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懷民（作家、雲門舞集創辦人）——十六歲那年，我鼻竇炎動手術。朋友帶了陳映真的小說來探病。那是我*次認識先生的作品。腫著臉，眼睛瞇成一條縫，一面讀一面哭，哭完再讀一遍……這幾年重讀《山路》《鈴鐺花》，仍會濕了眼眶。對於弱小的、邊緣的人物，他有不渝的愛，對於人世間的不公不義他充滿憤怒。先生不吶喊不控訴，始終以獨特的溫婉的“陳映真語氣”感動、激勵著我。喪志，或覺得自己有“墮落傾向”時，我回去讀陳映真。

梁文道（作家、媒體人，看理想策劃人）——陳映真的小說，帶著一種日本文學式的柔美、曲折、迂回。他的作品，總是充滿了各種價值上的探問。他帶給讀者的不是說教和灌輸，而是刺激你不斷地反省、懷疑、提問。這纔是一個左派應該具有的批判精神。左派的愛，指的是去愛那些在社會上所有被侮辱、被傷害，同時還發不出聲音，被遺忘在歷史角落的人。

侯孝賢（電影導演）——陳映真的小說有他的一種能量，這種感動力量可以透過小說形式直接影響到我。陳映真對我們的意義到底是什麼？我認為還是*根本、*簡單的他的“人格”。我想拍他的小說《鈴鐺花》《後街》《面攤》。

許知遠（作家、單向空間創始人）——陳映真是我的偶像。他既代表知識分子永不停息的批判精神，拒絕與時代潮流妥協；他也充滿平民意識，關切小人物的內心與命運。

趙剛（學者）——陳映真的文學是魯迅、是五四，也同時是一種中國傳統的文學觀，在當代臺灣的孤獨繼承。他要為所有被這個時代所壓制所塗銷的聲音與足跡，透過他的書寫救贖回來。他的小說，其實是*真實的歷史，與*真實的詩。

楊照（作家）——如果有一種貫穿在陳映真小說中，不滅不變的“陳映真精神”，那會是什麼？在我看來，“陳映真精神”的原型，存在於《我的弟弟康雄》那個敘述身份與敘述口氣裡，存在於陳映真小說中所有曾經因不同際遇，在不同場景下與高貴理想靈光交錯相見，卻又無力保守理想、使理想成為生活現實的人身上。

聶華苓（作家）——陳映真獨樹一幟，他的小說不局限於鄉土，不賣弄現代，而是基於對“人”的終極關懷，基於人性；用他冷峻而又豐潤的筆，寫出大量精致、理性、批判性的作品。陳映真就是具有人的體溫、人的骨頭、人的勇氣的文藝家，一直在他稱為“臺灣當代歷史的後街”中獨行。

韓少功（作家）——兩岸已經分隔很久了，已經久至幾代人的時光。但奇怪的是，盡管有些習語、閱歷、生活情境的差異，陳映真於我而言卻從不難懂，甚至常常給我一種熟悉感。一如我從來不覺得與千年以前的墨子、孔子、老子有什麼“代溝”，從來不覺得與萬裡之外的托爾斯泰、卡夫卡、佩索阿有什麼“族溝”或“國溝”，不管在哪裡的陳映真其實就像我的鄰居、我的同事、我的同桌、我的兄弟，不用太多交往也不會覺得對方生疏。

蔡駿（懸疑小說作家）——三年前的11月深秋，我在從北國到南國的鐵路上，看完陳映真的短篇小說《山路》，說的是臺灣的白色恐怖時代過後，一個革命的幸存者和贖罪者的書信。文字並不長，我很快讀完，忽然眼圈發紅，那座濕潤海島上的鐵路山路墓碑與日文信札間的痛與愛，令人難以遺忘所有相同的犧牲與懷念。我們仍然走在那條曲曲彎彎的山路上“瞭望著遠方”。陳映真，可能是海峽兩岸中國人的*後一個理想主義者。那一代人沒有走完的山路，終究將要由下一代人繼續走下去，哪怕前路是崇山峻嶺與茫茫大海。

陳雪（作家）——在十九歲那天下午，眼前站著一位白發蒼蒼的長者，像從我反復閱讀的《人間》雜志裡走出來的“寫實人物”，當時我真的知道，那時代仍有典範。那不是拿來膜拜追隨的，而是一種激勵著我相信這個世界仍有人在做著“真正對的事情”，因為這樣的人存在讓我相信這世界無論多麼令人失望還是值得存活。……這世界上應該有什麼是值得相信的事情。

陳文芬（媒體人）——我們每一個人都曾經那麼像陳映真——在夜裡獨自讀過《山路》，淚流滿面，在黎明微光裡細細思索陳映真的日語陰性的中文語法，在美麗委婉當中，尋找一種自信跟堅強，*後變成深山裡的一朵花，像絲綢絹帶一般細水飛流山谷。不管別人怎樣評價陳映真的民族立場，他就是一個文學的國王。

楊佳嫻（詩人）——從*早的《面攤》開始，歷經被呂正惠稱之為“自傳時期”與“現代主義時期”的六七年間，陳映真一直自覺或不自覺地於作品中流露詩人的感傷氣質，無論處理的是懷疑、壓抑或反省的題材，總有一雙倉皇、憂愁的眼睛在那裡張望著，姿態中不免有些自憐的意味，在絕望與希望之間徘徊、思慮，那是理想主義者的深藍色剪影……尤其《山路》一篇，蔡千惠長長的懺情書，走在臺車道上懷著贖罪之宗教般意志的少女，關於自我生命在商品世界中陷溺的反省，喜歡或不喜歡陳映真的人，都能夠為之觸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