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零後年輕作家努力銜接和延續自契訶夫、瀋從文以來的寫實主義傳統，樸實、自然，方言入文，依靠細節推進小說，寫城市平民的現狀，但不哀其不幸，也不怒其不爭。

——首屆寶珀理想國文學獎頒獎詞

方言是編織市井故事的經緯，市井故事化為日常的肌理，日常綿延成歷史。所以，王占黑的市井故事從來就不僅僅是人情冷暖的世情描摹。《小花旦》中交織著綿密而錯落有致的視角轉換和意義層次：地鐵中的商鋪布局重疊著小區的日常場景，城市地標的光鮮偉岸提醒了街道內部的藏污納垢，小花旦的零餘與老王的家常是世情的反常與正常的交織，城市、歷史的擴張與肉身、記憶的衰敗之間形成了微妙的互文……這一切都在王占黑細微而及物的敘述和克制而飽滿的情感表達中呈現出來。
 
——《鐘山》之星文學獎頒獎詞

《小花旦》這個四萬字的中篇是王占黑真正意義上的成熟作品，也是近年來當代文學中短篇小說領域的傑作。從這篇小說開始，王占黑將開始自己的“城市漫遊”繫列，她的主人公終於走出社區。空間在移動，高圓寺和定海橋相遇，社畜和海寶相遇，老人、病人、窮人從社區中走出來，像小花旦一樣一無所有，像小花旦一樣無處不是家園。他們不是資本主義現代性那孤獨、頹廢、內心不安的漫遊者，他們是街道上真正的英雄。

——黃平（評論家、華東師大中文繫教授）

上海這座城市的開放和包容，使其往往成為文學探索的策源地。作為年輕的作家，王占黑拒絕將前衛消費樣式或者城市新貴的優雅生活認定為*的都市標志，反而聚焦於退休的工人、破敗的街道、面臨拆遷的小區、弄堂口即將被清理掉的早點鋪——王占黑寫出了這些被忽視的地區及人群其內在的活力與豐富性。

——金理（評論家、復旦大學中文繫教授）

王占黑的成功，不在於她以“90後”身份寫底層或者是寫上一代人，而在於她有能力與她的每一個人物素面相對，不是獵奇，不是隔著窗玻璃式的窺探。在當下泛濫成災的“無趣現實主義”的小說風氣下，她選擇寫那些認真生活並懂得快樂的人，她也把人世的歡樂認真傳達給我們。

——張定浩（作家、評論家）

     喜歡這樣帶方言味的市井風情小說。一個上海裡弄市井滄桑的年代戲，通過被稱為“小花旦”的男人與他的“巧星美發屋”的故事流轉，鄉間香樟樹，地下廣場，下崗窘困，“阿姨”們的廣場舞……場景轉換頻密，文字靈動，帶點糯軟滬語的“嗲味”，讀來趣韻橫生。

——蘇煒（作家）

小花旦（節選）

臘月裡的巧星美發屋日日開張，高朋滿座。人家都講，剃頭匠一年就靠兩趟黃金生意，一趟在臘月裡，一趟在二月裡。這和浴室老板的生意經是一樣的。靠近年關，每個人都要從頭到腳弄得清清爽爽，好像除夕一過，好壞清零，大家又是全新的自己了。年復一年，小區裡每個人都這樣想，阮家阿婆也這樣說過。

她講，我一覺醒過來，吾阿星又大一歲啦，享清福辰光又近一點啦，多少開心。於是她撐過了一年又一年。

可是正月一過，人們發現隔年的壞事並沒有停止堆積，就像持續長長的頭發一樣，越來越密，越來越亂，於是大家又急著來剃掉煩惱絲了。

唯有正月不剃頭，正月成了剃頭匠的白相日腳。巧星美發屋大門緊閉。小區裡另外兩家呢，眼鏡早就搬走了，阿胖的店還開著，她說刮臉生意不分日腳都可以做，別的女人卻說她掉進銅鈿窟窿出不來了，也有人說她勾引男人成癮，一年到頭還不肯松手。剩下的小花旦師傅，人們從不曉得他去了哪，也不掛心他的歸期，一來他畢竟是神龍尾巴，二來，開春的生意，任誰都不會錯過。可是誰也沒想到，我也沒有，巧星美發屋居然同店門口的老太婆一樣，還沒熬到開春，就永遠停在了辛卯年的正月裡。

沒有社區改造，也沒有工商局查崗，而是阮家阿婆生下的六顆行星不讓他做了。

六顆星忍了幾年，不能忍了。他們找來律師，說阮家阿婆的遺囑沒經過正規的公證，是立不住腳的。照理，這套房還得交給七顆星平分，絕不可由小花旦獨占，哪怕他是一顆沒有衛星環繞的孤星。

小年夜，老五阮巧木跨過大半座城，站在店門口講給大家聽，巧星不要老婆，我兒子還等著出錢討老婆呢。

可是不到六十平的兩室一廳，在這樣的小城，賣了又能分到多少呢。老大阮巧水就說，巧星想住，不是不可以，要麼出鈔票買下來，要麼交房租，樓上和樓下都要交，當作補貼。

小花旦兩樣都不肯，沒幾天，六顆星就派人把他踢出軌道了。

這是一樁相當省力的事情。年初五迎財神，小花旦放過零點的鞭炮，自管作夜遊神去了。天未亮，路燈也還沒暗下去，樓上已經悄悄地換了鎖。車棚全數被清空，那個多年前用紅油漆手寫的巧星美發屋的招牌也摘了下來，拗成錯誤的兩段，一半巧星美，一半發屋，像個被打成殘廢的人平躺在地上，身下粘滿了血跡似的火紅的炮仗屑。環衛工還沒來清場，假營業執照的玻璃框碎了一地，樓道散發出一股燙頭藥膏的氣味，那隻髒到不透明的蒸頭罩子就堆在雜物的上面，底下也許藏著我剛還不久的剃頭工具。這一夜，小花旦的地盤上，唯獨樹下的骨牌凳毫無變化。和死亡沾邊的家生，人們不敢觸踫。

我路過的時候，六顆星早就走了。這天上午，小區裡所有早起的鳥兒幾乎都在大樹底下集合了，沒人敢坐下來。大家望望樓上，又望望樓下，不敢說話，干等著小花旦回來。我看到那塊木頭牌匾，想起九月裡，我們在上海南站的地下廣場，他拿給我對比的那張手機照片。油頭，紅字，頂上懸著人家晾出的短褲和胸罩。我心中仿佛有個人伸過一隻粗暴的手，把照片撕碎了。

小花旦遲遲不來，早起的鳥兒便各自飛散開去了。我走過去，把巧星美發屋撿起來，一手一片，像在機場迎接貴賓一樣，站在小區門口，等牌子上的名字回來。初春的清晨，路上人影零落。小花旦喫著鮮肉大包，跨著兩條細長的腿從霧裡走來，整個人單薄得如同被三夾板壓過一樣。他看到我手裡的牌子，卻好像早就料到了似的，弔著細長喉嚨說，細姑娘，下趟阿拉上海見啦！

小花旦什麼也沒帶走。也許他有了照片，再無須什麼身外之物了。我從他的遺產中撿了幾樣工具，連同那塊招牌，一起藏進了自家的車棚裡。

還有那隻蒸頭罩，原來當它被拆離機器的時候，單獨戴上去是很美的，仿佛一個宇航員戴上他的吸氧頭盔，就同時擁有了裡外兩個世界。小花旦摘下它，從此不在原來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