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百人爬上樓梯，擠進展廳。一些人是沙龍的常客，另一些則是對繪畫略知皮毛的愛好者，而絕大部分人是出於好奇而來。另外還有一些過路行人，他們被卡普辛大街成群擁上階梯的人流所吸引，也隨著穿過旋轉門，走上樓。他們個個穿戴華貴，修飾整潔，這氣派隻有在鄰近的馬德萊娜區纔能見到。卡米爾、莫奈、西斯萊、雷諾阿、德加和貝特·摩裡索這6位中堅人物的作品都集中在納達爾的前廳。這些作品光彩輝映，宛如聖夏佩勒教堂的玫瑰色彩窗。雷諾阿果真把作品排列得恰到好處，165幅畫井然有序地依次排開，顏色搭配得當，布局合理，小畫放在大畫的下面，但依然保持了足夠的高度。卡米爾展出了《六月晨》《蓬圖瓦茲花園》《果園》和其他兩幅作品；莫奈提供了9件，其中有《早餐》和《卡普辛大街》；德加展出10幅，貝特·摩裡索9幅，雷諾阿7幅，西斯萊5幅，布丹3幅，吉約曼2幅，布拉克蒙2幅，塞尚3幅；其他人也都掛出了一至兩件作品。

    午後，卡米爾和朱莉趕到時，數百名觀賞者使納達爾展廳像過狂歡節一樣熱鬧。4個陳列室裡觀眾摩肩接踵，擠如湧潮。整個2層夾樓人聲鼎沸。卡米爾領著朱莉在人海中艱難地穿行，從門廳擠到展廳。來看畫的人們都撇開傳統作品，爭先恐後直奔巴提紐爾派的繪畫。他們冷嘲熱諷，控苦揶揄：“荒唐！無恥！褻瀆！”德加的《舞蹈課》，雷諾阿的《包廂》，莫奈的《印像·日出》，塞尚在奧韋爾作的《縊死者之屋》，西斯萊的《馬利港塞納河》，他自己的《白霜》，甚至貝特·摩裡索的《搖籃》前都擠滿了人。卡米爾試圖在迎面劈來的嘈雜聲中辨出點什麼，然而，灌入耳畔的隻有嘲笑、辱罵和奚落。呈現在眼前的好似一幕下流諷刺劇、一幕喧鬧的滑稽戲。

    對面走來臉色慘白、垂頭喪氣的阿爾弗雷德-西斯萊，卡米爾控制不住地對他喊道：

     “他們干嗎衝我們的畫大吼大叫？我們畫的不就是風景、劇院、芭蕾舞演員、洗衣女工，還有比賽跑道嗎！他們對著我們的畫又喊又罵，指手劃腳，就好像我們畫了什麼見不得人的東西。”

    西斯萊郁郁不樂地回答：“又是一次‘落選作品展’而且更糟。”

    朱莉和其他幾位畫家的妻子躲在一個較遠的角落，隻有貝特·摩裡索一人勇敢地迎著冷風惡雨，她身穿漂亮的衣裙，在人群中走來走去，向女士們 講解這些新派繪畫的技巧和價值。人聲嘈雜，幾乎沒人能聽清她在說什麼。望著滿堂抱懷疑態度的觀眾，卡米爾想他們初還怕沒幾個人願意爬上這2層樓來看畫展呢。

“我沒想到歇斯底裡也犯傳染。”他嘀咕。

    畫展天一幅畫也沒賣出。為了安慰大家，德加把朋友們請到新雅典咖啡館。他說“這種印度式的寡婦自焚遊戲，一刻鐘就夠我們受的。不過，這纔剛剛開始，結局還沒定呢。今天來的人當中肯定會有人再返回來買畫，他們今天不過是受了烏合之眾的影響，搞糊塗了。”

      在作品的排列上，雷諾阿玩了個聰明把戲，他在每張可能引起爭論的新派作品周圍都掛上傳統繪畫，然而這一切都無濟於事。雷諾阿非常喪氣，聊以自慰地說：

“不管怎麼說，他們每個人總還付了兩角錢的入場費，我們今天可以得60大街上，成群的人還在排著隊往納達爾的2層樓上爬。

卡米爾咬緊牙關，面容嚴峻地說：

“我同意德加的看法，以後人少清靜的時候，會有嚴肅的收藏家來光臨的。”

    可是，如果報紙對他們說上兩句話，就不會有什麼人來了。一些經常光顧格爾布河和新雅典的思想解放的記者發表了幾篇贊賞的文章。阿爾芒·西爾韋斯特在《論壇報》上記下了他精闢的見解：

……風景畫家莫奈、西斯萊和畢沙羅完全不同於以往的大師，他們的繪畫虛中見實，極具裝飾特性，是對印像的描繪。

菲利普·比爾蒂在《法蘭西共和國報》上寫道：

……人的感受瞬間即逝，比方說感受樹林的清新、海灣吹來的和風、秋夜的靜謐…我們必須感謝那些青年藝術家，是他們為我們捕捉到了這所有的感受。所以他們結合在一起，與舊時的大師對峙而立。

盡管有這樣一些表示理解的文章，然而，卡米爾他們遭受的是劈頭蓋臉而來的惡毒攻擊和責罵。

      “塞尚無疑是個瘋子，繪畫的時候發癔癥……”“西斯萊看大自然的眼光太狹窄……”“德加筆下的芭蕾舞女長著和她們的紗裙一樣軟綿綿的腿……”“畢沙羅用色粗野……作品幼稚拙劣……”“那也叫白菜，哦，可憐的東西，你們被糟蹋成這樣，我發誓這輩子再也不喫白菜了。”關於莫奈的《卡普辛大街》，他們責問“畫的下邊那些數不清的好像用舌頭舔出來的小黑點代表什麼？當然不可能是行人吧？”這幅畫連同他的《早餐》被稱為“那堆令人發笑的怪誕玩意兒中的兩幅集大成之作”。“德加的《洗衣婦》被‘洗’得一團糟……”“貝特·摩裡索根本不懂繪畫，當她畫一隻手的時候，有多少隻手指、她就畫多少筆。”“莫奈、畢沙羅、貝特·摩裡索似乎在向美進行挑戰。

    巴提紐爾全體得到的是“陰影部分的著色顯示了他們對色調的無知……”“他們是一群可怕的蹩腳貨……”“他們把顏料裝進手槍，衝畫布開火……”“即使孩子們用紙和畫筆遊戲也會比他們強……”“他們的出現隻能是曇花一現。”

埃米爾·卡登在《新聞周刊》上寫道：

    人們想起10年前那個著名的“落選作品展”依舊還會捧腹大笑。在那裡，我們看到了西班牙煙草膚色的女士，騎著黃色的馬，走在滿是藍色樹木的林子裡。然而，與今天卡普辛大街上的畫展相比，10年前的展覽算得上是盧浮宮了。

    貝特·摩裡索以前的老師吉夏爾先生給了他們慈悲的一擊，他從裡昂寫信給摩裡索的母親：

    我去了納達爾展廳，我急於坦率地向你表述我的感受。親愛的夫人，我剛走進大廳，心就倏然收緊，因為我在這堆影響惡劣的繪畫中看見了您女兒的作品。我對自己說，“和這群瘋子在一起，好人也會癲狂。”馬奈是對的，他沒有參加。如果認真觀看、分析，也許會在這兒那兒出現一些佳作，但總的來說，都有些幼稚淺薄。

    類似的評論文章不一而足。有位批評家抓住莫奈的《印像·日出》一畫，說巴提紐爾畫派畫的僅僅是“印像”而已。莫奈的《卡普辛大街》被判定為一幅印像畫。

    《喧囂》周刊記者路易斯·勒魯瓦以“印像派畫展”這個嘲諷意味十足的標題發表了一篇文章，佯稱他協同一位巴黎美術學院的畫家一起觀看了這次彙展：

    我懷著純真的情感，把我的朋友靜靜地領到畢沙羅先生的《耕地·白霜》前面。望著這幅令人震驚的風景畫，我的伙伴懷疑是他的眼鏡片不干淨。

“那上面到底畫了些什麼？”

“深耕的田地上有一層白霜。”

“那是耕地？那是白霜？那不過是在一張肮髒的畫布上均勻地抹了一層從調色板上刮下來不要的顏料碎屑。這畫沒頭沒尾，沒上沒下，連前後都沒有。”

“大概是這樣。不過，印像是有的。”

“這是什麼？”

“西斯萊先生的《果園》……右邊是小樹；它的印像……”

“那張畫的是什麼？”

“克洛德·莫奈的《印像·日出》”

“印像！我知道是印像。既然給我的印像如此深，它當然畫了些印像。毛坯的糊牆紙都比這張海景畫得完整。天哪，柯羅，柯羅，人們以你的名義犯下了多大的罪過。”

      在這些尖刻的取笑中，一個新的名稱誕生了：印像派。當初，坐在蓬圖瓦茲卡米爾家的壁爐前，莫奈和卡米爾籌劃組建了無名藝術家協會，他們應當為這次畫展負責，為這個團體的新稱號負責。

報紙、批評家、評論家、普通百姓、一切人都開始使用這個新的名稱。

“印像派”，這個字眼兒誰說出來都要嘲弄笑話一番。巴提紐爾的畫家對這個頭銜也不高興，他們不喜歡這個詞，不喜歡被貼上標簽。唯有卡米爾一個人認為它是可以接受的。一個星期以後，大家聚在殉道者啤酒店，互相安撫受傷的心靈。卡米爾大聲宣布：

“我們掀起了一次運動。為了掩飾自己，我們把傳統畫家拉來一起搞展覽的把戲並沒有騙過任何人。評論界當即認出了我們，暴露了我們。”

“送給我們一個‘印像派’的雅號。”德加忿忿不平地說道，“這是一個不體面的誹謗性的詞。一根打狗的棍子。”

     卡米爾心平氣和地說：

“‘印像派’不是很合適嗎？描繪我們的印像。除此而外，我們還能找到其他更確切的名字嗎？我頭一次進柯羅的畫室，他對我說，繆斯就在林子深處，我該做的就是把自己對所見事物的感受、印像，畫下來。人家稱我們是‘印像派’畫家？好吧，讓我們把這個名稱看作是榮譽的獎賞。它是有意義的。”

有人輕聲附和：“好極了！說定啦！”

    幾位盟友圍在桌子周圍：莫奈、西斯萊、德加、雷諾阿、貝特·摩裡索、吉約曼、布丹以及塞尚。大家舉起玻璃杯、啤酒杯和咖啡杯互相祝福。

    大家心照不宣，卡米爾·畢沙羅成了印像派的領導人。從此以後，卡米爾身負重任，要使“印像派”的名稱贏得尊敬，使印像派畫家得到接受，並興旺起來。在他們成立團體、有了自己的名稱以前，愛德華·馬奈一直是他們的領導人。後來他拒絕了他們獨立辦畫展的願望。當他向1874年沙龍遞交作品，兩幅被淘汰，而第三幅《鐵軌》又被指責為“用金錢剪成的可怕的劣等品”的時候，馬奈覺得受了徹底的傷害，他又一次譴責印像派畫家——他非常蔑視這個名字——背叛了他。

    卡米爾聲明：“批評家們正在想方設法吞掉我們，他們指責我們不學無術。我現在就返回去工作，這可比在這裡遭他們謾罵強得多。讀他們的文章純屬浪費時間。”

    他一直在做的是“給一頭驢洗頭”。

    然而，到目前為止，即使一切都重新開始，他走的還將是這一條路。從10歲在聖托馬斯拿起鉛筆和炭筆的時候起。那時他別無選擇。現在他仍別無選擇。他必須生活下去，那就意味著繪畫。他愛生活，愛他的家庭，愛這個活生生的真實的世界。

      生命無涯。

      隻有繪畫是不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