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者後記
英國女作家簡·奧斯汀，一七七五年十二月十六日生於英格蘭漢普郡斯蒂汶頓村。這村莊四面都是幽谷叢林，環境極其安靜，奧斯汀就在這裡度過了她的童年。
她父親喬治·奧斯汀繫牛津大學畢業，兼任兩個教區的主管牧師，很喜歡讀書。她一共有五個兄弟，一個姐姐。其中兩個兄弟查理和弗朗西，都在英國海軍裡當軍官。她的長兄詹姆斯比她大十歲，對英國文學有相當造詣，簡小時候文學興趣的養成也很得力於他的幫助。正如當時一般女孩子一樣，簡所受的學校教育很少，全靠父兄指導，從小就讀了李查遜、考柏爾、克拉伯等人的作品。她也愛讀約翰生、司各特、拜倫等人的著作，但特別推崇克拉伯（1753—1832），她有一次曾經說，如果她要嫁人，一定要做克拉伯太太，這因為克拉伯是十八世紀末葉一個古典詩人，他的作品不帶一點傳奇文學的色彩，能夠現實地刻畫生活，特別是刻畫當時農民的苦痛。她精通法文，學過意大利文，熟讀英國歷史。
家庭環境對她文學興趣的發展，實在起了不小的作用。她的兄弟姐妹們都喜歡在家裡演戲消遣；喫過晚飯以後，經常由父親挑選一個劇本，讓孩子們排演起來，作為全家的娛樂。這些劇本不光是由父親選擇出來的，有時候也有孩子們自己的創作。因此簡從小就培養起了寫作興趣，到十六歲那一年，她便想到寫作出版方面去。她花了四年的工夫寫成了《理智與情感》，二十一歲那年完成了《次印像》，這便是我們現在所讀的《傲慢與偏見》的初稿。她父親很喜歡《次印像》，曾寫信給倫敦一個出版家凱德爾（Cadell），問他是否願意接受出版，或讓作者自費出版，結果竟被退回。可是我們的女作家並不洩氣，她還是繼續不斷地寫作，因為她既不求名，也不圖利，而隻是有一種寫作的衝動，要把自己所熟悉的人物、自己對周圍世界的觀感都寫出來，於是在以後的兩年中（1796—1798）修改了《理智與情感》，同時又另外寫出一部新作品《諾桑覺寺》。
自一七九八至一八〇〇年的兩年半中，她幾乎沒有寫出什麼作品。一八〇一年，她父親七十歲，把牧師職位讓給她長兄，帶著女兒們去巴思休養。在以後的三四年中，他們全家曾到各處旅行，其中有一次曾經遭遇到一件很不幸的事情：據簡的姪女珈羅琳事後的記載，當年簡去德文郡（Devonshire）旅行時，曾結識一位紳士，很愛簡，簡也很愛他，不料事隔不久，那位紳士就去世了，簡之所以終身沒有結婚，大概同這一次的遭遇不會完全沒有關繫。
巴思是英格蘭內陸一個療養休憩的地方，有閑階級借著養病的名義在這裡賭博遊蕩，他們一家人對這種社會風氣都很厭煩，可是我們的女作家卻在這裡觀察了各種各樣的人物，替她以後的作品積累了素材。一八〇六年她父親去世，加上巴思這個地方已日趨繁華，不適宜於她母親孱弱的病體，全家便遷居南安普頓，以便讓母親呼吸一點清新的海風。他們在這裡住了四年。總計自一八〇一年遷離斯蒂汶頓起，到一八〇八年為止，這八年中間，由於生活比較不安定，她幾乎停止了寫作，隻寫了一部未完稿的《華青家史》。
一八〇九年，簡·奧斯汀纔在漢普郡的喬登村確定了永久的寓所。這兒的環境也很好，離她的老家斯蒂汶頓也很近。就在這段時期裡，她和她的姪兒姪女們保持著密切的接觸，使他們日後為她寫下傳記及其他資料，供給我們今日研究簡·奧期汀的參考，使我們不至於光憑著她生前和她姐姐卡珊德拉（Cassandra）的一些通信作為研究她的根據；也就在這裡，她恢復了文學創作，寫成了《曼斯斐苑林》（1813）、《愛瑪》（1815）和《好事多磨》（1816），她早年的兩部作品《傲慢與偏見》及《理智與情感》也相繼於一八一三、一八一四年出版。
一八一五年，她兄弟亨利得重病，次年經濟破產，加上她自己又寫作用功過度，身體一天比一天壞，但是她仍舊不斷地帶病寫作和修改舊稿；一八一七年，她身體實在支持不住了，家裡再三勸她去溫徹斯特療養，結果醫治無效，於七月十八日去世。
簡·奧斯汀的一生，隻不過活了短短的四十一歲半，一共寫了六部小說和一部未完成的作品，其中《好事多磨》和《諾桑覺寺》都是她死後的第二年纔出版的。特別值得指出的是，她早年寫的兩部小說《理智與情感》和《傲慢與偏見》都是脫稿以後二十年左右纔獲得出版的機會。一直等到一八一六年《愛瑪》出版以後，她纔為大家所賞識，司各特纔在《季刊》（Quarterly）上寫文章推薦她。她所以遲遲沒有被大家注意，實在是由於當時出版家的盲目，實在是由於現實主義的小說在十八世紀末沒有受到應有的重視。奧斯汀能在這種情況下堅持不斷地工作，確實難能可貴。她的工作態度十分嚴肅，每部稿子完稿以後，都要讀給家裡人聽，聽取他們的意見，然後反復修改（有時甚至從書信體修改成小說體），親自讀幾次校樣，纔出版問世。她的姪兒奧斯汀·李（J.E.Austen Leigh）在《簡·奧斯汀回憶錄》中，有這樣一段關於她寫作情況的記載：“她平日都在起坐間寫作，經常要遭受到各種打擾；她為了不願意讓外界知道她的工作，便用一些很小的紙張來寫作，聽到門響，就連忙把這些小紙張收起來。她到什麼地方去旅行，也總是帶著那些稿本。”她還有個姪女說到奧斯汀在一次旅行中，“正坐在書房裡的火爐旁靜靜地做針黹，半晌不作聲，然後又突然大笑起來，跳起來，跑到房間那頭的一張桌子跟前去，拿起筆來，在紙上寫一陣，然後又回到爐邊去繼續做針黹。”這些地方都足以說明奧斯汀一生的寫作態度是如何勤勉，如何小心，如何不向困苦艱難低頭，而把畢生的精力都貢獻了出來。
奧斯汀所處的那個時代，實在是個不平凡的時代。她出生的那一年，正是美國獨立戰爭開始的那一年；以後的法國革命，拿破侖在滑鐵盧的潰敗，英國與法蘭西共和國及拿破侖帝國整整二十個年頭的交戰，這許許多多歷史事件都發生於她那個時代，然而在她的作品裡，我們嗅不到一點火藥氣息，聽不見一聲炮響，也看不見一個歷史人物活動的影子；拿破侖的軍隊在歐洲縱橫馳騁，而簡·奧斯汀筆下的一群中產階級人物，卻悠閑自在地談笑風聲，儼然是兩個毫不相關的世界。然而這一點並不妨礙奧斯汀的進步性。當代英國批評家傑克遜（T.A.Jackson）在其所著《無與倫比的簡》（The Incomparable Jane，見《好友常共》第52—55頁）那篇文章中，就非常懇切地說過：“不可否認，簡·奧斯汀的小說裡絲毫沒有寫到雅各賓黨人，簡直沒有讓這些人插足的餘地，可是在我看來，有決定意義的一點還在於：她的作品裡也絲毫沒有反對雅各賓黨人的描寫。”在當時，“許多有學問的人，心裡都同情法國大革命，可是卻不願意當眾宣布，簡很可能也是其中的一個，她所以在她的小說裡特別小心，一字不提，也不過是為了免得惹是招非罷了”。
從積極的意義上來說，奧斯汀的作品的可貴，乃在於細致地、幽默諷刺地描寫了她那個時代的中產階級的生活。她自己說：“我的作品好比是一件三英寸大小的像牙雕刻品。”後人都認為她作品的細致，的確當得起這個比喻。文學批評家都認為她作品的取材面雖然不及菲爾丁和薩克雷來得廣，但是在細致方面，足以和菲爾丁、薩克雷相頡頏。司各特說：“這位年輕的小姐在描寫人們的日常生活、內心感情以及許多錯綜復雜的瑣事方面，確實具有纔能，這種纔能極其難能可貴，我從來也沒有見過。說到寫些規模矩矩的文章，我也像一般人那樣，能夠動動筆；可是要我以這樣細致的筆觸，把這些平平凡凡的事情和人物，刻畫得這樣惟妙惟肖，我實在辦不到。”這幾句話實在道盡了簡·奧斯汀高度成熟的現實主義的手法。
英國小說之所以盛行於八十世紀，這和英國十七世紀的資產階級革命是分不開的。在中世紀，反映封建意識形態的文學乃是傳奇（Romance），封建統治階級為了維持自己的既得利益，便在文學領域內通過這種非現實的傳奇（當然，中世紀的偉大史詩如《尼伯龍根之歌》和《羅蘭之歌》不屬於這種傳奇的範疇，而是具有人民性的英雄敘事詩）來麻醉人民，衝淡人民對現實的不滿，而去醉心於一個逃避現實的“理想”世界。隨著資產階級革命的結束，科學慢慢發達起來，教育慢慢普及，中產階級興起，因此纔產生了十八世紀的小說。傳奇所描寫的都是些英雄美人，而小說則以現實主義的手法反映了現實社會中的生活，“小說是針對中世紀的傳奇以及十六七世紀間由傳奇一脈相承下來的宮廷文學的一種現實主義的反映，所以一切十八世紀的偉大小說都是反傳奇的”（見凱特爾《英國小說導論》第30頁）。但是英國的現實主義的小說發展到十八世紀中葉，卻突然停止了，這是由於英國本身的發展趨勢所致，因為那時候日益增長的金錢勢力敗壞了人與人的關繫，敗壞了男女關繫，貧富對立，農民的土地受到殘酷的征收，新興的城市過著悲慘的生活，這時期的小說家已不能現實地去刻畫生活；華玻爾（Walpole）的虛偽的浪漫主義，是“斯摩萊特、菲爾丁和斯登的成就的可悲的墮落”，所以傑克遜曾經強調指出，由菲爾丁所建立起來的英國小說的古典類型（Classical model）一直未能夠保持下來，隻有奧斯汀纔成功地保持了菲爾丁這個標準。所以我們通常都把奧斯汀稱作“十八世紀後一個現實主義的古典作家”。
在奧斯汀那個時代，也即在十八世紀末葉，英閑流行著一種“哥特式傳奇”（Gothicromance），我們前面所提到的那位虛偽的浪漫主義者華玻爾，正是這種傳奇的創始人，他於一七六四年出版了一本《奧特蘭托城堡》（Castle Of Otranto），模仿者接踵而起。這種傳奇盡寫些荒唐無稽、神奇驚險的故事，來迷惑讀者，或寫纔子佳人的奇遇，或寫某某神秘人物在地下幽道中演出驚人的幻術，或寫某某堡壘中出鬼，或寫某某年輕的女俠客獨守危樓，於雷電交加的暴風雨之夜從夢中醒來，思量著下一步的俠義行為，或是滿篇長吁短嘆，無故感傷，總不外這一套濫調，而簡·奧斯汀的小說，確實是針對著這種風氣的一種反擊，譬如她的《諾桑覺寺》的主角咖苔琳·莫蘭隻不過是個“身個瘦小、血色不佳”的女性，是一個平平凡凡的人物，沒有一點驚險怪僻的地方，然而卻是現實生活中有血有肉有個性的人物。奧斯汀的現實主義在反傳奇的任務上起了很大的作用，無論是對當時以芬納·伯納（Fanny Burney）為首的家庭傳奇，或是“哥特式傳奇”，她都進行了有意識的挑戰，正如別林斯基評論塞萬提斯那樣：“對於小說的唯心論傾向給予了斷然的打擊，使小說轉向現實。”一般都認為《傲慢與偏見》是反《茜茜麗亞》（芬納·伯納著）的，《諾桑覺寺》是反《尤多爾夫》（瑞構裡夫夫人著）的。
簡單說來，奧斯汀以批判、諷刺的筆法，分析了她那個時代的人物，特別是中產階級婦女，指出了她們的問題。她雖然受到了一定的歷史條件的限制，可是她的刻畫是精確真實的。她的取材也許確實比較狹隘，但重要的是，她寫出了她所熟悉的東西。她寫得那樣精確細致，可以說明她的觀察力的敏銳。在英國小說墮落為感傷主義和虛偽的浪漫主義的時期，大家都虛飾文雅，她卻能通過真實的人物和事例，表現出人與人的關繫、人的現實生活、人的內心世界，從而反映出一個社會階層的面貌，這的確是難能可貴的。
在簡·奧斯汀的六部小說中，究竟以哪一部為好，向來的看法頗不一致。有的人喜歡《諾桑覺寺》的幽默；有的人推崇《好事多磨》的細膩，《曼斯斐苑林》及《理智與情感》則喜歡的人較少；大多數人的好評都搖擺於《愛瑪》和《傲慢與偏見》之間。關於《愛瑪》，近阿諾德·凱特爾已經在其所著《英國小說導論》中有專題評介，譯者在這裡隻簡括地介紹一下《傲慢與偏見》。
《傲慢與偏見》原名《次印像》（First Impressions），它的主題是通過婚姻問題反映當時婦女的社會地位問題，並且把當時中產階級的生活刻畫得惟妙惟肖。
本書一共寫了四門婚姻，而以達西和伊麗莎白的婚姻為主，表現出了作者對婚姻的見解——哪些婚姻是幸福的，哪些婚姻是不幸福的；哪些婚姻是愛情的蓓蕾所開綻的幸福的花朵，哪些婚姻又是由於婦女迫不得已，把嫁人當作終身的衣食之計，委曲求全。
作者從第十九章柯林斯向伊麗莎白求婚那一幕起，就通過伊麗莎白的口，說出了她自己對婚姻的正確見解，使我們看到那個時代裡的堅強的女性對於男性中心社會，對於那些把女性當作附屬品的卑劣愚蠢的男性，提出了怎樣的反抗。柯林斯是個傳教士，他趨炎附勢，結交了一位有錢的女施主，便自以為了不起，自以為像伊麗莎白那樣的姑娘，盡管有許多吸引人的地方，不幸財產太少，把許多優美的條件都抵消了，不會有另外一個人再向她求婚，他自己去求婚一定十拿九穩，馬到成功，不料伊麗莎白給他的回答是：“我除了謝絕之外，別無辦法。”因為“你不能使我幸福……我也不能使你幸福”。作者在這裡寫得愛憎分明，把伊麗莎白這樣堅強的性格刻畫得非常明朗可愛，也把柯林斯那副丑惡的嘴臉諷刺得體無完膚。柯林斯這種人實在不懂得愛情，他之所以要結婚，好像隻是為了要完成任務，好像隨便找個什麼女人都可以當作妻子，因此他遭到伊麗莎白拒絕後，立刻就去向夏綠蒂求婚。夏綠蒂竟答應了他。這門親事初看上去很令人不解，因為夏綠蒂平常也還算是一個有見識的姑娘，而且和伊麗莎白是好朋友，怎麼會去締結這種冒昧的婚姻呢？作者在這裡給了我們一個極其辛酸諷刺的回答：“大凡家境不好而又受過相當教育的青年女子，總是把結婚當作僅有的一條體面的退路。盡管結婚並不一定會叫人幸福，但總算給她自己安排了一個可靠的儲藏室，日後可以不致挨凍受饑。她現在就獲得這樣一個儲藏室了。”這段話真是無比深刻、無比感人地寫出了那個時代裡婦女的悲慘命運！
如果說，夏綠蒂是一個聽天由命的賢妻良母的典型，那麼，伊麗莎白應該算是一個具有反抗性的女性典型。她雖然也是中產階級的家庭出身，可是由於父親的遺產限定由一位遠親柯林斯繼承，這在當時那樣的社會裡，對於她的婚姻確實是個不利的條件，她如果沒有愛情的理想，隻圖生活安逸，那就大可一口答應柯林斯先生的求婚，坐享浪搏恩的遺產。退一步說，即使不接受柯林斯的求婚，然而以達西那樣一位每年有一萬鎊收入的貴公子，她自然會立刻答應他。事實上她也斬釘截鐵地把他拒絕了。她給達西的回答是：“天下男人都死光了，我也不會嫁給你！”她所以會說出這種深惡痛絕的話，實在是有感而發，因為她覺得那位求婚者（達西）並不是真正地愛她，他是那樣地傲慢，自信以他那樣的身價地位去向她求婚，一定會成功，甚至還以為伊麗莎白在等著他去求婚呢。
伊麗莎白向達西的挑戰，實在是當時的婦女對當時的婚姻制度、門第觀念等一繫列腐朽的社會現像的強烈抗議，是當時的婦女要求自己的人格獨立、爭取平等權利的呼聲！這種呼聲不僅通過達西和伊麗莎白的婚姻表現出來，還通過另一門婚姻表現出來。這便是達西的朋友彬格萊和伊麗莎白的姐姐吉英的婚姻。本來彬格萊對於門第方面並不像達西計較得那樣深，他和吉英的婚姻所以會經過一段曲折，原來是由於兩個阻力。個阻力是達西，他討厭女方高攀，又覺得吉英並不愛彬格萊，所以不願意他朋友去締結這門“不適當”的婚姻，從中加以攔阻；第二個阻力是彬格萊的妹妹，她不願意讓吉英這樣一個不夠有錢有勢的姑娘做她的嫂嫂，她希望達西的妹妹做她的嫂嫂，為的是和達西家攀了親以後，自己追求起達西來可以順利些，可以達到親上加親的目的。這種錯綜復雜的關繫，在作者的筆下給分析得有條有理，使得諷刺和批判的效果從各種具體事實上聚集起來，把主題思想一步進一步地集中和強化。作者不光光是對那些傳統的婚姻觀念提出了反抗，而且進一步嘲笑了當時所謂門當戶對的婚姻觀念，嘲笑了那些單戀的勢利小姐，諷刺了她們的自私自利、陰險、嫉妒、小心眼、為了自己的利益而不惜去戕害別人的幸福！我們應該記得，彬格萊小姐坐在一旁看達西寫信，贊揚達西的書法工整，而達西隻是對她半理不理，那一段對話把那個勢利小姐羞辱到了什麼地步？還有，伊麗莎白去彭伯裡的那一次，彬格萊小姐竟當著達西的面揭露伊麗莎白的“家丑”，結果隻落得自討沒趣，在這裡，這位富貴小姐又遭到了何等樣的奚落！這些地方都表明了作者的愛憎分明的觀點：她越是對那些需要愛和幸福的人愛得越深，便對那些為自己利益而不惜戕害別人幸福的人諷刺得越尖銳。伊麗莎白拒絕達西求婚時，除了指責他的傲慢以外，所以還要特別指出達西破壞吉英和彬格萊的婚姻，特別指出達西侵犯了韋翰的權益（雖然這件事後來證明是韋翰編造的），恐怕也就是這個道理。
然而達西和伊麗莎白畢竟結合了。這中間的曲折值得我們留意一下：達西固然自視甚高，覺得向伊麗莎白求婚是委曲求全，是貶低了自己的身價，是違背了自己的意志，然而他畢竟對伊麗莎白有幾分真情真愛。愛的力量和腐朽的舊傳統，在他身上造成了一些畏首畏尾的顧慮，形成了一種矛盾。後他正確地解決了這個矛盾，於是婚姻獲得了美滿的解決。達西那一段自白是很重要的：“我雖然並不主張自私，可是事實上卻自私了一輩子。從小時候起，大人……縱容我自私自利，傲慢自大……他們教我，除了自己家裡人以外，不要把任何人放在眼裡，教我看不起天下人，至少希望我去鄙薄別人的見識，鄙薄別人的長處，把天下人都看得不如我。從八歲到二十八歲，我都是受的這種教養，好伊麗莎白，親伊麗莎白，要不是虧了你，我可能到現在還是如此！我哪一點不都是虧了你！你給了我一頓教訓，開頭我當然受不了，可是我實在獲益匪淺。你羞辱得我好有道理。”這一段話不僅揭露和批判了他自己的階級出身所加於他思想意識上的危害，挖掘了他自己傲慢的社會根源，並且指出了伊麗莎白和他的愛情基礎。伊麗莎白分析得好：你究竟愛我什麼呢？“你對於殷勤多禮的客套，已經感到膩煩。天下有種女人，她們無論是說話、思想、表情，都隻是為了博得你稱贊一聲，你對這種女人已經覺得討厭。我所以會引起你的注目，打動了你的心，就因為我不像她們。”他們的愛情基礎就在這裡。達西如果不是真愛伊麗莎白，就不會做出這一篇真誠而深刻的檢討；伊麗莎白如果不是真愛達西，也不能做出這樣細致的分析。伊麗莎白所愛的達西不是那個傲慢無禮的達西，而是那個戒除了傲慢、批判了那形成傲慢的社會根源，以真心誠意來對待愛情的達西！因此，這並不能算是伊麗莎白向達西屈服，而是達西的傲慢在愛情面前、在未來幸福的理想面前屈服！達西即使沒有彭伯裡的財產，伊麗莎白終於也可能嫁給他！
這兩位青年男女的戀愛場面，到第五十六章纔發展到峰，這也是本書主題思想的高潮。作者在這一章裡，把那典型的封建地主代理人咖苔琳夫人搬上臺來，寫出舊的一代與新的一代之間、腐朽的力量與先進的力量之間、門第出身與愛情幸福之間所展開的一場尖銳的鬥爭。這是一場短兵相接、驚心動魄的鬥爭。一邊是那恬不知恥、倚仗勢力、陰險毒辣、橫潑叫囂的咖苔琳夫人，她特地跑到浪搏恩來，威嚇伊麗莎白，要她解除跟她姨姪達西的婚約（其實他們當時還沒有訂婚！），為的是要把她自己的女兒德·包爾小姐許配給達西；另一方面是機智伶俐、堅強潑辣、威武莫屈、敢怒敢言的伊麗莎白，她指出了達西和德·包爾小姐的那一段搖籃婚姻，固然謀事者在父母，然而成功與否，還得取決於當事人自己的意志；她指出咖苔琳夫人無權過問她的事，休想嚇倒她；她還指出，隻要做達西的太太會獲得幸福，哪怕天下人都看不起她，她也不在乎。兩人一問一答，針鋒相對，矛盾的鬥爭達到了怎樣的尖銳化！伊麗莎白的反抗性又是何等的倔強！結果咖苔琳夫人隻得掃興而歸。作者的進步思想（或者說是她的傾向性）在這一章裡得到了體、明確的表現。她所頌揚的婚姻既不是柯樸斯心目中那種為“全教區樹立一個榜樣”的婚姻，也不是韋翰和麗迪雅那種憑著一時情欲衝動而輕率從事的婚姻，更不是費茨威廉那種要高攀闊小姐的婚姻（見第三十三章），她認為“沒有愛情可千萬不能結婚”，她因此贊揚達西和伊麗莎白這種“為天下有情人樹立一個榜樣”的幸福婚姻！因此我們可以這樣說：如果作者在夏綠蒂身上隻賦予了同情和惋惜，在伊麗莎白身上卻賦予了理想和希望，這也是對她那整個時代裡婦女的理想和希望（盡管伊麗莎白還夠不上一個的婦女的標準！）。
王科一
