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小說的形式來發言

用小說的方式來發言，這是我對文學的一種態度，更是一種選擇。有人熱衷於抒發心中的塊壘，有人喜歡描摹身邊的瑣碎，也有人善於探究心靈的幽微，更有人想用文字重構歷史再現未來，這都是小說家個人的選擇，無關高下，更無關對錯。我隻是想說，我選擇的這種形式，極有可能存在一定的寫作風險，也會造成與現實正面對抗帶來的緊張和焦慮，唯其如此，纔使這種選擇充滿了挑戰意味，更使我對這種表達方式產生了濃厚的興趣。20世紀法國著名的文學家薩特曾說：“文學應該具有社會責任，是一種行動的方式，不應該脫離社會和政治。通過語言、文字去行動，可以對人們產生引導和影響，小說不能言之無物，空洞沒有思想。”諾貝爾文學獎獲獎者秘魯作家馬裡奧·巴爾加斯·略薩在青年時期很崇尚薩特，他曾說：“薩特的書對我就像《聖經》一樣。”略薩由此認為，文學應該以一種批判的眼光去看待社會和現實，以批判的眼光去進行創作，因為文學是一種行動的方式。他在諾貝爾獎獲獎感言裡還說過：“我是作家，同時也是公民。在拉丁美洲，許多基本的問題如公民自由、寬化的共處等都未得到解決。要拉丁美洲的作家忽略生活裡的政治，根本不可能。”事實上，社會現實、社會政治是與人類有著密切關繫的，介入社會、介入現實，是文學主要的使命，真正的和不朽的文學，都是生根在社會生活事務之中的。

文學是一種行動的方式，這一提法雖然聽起來還有點不習慣，但細一思量，這與我們傳統的文以載道並不矛盾，甚至說是一脈相承的。中國文學歷來崇尚用現實主義精神和浪漫主義情懷觀照現實生活，用光明驅散黑暗，用文字傳遞真善美，摧毀一切阻礙人類文明和社會進步的陳規陋習，構建美好的未來。這就是文學行動的方式，也是一個作家的責任和擔當。有了這種責任感，纔如鐵凝主席所說的“創造出閃耀著明亮光芒的文學作品，照亮人心，照亮思想的表情，也照亮和雕刻一個民族的靈魂”。

近年來，我一直在思考著這樣一個問題，隨著校園性侵案的頻頻發生，它已不再是某一所學校或者是某一個國家的問題，它幾乎成了全球化的問題。從小學到大學，甚至到讀研讀博，類似的問題在不同的國度時有發生，它就像一根刺，深扎在人們的心裡，總也撥不掉。這究竟是什麼原因？在全國的“兩會”上，人大代表建議：性侵女童致嚴重身心傷害應判無期徒刑或死刑。這是從法律的層面而言，需要嚴懲。那麼，如何從人心和道德層面防微杜漸，構建重圍？這又是意識形態領域的話題。既然事關思想意識層面，作為行動方式的文學，沒有理由缺場。

我就是在這種思想動因下寫了這部《雙排扣》，我想為那些曾經的和當下的受害者鼓與呼，我想為那些孤立無援的弱勢群體討回一份公道，我更想呼吁整個社會對青少年多一份關注，我想提高全民的防範意識，將這種惡行扼殺在萌芽狀態之中。完稿後，我讓某文化公司的策劃兼美編尤藝潼作幾幅插圖，不日她回微信：“新作讀完，還在為男女主人公的命運感到遺憾和痛心。一開始以為是懸疑破案的故事，中間覺得是個虐心的情感故事，全部讀完，纔知道這部小說的核心是社會問題。真相出其不意，真相之外的思考讓人無法釋懷。它有穿透人心的力量，給人帶來靈魂的震顫，值得這個社會深思……”一看她的回信，便知她讀懂了我的小說，說出了我想要表達的。推理偵破，隻是一種迷惑人的形式，它的內容不是這些，而是反映社會現實。

我在寫這部小說之前，讀過幾部東野圭吾的作品。東野圭吾的推理小說很大程度地顛覆了中國傳統推理斷案小說的套路，也改變了讀者對這一類型小說的閱讀習慣，他總是讓人在小說設計的詭計外圍打轉轉，無法觸及案件核心。他的敘述主場不是警察如何破案，而是嫌疑人的情感，深埋在案件背後的是一個令人無法想像的故事，折射出的卻是人性的光芒。這是他的高明之處，也是國內同類作家無法企及的地方。在寫作之前，我還讀了福克納的《我彌留之際》，全書由十五個敘述者的五十九段獨白組成，無其他旁白，無敘事主導者，這種敘事模式新鮮巧妙，讓人耳目一新。我終於找到了《雙排扣》的表達方式，借推理的外殼，以四個人的自敘為結構，裝上了我需要的內容。或者說，我在推理的背後，隱藏了一個震撼人心的愛情故事，在愛情的背後，又隱藏了一個發人深省的社會故事。表面上看是一鍋大雜燴，但是，一旦進入細微，小說所蘊藏的多義性便會一一再現出來。這樣的結構和方式，正是我的追求。當然，這種簡約的敘事方式，也是我有意為之。讀者已經坐上高鐵進拉薩，作家為什麼還要騎著犛牛上西藏？我不想為了所謂的文學性故意拖慢節奏，無事生非地纏綿出一地雞毛，來浪費讀者的時間。節約文字，有時是對讀者的一種尊重。

推理是從二十年前的一場縱火殺人案而始的。夏風和段民貴同時愛上了校花林雪，經常給林雪補課的小學老師意外葬身火災，警察破案無果。時光一晃而過，十多年後，夏風和林雪相愛了，段民貴發現了一個驚天秘密，迫使林雪放棄夏風跟了他。婚後，兩人並不幸福，段民貴嫖娼曝光，成了千夫所指，從此自甘墮落染上了毒品，後因煤氣中毒死在老屋裡。警察現場探案，篤定此案與二十年前的火災案有著驚人的相似之處，貌似事故死亡，實則是他殺，當警察撥開層層迷霧，結果出人意料……

愛情似乎也是始於那場火災。雙排扣，既是一個相對模糊的物證，貫穿了全書的始終，又隱喻了兩個年輕男女心心相印的愛情。在長達二十年的歲月裡，他們就像相對應的雙排扣，隻能守護、遙望，卻又無法相聚。夏風曾對林雪承諾說，他要好好保護她。可是，當他發現他所保護的人受到了班主任的傷害，仇恨的火焰就在他的心裡熊熊燃燒了起來，終變成了一場火災。在愛、生存、死亡之間，他從不後悔他的選擇。即使長大成人，當林雪又一次面臨危險時，他依然用自己的生命，來維護愛的尊嚴。在他的價值觀裡，愛，並非占有，更是守護。就像愛藍天、愛白雲、愛花草、愛樹木、愛高山大川、愛日月湖泊，誰都不可能占有，隻有守護。守護，纔是好的愛。“如果我來過這個世界，也是因為你。如果有來世，我還要保護你。”同樣，林雪為了她愛的人，為了守護那個秘密，心甘情願地犧牲自我，選擇了沒有尊嚴地屈辱地苟活。面臨生離死別，她隻期盼如果有來世，她還等著他，在小巷中，在黃河邊……這是怎樣的一種情懷？這又是怎樣的一種愛？

當把人性推到了極致，沒有絲毫的回旋餘地時，散發出來的人性光芒纔是耀眼的，也是能震撼人心的，這正是悲劇的力量所在。悲劇，不是為哭泣，而是為了醒世，不是用來催淚，而是用來思考。認清悲劇產生的原因，纔能遏制悲劇的發生。

我所說的社會問題，就像一幅寫意畫。我刻意地留出了許多的空白，就是想讓讀者去想像，用他們的智慧去填補。雖是草蛇灰線狀的結構，但一旦連接起來，不僅令人驚愕，更能發人深省。林雪、吳春花、田華華，在她們的人生燦爛的花季，本該享受陽光雨露，卻意外地遭受到了來自校園的惡風苦雨。吳春花的哭訴，讓她的父母痛心不已，卻又深感無奈；掛在林雪臉上的淚水，是何等的絕望，消逝在小巷中的背影，又讓人目不忍睹；踽踽獨行在黑夜裡的夏風，回望著遠處的亮光，卻不知道人生將要承受怎樣的煎熬。這一切，根源還是班主任甄初生。他就是一個罪惡之源，傷害了天真的孩子，污染了他們幼小的心靈，在他們剛剛入世時，就種下了惡念的種子。如果說夏風以惡制惡的行為有點俠肝義膽，段民貴卻是純粹的自私自利，為了達到自己的目的，不惜把甄初生的死當作要挾他人的工具。惡性不改，必留後患。嫖娼事發，沒想到一夜之間，他的那些丑陋的照片未經本人許可就掛到了各大網站，成了千夫所指。雖說段民貴自食惡果，但社會也有責任，不該讓輿論判了他無期徒刑，一下把他推到了無底深淵，從此自暴自棄，染上了黃毒賭。當他的行為對別人的生存造成嚴重威脅時，社會卻又撒手不管。這場悲劇的背後，引起深思的東西實在太多了，有人性的，也有社會的。

惡念就像一粒種子，一旦種植於生命，就會生根發芽，結出罪惡的果實。它就像潛伏在人體中的腫瘤，有的潛伏期隻有兩三年，有的可能十幾二十年，一旦遇到變異，就會蔓延擴散，終不可救藥。人體如此，社會亦如此。對那些危害人類社會的腫瘤，應早加防範，把它們扼殺在萌芽狀態，或者從根子上加以割除，纔能避免社會肌體遭受侵害，纔能遏制類似的悲劇再次發生，纔能讓世界變得更加美好。

無獨有偶，在我寫作過程中，陝西米脂縣三中發生了一件震驚全國的惡性事件。2018年4月27日下午六點放學，從巷道中突然冒出一個手持匕首的青年男子，揮刀襲擊毫無防備的學生，造成十人受傷，九人死亡。嫌疑人趙某，原在米脂三中上學時備受同學欺負，校園暴力極度扭曲他的內心，遂記恨學生，記恨學校。十年後，潛藏在他心中的惡非但沒有消除，反而越發膨脹，由惡念變成惡行，將他的恨意報復在比自己更弱勢的群體上。校園安全問題又一次用血淋淋的慘痛代價，回到了人們的視野。青少年本就是極度叛逆的群體，成長過程中的任何不利因素都可能影響到他們的心理健康。如果每一個學生都能在一個陽光明媚進取向上的環境中生長，必定會為他們樹立正確的三觀，不至於走向社會的對立面。

這一事件的因果相連雖說與我的小說有了某種暗合，但我並沒有因此而高興，反而感到有一種深深的憂慮，擔心這十九名受害者的家屬以及十名受害者本人，他們需要多長的時間纔能化解內心的傷痛？擔心他們會不會因此而種下仇恨的種子，而影響他人？

2018年6月20日，甘肅慶陽一位十九歲的女孩跳樓自殺了，究其原因，主要是她在上高三時，遭受到了班主任老師的性騷擾，從此，在她的心靈上留下了一道抹不去的陰影，一直伴隨著她行走在無邊無際的黑暗中。她多次自殺，多次被救。她也進行過艱難的自救，找過心理醫生，到上海、北京接受過心理治療，然而，她還是沒有走出心裡的恐懼，終選擇了死亡。

學校本是教書育人的場所，如果一旦播下了罪惡的種子，殃及的，就是受害者的一生，或者，是她年輕的生命。

對此，我能做的，就是用小說的形式向社會發言。我之所以把這個唯美傷感的愛情故事放置在推理懸疑的框架之中，並不完全是為了取悅讀者，而是想讓這個故事的內涵更豐富，更能折射出人性的光芒，照亮人心的幽暗，引發出許多社會問題，讓我們共同思考解決。

肖洛霍夫曾說：“我願我的書能夠幫助人們變得更好些，心靈更純潔，喚起對人的愛，喚起積極為人道主義和人類進步的理想而鬥爭的意向。如果我在某種程度上做到了這一點，我就是幸福的。”我相信，他說出了許多作家的心聲。用文學溫暖人心，用文學之光照亮前行者的路，是我一直追求的崇高目標。如果我的這部作品能夠為讀者，即便是為一個讀者，提供某種啟發和警示，從而改變他的命運，或者能讓另一個他放棄惡念，向善而行，我就感到很滿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