師死了

一

許多年來，我經常想起導師吳之剛教授。他是一位民俗學家。有幾年時間，他是全國年輕有為的學者之一。他還差點當上了博士生導師。他死了，這把貴重的交椅就讓別的教授給坐了。

要是他得了什麼很關鍵的病，腦溢血、癌癥、一觸即發的心髒病，問題都好交代。事實上，他跟這些要命的病沒有瓜葛。童年時代，他曾患過一種常見的哮喘病，對花粉、露珠、新鮮的冷空氣過敏，然而哮喘病並沒有在他的生理上留下後遺癥。在他以前的病歷卡上，重要的病例是他曾經扭傷過腿，離傷筋動骨還差得很遠，兩貼膏藥就對付過去了。

當然，他曾被誤診為肝癌。他就診的枋口溫泉療養院為此事向他道過歉。他死後，醫生們又一次化驗了他的肝，確診他隻是一位癥狀較明顯的乙肝病毒攜帶者。像他這樣的病人，全國有一億二千萬人，實在算不上特殊，這樣的病也太常見了。然而，我卻經常回想起那個具體的情景：他站在教堂的鎏金圓頂上凌空欲飛，在雪景的映照下，他赤裸的身子活像一隻大鳥。我看見他走到那個窄小的平臺邊緣，不停地打著寒戰，而我卻捧著他日後的桐木骨灰盒站在地面上仰望著他。後來，他就落下來了，下落的時候在空中劃了一道濃黑的暗影，暗影蔓延過雪跡、花徑、水溝，來到我跟前，將我籠罩。我在那濃密的暗影中喘不過氣來……有時候，我還會看到繆芊和常娥也在這暗影裡，當暗影退盡的時候，隻留下我和常娥還站在那裡……

這樣的情景多次潛入我的睡眠，將我從夢中驚醒。我曾在吳之剛教授門下讀了三年碩士，但這層師生關繫似乎並不能構成我驚夢的緣由。他死時，我不在他的身邊，我沒有能看到他死時的情景。他在療養院住了半年多，師母繆芊有事提前回校之後，他是由常娥陪著度過了後那段光陰。

可以說，導師的晚年（如果隻活了四十一歲的人也有晚年的話），是他一生中不清晰的一段日子。一隻潮濕的骨灰盒足以容得下他的生平，但我總被那些更詳盡的事纏繞著，他晚年的故事在我眼前揮抹不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